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阐述资本时抛弃了三个主题为一组的计划，尽管他在《手稿》中已经系统地利用了这一计划。然而，在建构“经济学”的六册计划时，他又保留了三个主题为一组的模式。因此，无论如何马克思也不可能修改这一计划，同时也不会改变分析模式的辩证的本质，其分析的目标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2]。从本质上看，这一计划比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出乎意料的再发现要早。然而，一旦马克思再次陷入大师长期被遗忘的辩证法中，他只有通过对《逻辑学》的概念三段论的取代才能解脱。“经济学”的六个分册有两个主题，每个主题由三个范畴组成。两大主题中，一部分关注资本，一部分关注国家。就马克思而言，辩证法既不是黑格尔所谓的“概念的运动法则”，也不是“内容的本质和概念”的方法。[53]如果马克思接受黑格尔将“否定”定义为“所有活动，所有自发的生命活动，辩证法的灵魂的源泉”[54]，实际上，他会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揭示这个定义：对马克思而言，在历史进程中，否定起了对抗和解放斗争的作用，这个可以被理解为过去几代人的回忆，理解为未来的创造性活动和自发活动。

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相当于质变，甚至是升华。马克思使用了几乎所有的黑格尔逻辑“范畴”的概念性内容。正是黑格尔曾经这样写道：“任何事物与生俱来就是相矛盾的。”这个命题“区别于其他命题，揭示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或者甚至是“制度”的真相和本质。[55]马克思继而把这种客观的否定的法则运用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上，运用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上。“经济学”计划的第一个三段式很容易与这种“否定”的理性运用相适应。我们只需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顺序和在《资本论》中的顺序进行对比，就能看到其在概念上变化的程度。如果马克思将雇佣劳动这个主题放到资本这个主题里，他必然就会抛弃他的著作的方法论前提，也就是否定“会本末倒置”。换句话说，他将不得不放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从资本到雇佣劳动的双重过渡——在肯定的方面是通过农业工人转化为雇佣工人（剥夺了财产），在否定的方面是通过作为私有权的土地所有权的解体进而转移到国家手里（地租转化成公共租金）——最后通过雇佣劳动导致资本的“否定”。“从雇佣劳动方面来的否定只是对资本的隐蔽的否定，从而是对雇佣劳动本身的隐蔽的否定。因此，现在要把雇佣劳动当作与资本相独立的东西来考察。”[56]计划与方法的关系，一方面明显地可以被理解为由抽象程度决定的经济范畴的必须优先安排的顺序——在特定意义上是具体化和复杂化程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按照三大社会阶级历史演化的程度。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优点的明显依赖，我们常常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察觉到。在《资本论》中，这种依赖变成了一个类似模仿的程序。而且，我们注意到玩弄黑格尔阐述方式的欲望不仅体现在《资本论》头几章的价值理论中，而且还体现在最后一章中。就整体性而言，最后一章仍然可以被看作著作的自然终结，也就是“经济学”的第六册，即最后一册。似乎是马克思开始怀疑他完成第一个三段式的可能性，因此希望预想一下它的辩证法的结尾。他先简要描述了资本的“萌芽时期”，即对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残酷剥夺，对生产工具的“自由的”和私人所有者的剥夺；接着描述了第二个阶段，资本的真正历史或者那些成为“大批雇佣工人的领导者”的资本家剥夺的历史。这个过程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来实现的。随着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里，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的网络中，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最后，在走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新的奴隶转变为新的个体，变成了新的剥夺者。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矛盾法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设想：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7]

当马克思考虑旨在详细解释资本的“否定”的历史的和辩证的过程的雇佣劳动这一分册时，他自然会想到诸如此类的辩证原则。但是，如果认为这本著作的缺失给马克思的著作留下了一个无可挽救的缺憾，那就是错误的。[58]这对《经济学》的其他几册也同样适用。例如，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著作的大量的阐述中，拼凑出国家这一分册的框架。就像前面所揭示的，马克思在率先系统安排各种各样的经济主题和范畴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为国家这一分册确立了理论领域的概念的界限。国家是社会的“综合”，是一种政治上的等级制度，是劳动分工的决定性结果。国家被分析和看作明显奇怪的因素和制度的复合体，诸如非生产性阶级、税收、国债、信用、人口、殖民地、移民等。

当马克思在十二年前准备他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他在笔记中详细阐述了下面的计划。这个计划仅仅涵盖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主题，与后来的计划相比显得相当不成熟：

1.现代国家或法国革命的起源历史。

对政治因素的专横的夸大，与古代的国家相混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将每个都分成商人与政治动物。

2.宣布维护人权和国家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

3.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

4.议会国家和宪章。议会宪法国家；议会民主国家。

5.权力分离。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

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政治俱乐部。

7.行政权力。集权和等级制。集权和政治文明化。联邦主义和工业主义。国家管理和地方管理。

8.司法权力和法律。

9.国家和人民。

10.政党。

11.选举权，为取消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斗争。[59]

