按照我的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对象就是资本主义。一般而言，我们都同意资本主义已经存在了至少300年这一观点，而在这段时间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平衡，而且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形式，有一些社会形式更加资本主义，而另一些则表现出较少的资本主义。尽管其形式多样，但似乎还是存在着某种永恒的力量或逻辑，资本总是想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统一起来，尽管从来都没有把它们完全统一起来。就像资本从利润较少的部门转向利润较多的部门或者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那样，商品一经济的逻辑似乎有一定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尽管不能被完全认识，却还是可以被认识的。商品—经济的逻辑一度吸收了扩张性、蔓延性的劳动和生产过程，扩张性、蔓延性说的是资本在长时期内倾向于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吸收其他力量或者塑造其他社会力量，而不是被这些社会力量塑造，不断加深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资本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压力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如果我们看一下资本主义的历史，自我规范的商品一经济逻辑至少从1870年就开始日益加深对经济生活的支配，当然有些人或许会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尤其是今天，国家干预的程度以及其他有组织的干预的程度比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要大得多。这些“常识”的观察表明：必定存在着一些深层结构贯穿于资本主义所有不同的表面形式之中。事实上，尤其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这部著作在理解资本的内在逻辑或深层结构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即使仅仅是第一步，如果还有一部历史著作只是想简单地描述资本主义的不同表面形式，而不去发展其更为深层的结构理论——这种深层结构可能有助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连续性及其运动的方向性——那么它在知识上就是不负责任的，要失败的。

在最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间，阿尔都塞突出强调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做出的巨大科学突破。①在一个资本主义表面上已经取得胜利，经济科学的学术规范也已经确立起来的年代，这样的工作似乎相当刚愎自用，因此它震惊了很多人。而这也正是我打算做的。即使我们的答案常常不一致，阿尔都塞还是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经济科学的独特知识对象，我的目的是把这个理论对象“看作问题”,以期理解其独有的唯一性。随着论证的展开，我希望读者逐渐看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事实上确实代表了经济科学的一次重大突破，这个突破被宇野弘藏一关根友彦更进一步地发展了。

我阅读《资本论》,并没有把它看作一门充分发展的经济科学的成熟著作，因为它有一些语言还很粗糙，就算它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建构经济的深层结构理论，我们透过这些语言也不足以辨认出这种理论，更别说还有一些语言限制了马克思，使得他自己都没能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理论的潜能，当然这也限制了直到今天的评论者们。然而，像葛兰西①那样的人能够敏锐地看出《资本论》是李嘉图(David Ricardo)和黑格尔的综合，这一点儿也不稀奇，因为在发展资本理论的时候，马克思既借助了李嘉图，也借助了黑格尔，但是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到马克思的理论是在言说一种非常新的东西，它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只是第一次尝试，那么只是看到黑格尔和李嘉图的影响就会使我们对马克思理论的新颖之处视而不见。马克思本人被旧的语言束缚着，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所说的东西有多大的潜能和含义。不论是追随马克思的人还是诋毁马克思的人，他们都受政治热情的束缚，在过去一个世纪受高度管制的历史时期，他们都只是在围绕着《资本论》打转，对资本主义之下的经济的本性，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展经济理论时所取得的相对成功之处做清晰的哲学思考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只有现在，而且也许是迫切地需要发展在《资本论》中已经以胚胎的形式存在着的那种具有潜能的科学，这种科学在过去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在等待着降生。因为我的看法是，《资本论》确立起了发展经济理论的基础，并且它具有巨大的科学性和批判性的潜能。

在《观念化的结构》一书中，诺瓦克②从《资本论》中提取出了一种一般的科学理论。尽管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他科学著作之间的相似之处非常重要，诺瓦克的很多观点我也赞同，但是，我在这里要突出强调的是马克思奠定的资本科学的独特之处。我的看法是：马克思新的政治经济学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主流的经济学“科学”相比，是独特的。

