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资本主义所向披靡，而它的那些矛盾也一天天变得更加露骨。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正在把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扔进令人绝望的经济危机和贫困之中，待遇优厚而又稳定的工作越来越少。同时，对地球环境无法弥补的破坏正在以一种令人越来越恐惧的速度推进。一个巨大的嘲讽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操控、知识风尚的流行，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在表面上的胜利，注意到马克思《资本论》的人越来越少，而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比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加深化了我们对资本深层结构的理解。在这个资本主义带来深重浩劫的时代，知识分子却想要摆脱有力地揭示了资本深层结构的理论，这是多么讽刺啊!

当然，过去有一些人关注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且这种关注在未来还将继续存在，但是很少有人把精力放在完善与提高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上，也很少有人深入思考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从整体上利用这个理论，从而提高我们对具体现实的理解。解读者们典型的做法是掠夺式地开采《资本论》,他们仅仅抽出知识市场上最受重视的那些宝贝，几乎没有人尝试过融入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深层结构的理论世界中，或者去对这个世界进行反思。可是只有这样做，我们才可以详细地描述资本的内在逻辑，包括从经济学和哲学上思考最纯粹的资本主义机制。

为什么几乎没有人走上这条道路，这有一系列的原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已经发现了马克思的价值与价格理论的缺陷，而且由于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理论作为一个整体而具有的哲学深度和力量，他们太轻易地就放弃了它，而没有找出方法来矫正它的技术缺陷。②有些哲学家曾经就这一理论的哲学深度写过星星点点的东西，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经济学理论根基，他们往往没有看到这个理论在经济学上的重要性，即没有看到它是关于资本内在逻辑整体的经济学理论。③此外，还有一些善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激进地重新解释《资本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使它和粗糙的、芜杂的历史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历史中，“内在逻辑”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不平衡总是比平衡更加明显。④在这里，他们为了得到“相关性”和直接的经验适用性，却牺牲了资本深层结构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在我看来，关键在于，我们不仅要理解资本深层结构理论的哲学含义，而且还要严格地完善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经济学逻辑理论。在现代学术的学科分化中，把经济学的分析和哲学的分析联系起来很困难。在我看来，日本政治经济学家宇野弘藏和关根友彦的著作最接近于哲学和经济学的这种关联，而且正是他们的著作为我这本书提供了理论基础。①

事实上，正是通过研究他们的著作，我才渐渐地认识到资本独特的本体论，就其独特性而言，这种本体论不只要求重新思考经济学理论，而且要求重新全面思考哲学范畴。首先，我的这本书是用宇野弘藏和关根友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重新思考哲学，或者也可以说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独特视角对哲学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②正如我所相信的，如果资本是现代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决定因素，而且如果资本有一种独特的本体论，那么一开始从资本的视角重新审视哲学就变得很有必要了。小心谨慎地分析资本的本体论会引导我们挑战、修改几乎每一个哲学学派、学科和范畴。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哲学经济学质疑有关主客关系、语言、知识等的各种一般性的哲学理论。本书反对一般性的哲学理论有以下两条策略：一方面坚持资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独特的，另一方面表明这种独特性何以不能用一般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大多数哲学的典型做法就是这样的)来说明。我的主张是，需要从资本独特的本体论来重新思考许多根本的哲学范畴。例如，如果有主客关系和资本所特有的主体—对象的关系相冲突的话，那么任何一般的主客关系哲学都是无效的。如果对语言的理解和它与资本的关系相冲突的话，那么任何一般的语言理论也都是无效的。而且这本书还提出了这样一种主张，即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资本主义，这门科政治经济学中的辩证法与解构学不仅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是独特的，而且其不同的分析层次之间也有着本体论上的内在差异。