这个提纲构成了在“经济学”框架中将要实现的广泛的研究和阐述计划，并让我们再次坚持这一点：并不是由于计划的变动，马克思才没有写国家这一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经济学”中尚存的计划和主题，特别是《资本论》中的计划和主题，考察从各种各样没有完成和已经完成的著作中抽取的关于方法论的思想，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如果“理解”这个字眼太生硬——计划的后三册的逻辑关系的本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国家这一分册中，我们了解到这种实现是通过对民主社会的侵犯和侵占而形成的。这种观点将国家看成是民主社会的“发源地”，前者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60]马克思选取了抽象原则，使自己致力于用单独著作的方式来解决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问题。以这一原则为基础，马克思形成了一种类似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研究方法。[61]因此，为了说明资本的形成，马克思假定商品的价格和价值完全相符合。“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些现象时，不致被那些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62]此外，为了解释资本积累是通过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而实现的，马克思的方法要求对外贸易应当被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

为了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其纯粹的状态下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做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63]

尽管没有对外贸易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但马克思为了使用抽象方法而采用了启发式的虚构：

因而，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因此，我们把它完全撇开。[64]

当然，要得出关于对外贸易这一分册的形式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适当概念，这些评论是远远不够的。尽管马克思后来的著作表明，他已把他的研究转向了劳动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总的来说，这些评论也没加到1857年的最初的计划中。我们同样也很难推测出“经济学”最后一分册的可能的结构。依据第一个计划，最后一册是要考察危机和世界市场。另外，马克思在他没有出版的著作中留下的阐述也很少。从中我们可以零星得到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创作这一分册的大体印象。如果马克思已经完成了“经济学”，他会运用这些论断来构建这一册，即六册中的最后一册的结论，注定会突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矛盾，突出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由世界市场支持和滋养着的“整体”。在最后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旨在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基础。[65]

信用制度中固有的危机的萌芽本身就是一种未来复兴的迹象，这种复兴提前表现为生产制度中两种资本主义的升华：股份公司和工人的合作工厂。马克思再次使用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范围内的“否定”（或扬弃）。[66]它代表了经济过程的局限性。从资本的立场出发，在将资本的积极的作用物转化成掌管其他资本的简单的管理者时，即在将生产工具、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和在资本再生产实际过程中发生的作用相区分时，这个过程仍在继续。从劳动的立场出发，它打开了旧的体制中的一个缺口，因为在一个企业中雇佣工人作为合作人，变成了生产工具的主人。摆脱了这种制度框架内资本家的个人权威，他们设想着将来的人会怎么样。将来，联合劳动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将被确立：

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67]

作为一名承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思想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愿望并不是建构任何科学或哲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只是要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68]。不过与他的老师相比，他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存在方式。如果他最后不能提供有关人变成人类、社会变成社会交往是历史必然的统一的科学依据，那么马克思用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提供的雄辩事实，证明了人类解放的道德必然性。这是他以前的所有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

就马克思的想象力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范畴的批判还远远不够。在资本和国家统治的社会中，马克思仍然看到了一种新制度的建设性方面和相关因素的萌芽。马克思拒绝编造未来社会和乱开药方，拒绝模仿他的乌托邦的先驱和老师，但这绝不表示对乌托邦的否定，而是对乌托邦的升华。马克思的批判计划开始于1844年。马克思后来的一系列著作都是针对这一计划而写的，展示了一种“肯定的见解”[69]。马克思连同摩西·赫斯、恩格斯在准备“17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时又开始了这一计划。[70]我们在马克思1844～1847年的笔记中发现了下面的主题。鉴于马克思新的但还没有形成的历史计划，我们最可能对这一主题进行如下阐述[71]：

很明显，这种安排并不是在纸上随意写的人名簿；相反，它仍然与精心决定的历史与逻辑发展的顺序相吻合，与马克思个人的研究计划和出版作品相吻合。这些让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实现乌托邦历史的革命途径。“经济学”作为对资本和国家的科学批判，马克思对它有着严格的方法论计划，除此之外，他又增加了一个在形式上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计划。这个增加的计划对今天世界的意义更大：它揭示出要将乌托邦的“合理内核”看作人类环境模式，而这种模式是现在处在命运十字路口的物种必须建构的。