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简单地接受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存在，并且把这些“物”转变成数学变量和抽象模型，以期帮助我们更好地操纵这些变量，从而推动创造利润、制定政策，就这一点而言，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几乎完全是工具性的和技术性的。几乎没有人愿意思考经济和非经济、抽象模型和历史分析之间的关系，他们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结果就是：理论简单地接受、推动、促进让经济力量吸收所有社会生活的做法，这些经济力量被视为主导性的驱动力量。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相脱离，这在主流经济学中常常是合乎规范的理想，因而在以主流经济学为指导的经济实践中，这种做法也加重了。

脱离并不只是意味着消极遵守市场的力量，回归也不只是核心的规划。当一些市场主体想要摆脱自我规范的市场，进入各种民主规划形式的时候，我们需要让经济回归到社会之中，而第一步就是我们要看到经济只是一种价值，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价值。在长时期内用这种备选方法来思考经济将会在何种程度上拆散市场，这是由实用的策略决定的，其目的就在于建设更加平等、民主的社会。

到目前为止，这些论断听起来或许并不新颖，而且“脱离”这个术语，或许更多的是在追忆波兰尼①,而非马克思。尽管我认为波兰尼对经济、社会以及“市场的心理状态”说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然而他最重要的贡献是结构经济史、经济人类学，而不是经济科学本身。在我看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取得科学上的突破，是由于他理解了物化，或者换句话说，是由于资本悖论性地既是社会的、又是反社会的——社会的说的是：资本把我们推向一种统一的、由商品统治的社会秩序；反社会的说的是：资本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个人反对个人，让阶级反对阶级，这是一个不断加深的原子化进程。不难证明，“经济与……相脱离”,这表达的只是“物化”,不过是更加想象也更加隐喻的表达，因此也是更缺少科学性的表达。

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但是这种社会关系一旦确立起来，就有了自主性和自身的生命，并能利用其他社会关系来增殖自身。①因而，尽管经济因素在根本上是社会性的，资本还是会变得既相对独立于其他社会生活，又超出其他社会生活，并和它们对立：资本既是社会性的，又是反社会的。经济因素具有反社会的特征，这使得经济看起来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人们可以纯粹数量化地、技术地处理这个领域，就好像使用价值和非经济的价值并不存在一样。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方面，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是既定的，而在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政治经济学看来是一个问题。

现在，我可以更加具体地说明这一章的目的了。在一般思想中，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在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中，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概念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发展。②我想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我的最低目标是从特定知识对象的独特之处开始，重新思考这些范畴。①因而，我要从讨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特定的基本现实开始，进而说明：资本有一种内在本性，这种本性具有独特的本体论属性，这种本体论属性需要非常特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才能把握住，那些流传到我们这里的一般哲学范畴大体上并不适合它们。②因而，从这样的视角来看，“社会本体论”太一般化了，而且因此也太平面化了。如果我们从社会本体论入手，就会看不到资本本体论的独特性，我想要突出的正是这种独特性。

哲学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科学的本性?""什么是语言的本性?”或者“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尽管我们追问事物的抽象的、一般的本性会收获一些知识成果，但是如果我们被它们先入为主地控制的话，它会使我们偏离问题本身，即追问特定知识对象的独特之处。讨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明确差异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是很少有人关注社会科学内部的知识对象的差异，尽管后结构主义集中关注“差异”,而且它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③我下面会证明，赋予资本以独特本体论地位的第一要素是：它是物化了的，并具有自我主动物化的特征。

① 以巴什拉(Barchelard)为基础，勒考特(Lecourt)写道，不存在统一的认识论(参见Cominique Lecourt,Marxism and Epistemology:Bachelard,Canquithem,Foucault,London,New Left Books,1975)。阿尔都塞认为，有效性的标准是内在于每一门科学中的(参见Louis Althusser and Etienne Balibar,Reading Capital,London,New LeftBooks,1970)。茹赫廷(Suchting)则认为不存在“单一的社会科学”,离开各门科学的细节问题而讨论方法论注定是无效的(参见W.A.Suchting,“Reflections upon Roy Bhaskar'sCritical Realism”,Radical Philosophy,no.61,1992)。尽管我同意这些观点，但是要看到，我对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知识对象还是缺乏充分的研究。尽管阿尔都塞写道，马克思做到了科学上的突破，我还是认为他没找到要点。同时，他过多强调有效性标准的内在性(对每一门科学而言是内在的),却没有充分说明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