按照宇野弘藏和关根友彦的观点，政治经济学被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分析层次：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并没有暗含目的论)或时期理论，以及历史变迁理论。他们的方法之所以是独特的，就在于它强调每一个层次的特殊性以及这些层次之间复杂的勾连关系。尽管这种方法最早出现于宇野弘藏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日本出版的作品中，但是这种方法对今天的知识环境还尤为有益，因为现在我们对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的陷阱太过敏感了，在增进对这个世界的实质性的认识时，我们变得畏首畏尾。

我们的时代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相对主义、犬儒主义的时代，它没有未来，也缺少切实可行的备选出路。我们对自身理性的能力缺乏信心，这让我们在提出知识断言时变得唯唯诺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一方面由于其抽象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由于其狭隘的工具主义，在过去并没有很好地服务于我们，而且在将来也无法很好地服务于我们。事实上，由于它已经深深地融入资本主义本身之中，它根本无法客观地看待资本主义，而我们需要客观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思考自己的历史困境需要哪些激进的结构以求转变时，客观的东西能够提供基础。这一知识范围急需的理论著作并不是简单的形式主义，而是要能把握住资本深层结构的实质，并能够用它来说明进入民主社会主义需要哪些结构以求转变。

我把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看作资本主义科学的同义语，我们之所以需要这门科学，是因为我们需要理解自己的过去，由此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可能变成怎样，从而迈向未来。资本主义已经笼罩我们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变成了它的创造物。当猖獗的消费主义威胁着这个星球的时候，当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威胁着文明生活的道德品质的时候，我们还能安于现状吗?自从“现存的社会主义”一命呜呼以来，关于备选出路的清晰的、切实的思想似乎也被后现代主义葬送了，这种后现代主义过于自我放纵，太讲求感性主义，它几乎被一切“不可判定”搞瘫痪了。

在主流经济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前者天生就拥护资本主义，后者要么拒绝承认经济学理论，要么把它还原为极端偶然的、语境中的修辞，而且把激进主义还原为一系列超自我意识的文化姿态。或许在“冷战”的大部分意识形态已经散去之后，我们才能着手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考察马克思的资本内在逻辑理论的力量，考察人们的反对意见，毕竟有些人因为马克思的理论看起来像本质主义的理论而想摆脱它。我们需要理论的方法，这种方法既要能够在纯粹资本主义这个抽象的层次上清晰地把握资本的内在逻辑，又要能够在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理解内在逻辑和各种结构、过程的独特的勾连关系，这些结构和过程凭借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搅乱了内在逻辑，把那种紧凑的内在逻辑转变成宽松的逻辑。因为这些结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内在逻辑已经不是完整的逻辑了。

举例来说，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中，有且只有一个货币体系，它由黄金和可以与它自由兑换的货币构成。在中层的阶段理论这个层次上，可以存在国际货币体系、多种国家(或区域)货币体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有地区货币体系，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金本位。更重要的是，各种货币体系的独立性以及它们之间独特的勾连关系不仅在各个阶段上可能有区别，而且在历史分析的层次上，在某些特定的方向上也可能发生改变。然而，尽管这一切非常复杂，由于资本的逻辑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各种货币体系之间至少是有某些共性的，货币体系和黄金之间至少还有要捆绑在一起的倾向，虽然事实可能不是这样的。①因而，在阶段理论和历史分析这两个层次上，由于资本的内在逻辑依然在世界上起着作用，“宽松的逻辑”或“多样的逻辑”只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这种逻辑受资本内在逻辑的力量的限制。

我在这本书中想加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像上面说的，受到了日本政治经济学家宇野弘藏和关根友彦的强烈影响。宇野弘藏是日本的一个思想学派的奠基人，这个思想学派的基础是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严格地重新概念化。他提出的分析层次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中是独一无二的。他表明，我们如果假定了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就有可能提出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这个逻辑是一个自我规范的、商品—经济的逻辑。我们同时又知道，任何社会都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因此为了确定资本的逻辑是如何影响历史的现实道路的，我们就必须考察它与其他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勾连关系。为了这个目标，宇野弘藏提出了我上面介绍的三个分析层次。

关根友彦在很多方向上完善并拓展了宇野弘藏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资本逻辑的辩证结构，在资本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之间找到了明确的平行关系。关根友彦充分明确地承认资本的内在逻辑有辩证法的特征，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中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理论突破。辩证法不仅为全面提高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逻辑严密性提供了基础，而且为在更加具体的层次上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客观的参照。②事实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资本的辩证法是现代社会科学中能够找到的最为客观的试金石。

关根友彦把马克思的资本内在逻辑理论重构为一种严格的辩证法，这有助于澄清纯粹资本主义理论和更加具体的层次之间的关系：在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中，自我增殖的价值克服了使用价值的潜在阻碍，在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物质性的使用价值可以阻止价值并迫使价值妥协。举例来说，中层阶段理论把特定历史阶段上的使用价值障碍都概念化了，而为了使价值能够成为某一个特定阶段上的资本积累类型，价值需要特定类型的意识形态、法律以及政治的支持来控制这些障碍。

很多理论家都曾顺手写到过分析层次①或者抽象层次，但令人惊奇的是，几乎没有人给这一绝对至关重要的议题以它所迫切需要的关注。在社会科学中，如果缺少这样的观念，研究者就很可能以本质主义的方式来使用抽象理论，而本质主义至少会遭到某些专业人士的抨击，并在他们的抨击中变得反理论。推进理论向前发展的一个更有希望的方法是：把抽象理论和更加具体的理论层次之间的关系看成一个问题。我们之所以需要有相对独立的层次概念，是为了避免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用理论把粗糙的经验历史统一起来(如果这样做可能的话),另一个极端是把历史仅仅还原为抽象理论的一种功能。换句话说，由于分析层次坚持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把各个分析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看作一个问题，它使得我们能够维持每一个分析层次的完整性，而不会陷入把理论糅进历史分析或者把历史分析糅进理论之中的困境。

分析层次方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贡献就是：它能够创造性地发展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社会关系理论。在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或纯粹资本主义理论这个层次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因素的本性一目了然，因为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假定市场是自我规范的，并因此把意识形态的、法的和政治的规范形式都视为次要的东西。在阶段理论这个层次上，很少有市场是完全自我规范的，因此，资本积累会受到某一阶段特有的非经济结构的支持。如果说阶段理论基本上还是研究结构的理论、共时性的理论，那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的原则上关注的就是变化和因果关系。在第三个分析层次上，资本主义被设想为一种强大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独特的社会力量，这种社会力量与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发挥作用。

既然已经说明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分析的各个层次，那么就必然要承认，这种研究会提出许多难缠的问题，它们都是这本书认为非常困难并开始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或许，如此之多的思想家在提到需要的分析层次之后就立即转移到其他论题上的原因恰恰是：非常严肃地集中关注这种观点会直接引出许多困难。我相信，此时逃避分析层次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代价是最高的，而这本书将不再逃避。

一开始，请让我接着宇野弘藏和关根友彦的工作，对我眼中的政治经济学的三个层次做一个简要的描述。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研究的是资本的深层结构或内在逻辑，或者说是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理论严肃地处理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即资本在本质上是自我扩张或自我增殖的价值。如果价值要成为自我增殖的，它必须要能够在没有任何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完全通过自我规范的市场而再生产并增殖自身，同时它做到这一点的方法还不能破坏社会生活。这样的社会就是纯粹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资本再生产自身并不断自我增殖，同时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活也能再生产出来。如此看来，资本的逻辑就是一个自我规定的整体，而且由于价值总体在理论上能够把社会经济生活吸收到自身之中，资本的所有根本范畴在价值的辩证逻辑中都能内在地关联在一起。这种理论揭示了资本在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干扰的情况下的运作方法，它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的本质。但是，由于我们有不同的分析层次，这一研究本质的理论并没有本质主义的消极效果，这些效果曾经把后结构主义者搞得心烦意乱。

尽管有些人或许会说，最终还是存在着一个真正的资本本质，关根友彦还正确地辨别出起点、主要范畴以及它们的先后顺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完全同意他所说的每一个细节。因为即使有无数的理论家共同致力于用辩证法探究资本的内在逻辑，在如何最好地表述这一逻辑的细节上，始终还是有差异的。然而，尽管有差异，大家的研究还是向着同一个目的，即寻找最强有力的辩证方法来表述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本范畴(价值、价格、利润、地租、利息、工资等)之间的相互联系。在这个分析层次上，我们想搞清楚的是，例如，资本主义的利润一般而言与资本主义的所有其他基本经济范畴之间有怎样的关系。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资本的基本机制，或者说，在不受外部力量干预的时候，所有这些相互联系的经济范畴是如何运动的。尽管研究者在表述这种理论时会有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些差异都被控制在下面这个范围之内，即辩证的方法让资本的逻辑出现在一个不受干预的语境中，如此一来，我们加于资本之上的就不是我们的逻辑，而是资本内在就有的逻辑，是资本在不受任何约束的情况下表现出的逻辑，是资本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的假设下才表现出的逻辑，而这样的社会只有在理论工作中才会出现。

阶段理论认定，资本逻辑的形象最典型地显现于资本积累的各个不同的阶段上。它的形象必然包含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结构和其他各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的勾连关系，后两种结构的作用是推动资本主义利润的生产。这一层次的挑战在于：我们不仅要把握住起支配作用的经济机制，而且要把握住这些机制是如何与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勾连在一起的，这些社会力量也是积极发挥作用的，有时甚至起着侵略性的作用，但其主要成分不是经济。我们通常会发现：某一个时期最重要、最成功的资本积累的典型类型，尽管有国际性的维度，但往往都位于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的特定国家之中，阶段理论在资本逻辑理论和历史分析理论的帮助下，要从这些国家中抽象出资本积累的范例。

比起建构纯粹的资本主义理论，理论家在建构阶段理论(并没有暗含目的论)时存在的差异更多。按照我的观点，阶段理论应该探讨的是中层理论，这种理论展现的是最重要的社会力量星丛，这些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支撑起了某一个阶段特有的、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积累类型。但是即使研究者在这个目标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还是会有不一致的看法：阶段理论应该属于哪个抽象层次，应该包含哪些社会力量，应该如何应用更加抽象与更不抽象的理论来说明这一层次，甚至在应该分出多少个阶段上也有不一致的看法。

按照关根友彦的观点，由于资本辩证法的基本矛盾是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而且阶段理论基本上再现了价值逻辑和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各种结构(可以把它们看作使用价值造成的限制)之间的内在作用，因此中层理论的基本问题就可以表述为：研究和分析价值的运动向现存制度“妥协”的各种方式，价值为了确立起一个可行的资本积累类型，必须做出这种“妥协”。因而，例如，当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类型包含大规模的经济时，或者在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企业的法律形式变得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或者在国家为了保护工业、促进对外贸易和投资而主动干预的时候，资本的组织形式很可能就是不同的。这种分析的结果是：资本的逻辑变成了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制度的动力机制，后者(国家干预)促进了特定阶段上的资本积累或利润生产类型。由此看来，在资本主义最成功、最典型而非平均的运作方式中，资本位于什么地方(空间、时间以及部门)以及是如何运作的，这才是阶段理论首先要研究的。因为在基本原理这个层次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是价值凭借其自身的力量最难以操控的使用价值。围绕这些使用价值，我们的分析尤其要关注特定阶段上提供的控制它们的制度的支持。资本积累的国际维度和特定阶段上周期性危机的趋势也是这一层次的主要关注点。

如果使用这一抽象理论的关键是价值或使用价值辩证法，那么,历史分析对阶段理论又有什么帮助呢?每一个时期都有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积累形态，这一时期是它们发挥最大作用的“黄金时代”:重商主义的“黄金时代”是1690—1750年的英国，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是1830—1870年的英国，帝国主义的“黄金时代”是1890—1914年的德国和美国，消费主义的“黄金时代”是1950—1970年的美国。毫无疑问，这样划分阶段会有许多争论。①按照我的看法，阶段理论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相互关联的结构类型的星丛，而要理解这些类型又需要资本逻辑和对每一个黄金时代进行历史分析。然而，对阶段理论的历史分析不应该只是狭隘地关注它，例如，在英国的自由主义阶段，英国这一时期资本积累的部分特征是由其自身和世界其他地区有着怎样的勾连关系规定的。

当我们从抽象转入具体时，不一致的观点也会增加，因为在对资本主义做历史分析的这个层次上，不一致的意见不仅出现在如何表述资本的逻辑理论和阶段理论的问题上，而且还出现在如何使用这些更加抽象的分析层次来说明历史分析的问题上。资本的逻辑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大部分的自然世界，而且反过来它也可能受到了它们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是不对等的。例如，资本不停地、直接地塑造了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它也是由后者塑造的，而家庭结构或者特殊的意识形态结构就不一样了，它们或许会抵抗资本的逻辑，而且资本要想塑造它们是需要漫长的时间的。我们的历史分析越是关注长期的结构经济趋势，就越能清楚地看到抽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层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解释是直接相关的。在这本书的语境中，“历史分析”总是指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或者说，“历史分析”的目的在于确定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突出作用，又不拒绝承认其他因素也有重要的作用。

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方法有三个层次，其力量依赖于它在资本的辩证法中获得的客观根据。这里的客观知识和黑格尔的《逻辑学》相似。当然，关于黑格尔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阿尔都塞的观点是，马克思从根本上转变了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置于核心的总体被转变为一个去中心的整体。他的简单的矛盾被转变为多重决定的矛盾，他的表达总体被转变为相对独立的实践结构的总体。他的同质性的时间被转变为不同质的时间，这种时间在彼此的关系中是不平衡地发展的。他的发展的、目的论的历史被转变为极端断裂而没有目的论的历史。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摆脱了黑格尔的概念，例如，“扬弃”(否定或超越)、对否定的否定，以及量变质变。在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做了这些转变之后，有些人或许会好奇，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还剩下些什么。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在坚决拒斥任何一种本源哲学或主体哲学(不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还是先验哲学)上，马克思和黑格尔很接近”①。但是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②甚至在这个论题上，马克思和黑格尔并不那么接近，因为在黑格尔的辩证法历程的终点，这一历程本身不再能容纳其起点和主体。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黑格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仅剩下：历史是一个无主体的过程。

阿尔都塞至少把黑格尔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驱除出去了，和这种做法完全相反，博斯托纳的观点是，马克思“明确地把资本的特征刻画为自我运动的实体，这样的实体即主体……他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特有的那些社会关系是非常独特的——它们具有黑格尔归于精神的那些属性”①。而且在《晚期马克思主义》中，詹明信断定，“任何一次迫切复兴黑格尔的风气都很可能同时引起资本逻辑的复兴——但是本书在这种重读中读出的那个黑格尔将会是一个陌生的唯物主义—数学化的黑格尔”②。由此看来，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的争论依旧富有生命力。

这本书的核心目的就是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本书的方法更为接近博斯托纳，而不是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也不是德里达(Derrida)的后结构主义，但是本书在这样做的时候又和阿尔都塞保持对话，因为他也试图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科学性奠定基础，并且相似地，本书也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保持对话。我打算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来完成这一点，这种全新的方法一方面致力于说明资本主义的深层结构所包含的那些范畴之间必然存在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本质主义造成问题的还原论特征，同时还要保留辩证逻辑的力量。我将提出资本的本质理论，而又不会把历史的结果看成那个本质的直接的或简单的功能。

正像对解构的任何严肃的讨论都必定会牵扯到德里达一样，对辩证法的任何严肃的讨论都必定会谈到黑格尔。因此这本书对他们都有专章论述。然而，我尤其感兴趣的是：为大家呈现一种反黑格尔的敌意，它在试图逃脱他的本质主义的时候，最终陷入了认识论的荒漠，在这个荒漠里，知识只不过是沙丘变幻莫测的边线，它随风起伏，经受着多重决定论的狂吹横扫。德里达本人没有重蹈这种知识荒漠化的覆辙，但是他非常担心理论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危险，这致使他全面粉碎、焚毁了知识。他至少认为知识就是要去把握变幻莫测的风景。对于反本质主义而言，最根本的东西是，我们完全不能认识到存在和思想中的必然性。当然，反本质主义和反黑格尔主义绝对不是从德里达开始的。

反黑格尔的敌意在现代思想中非常普遍，它的目标尤其指向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主义以及他的思想中突出的宗教性。为了澄清和辩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是怎样利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我想讨论一些反本质主义的思想家，当然最突出的就是阿尔都塞和德里达。但是反本质主义并不是天然就与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在现代思想中一个最富有影响的反本质主义的社会科学家就是马克斯·韦伯。尽管看起来，他在时间、空间和知识框架上与阿尔都塞和德里达都没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他发展了经济理论，同时发展了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理论。分析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将会很好地服务于我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是要把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方法与其他人的杰出方法区别开来。

在第1章中，我研究了资本独特的本体论，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本体论使得我们需要多个分析层次。宇野弘藏—关根友彦的方法指引着我的分析，他们的方法是在讨论一系列基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时引入的，这些范畴是在把资本的特殊之处视为知识的对象时出现的。大体说来，我的观点是：资本自我物化的特征把它和作为知识的其他社会对象区分开来了，而资本的深层结构能够用辩证逻辑来把握。

第2章比较了黑格尔和关根友彦的辩证法，前者研究的是纯粹思想的深层结构的辩证法，后者研究的是纯粹资本的深层结构的辩证法。我的观点是：资本的辩证法，尽管在结构上和黑格尔的辩证法非常接近，但仍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甚至优于黑格尔的思想辩证法。而且与黑格尔和柯列提(Colletti)相反，我的观点是：辩证法的思想在资本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中是最恰当的，因为这种辩证法必然会把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看作一个问题、课题。在这一章中，还有对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①和博斯托纳的《时间、劳动和社会支配》②的批判性分析，因为以他们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根基就在于与黑格尔保持各种各样的对话。

第3章分析了韦伯的反本质主义，本章尤其强调了：他是如何把经济以及分析的层次概念化的。我的观点是：韦伯的核心工作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独特性，他的新康德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并没有很好地服务于他的工作，他的反本质主义在有些地方还产生了教条主义。我相信，如果我们只是武断地简单坚持定义和类型学，或者是在最低程度上想要强硬地把它潜在地理论化，都会出现教条主义。

在第4章中，我审查了阿尔都塞的工作，他把资本概念化为知识的对象，同时也强烈地反对黑格尔主义。尽管阿尔都塞就作为知识对象的资本确实提出了许多正确的问题，但是不难发现，他的答案是不充分的。而且，他强烈地反对黑格尔主义，导致他和黑格尔思想中最有成果的方面断绝了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保留了黑格尔主义中那些已经被后人很好地抛弃了的内容。

第5章关注的是解构，并试图把解构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加以综合。这一章尤其关注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①,这部著作是他处理某种极端紧张关系的最新尝试，这里说的紧张关系是在试图保留解构和马克思的某些联系时引起的。在克服这种紧张关系时，瑞安(Ryan)②和吉布森-格雷汉姆(Gibson-Graham)③等人试图走得更远，本书也会讨论他们。尽管我的分析对把解构看作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基本上是批判的，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它的有限的作用，它使我们对各种不受欢迎的本质主义形式更敏感了。用我主张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说，这意味着：解构同意我们有不同的分析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