[1] Cf.Rudolf Hichel，afterword to Book Ⅲ of Kapital （Frankfurt a.M/Berlin/Vienna：Ullstein：1971），pp.880ff。对那些表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作者可能被指责为戴着他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对手所戴的同样的眼罩。对于马克思首先作为一个概念构建而进行阐述的、深思熟虑的和逻辑令人信服的对象，希克尔（Hickel）称为“主题范畴”和“第一个临时计划”。他这样做也打破了马克思给他的读者投下的信念，忽视了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的可能性。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8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8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2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69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2卷，53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534页。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提出了六册“经济学”计划，而且提出“资本论”三部分的计划，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正如我们在前面的论文中所注意到的，亨利克·格罗斯曼忽视了这一信息。这导致他臆造了“计划改变”的看法。如果将这一点考虑进去，他可能不会认为马克思到1863年才以理解原则（the principle of knowledge）为基础采取新的阐述方法，替代了以材料原则（the principle of matter）为基础的早期方法。实际上，“理解原则”是“经济学”计划的基础，马克思根据这个原则写了《手稿》。

尽管亨利克·格罗斯曼在1929年还不可能了解《手稿》的存在，但是他肯定注意到了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这封信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经济学”计划，并且在1922年就出版了。罗曼·罗斯多尔斯基在著作中也做了同样的批判，希望“至少拯救一半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但是犯了与格罗斯曼类似的错误：他在讨论中不仅忽视了这封重要的信，甚至在“这个计划的解释性的概括……相对马克思著作的组织”中遗漏了它。Rosdolsky，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Kapital”（Frnkfurt，Vienna，1968），p.78。但是，同样是他，在著作的开头提醒我们，《手稿》“必须被认为重要参考了黑格尔，必然表明从本质上来源于（更具体地说）黑格尔的《逻辑学》”（Rosdolsky，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Kapital”（Frnkfurt，Vienna，1968），p.10）。

[8] 我们也可能列举1847年没有出版的关于“工资”的手稿以及1849年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96页。这个文献之所以特别重要，有下面两个原因：（1）它与任何计划改变的看法相矛盾；（2）它表明马克思继续在任何意义上都尊重以“三个过程和四个部分”的《资本论》最初的计划。在1858年开始阐述的计划预见在一般资本之后，作者将阐述众多资本的竞争、信用和最终的生息资本（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299页）。尽管他确实在手稿中为准备《资本论》第三卷而阐述了众多资本的竞争、信用和最终的生息资本，但是他向他的读者提示这些考察只是初步的。亦可参见《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450页。（这一章的开头就是“信用和虚拟资本”）

[10] 参见本书“马克思经济学史”部分中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计划”。

[11] 马克思在1861年8月和1863年5月写了23本笔记，再加上1857～1858年《手稿》，成为四卷本《资本论》中的第一卷的组成部分。与恩格斯不同，我们认为马克思留下的手稿仅仅是《资本论》的初级的、不定型的材料；只有第一卷才是一个完整的著作。马克思还完全修正了其法文版。下面一段与第一卷相关的话是在它出版的前一年给恩格斯的信中所写的，更容易概括后面的著作：“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35页）

[12] 马克思的手稿经常对国家做出诸如此类的描述或批判性的攻击。尽管这些论述是不完整的或零碎的，它们足以表明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以这些零碎的论述为基础，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声称捍卫没有国家的、没有货币的、无神论的社会，认为马克思是无政府主义的唯一的真正的理论家。Cf.“Marx theoricien de l'anarchisme，”in M.Rubel，Marx critique du marxisme （Paris，Payot，1974），pp.42-59。

[13] Pha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807），preface，p.lvii。我们运用“同样的重要性”来表述是有意的，因为马克思本人认为他“退回到根本”，使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再神秘。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表明黑格尔与他本人之间的差异的方式。黑格尔是他以前的老师，他已经忘记黑格尔很多年了，然后其作为他发展中的一个刺激性的推动力量而重新被发现：“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上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2页）我们有兴趣地注意到，这个版本的原始说法与由约瑟夫·罗伊（Joseph Roy）翻译的、马克思修订的法文第1版并不相同。原始说法并没有提到“现实运动的反映”，而是提到“观念”。对马克思来说，“只有物质才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我们对这两个出版的文本的兴趣得以提高的原因在于，原始文本中否定的认识论上的二元论在翻译中重新建立起来。断言现实是由于人的头脑移入并改造过成为思想内容，这意味着“现实”是主观的。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我们知道他的“新唯物主义”是与“旧的”相对立的，并认为世界和社会是积极的、“批判的和实践的”主体的创造。“被反映的现实”的理论更与恩格斯及其热情的、同样幼稚的模仿者列宁的认识论相吻合，而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去甚远。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替代了黑格尔现实的造物主——“理念”或“概念”——而形成另一种造物主：批判的、积极的和革命的主体。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43页。马克思的朋友费莱里格拉特（Freiligrath）送给他的一个礼物就是原来属于巴枯宁的几卷黑格尔著作。这使马克思有机会重新与他的“导师”对话，而他在十五年前与黑格尔相脱离，批判和指责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危险的“神秘化”。十八年后，马克思可能再一次谈到所写的关于辩证法的论文：cf.the letter from Joseph Dietzgen to Marx，Jan.16，1876（Archiv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Amsterdam；D Ⅱ，23）。马克思一定会对不能实现这个计划而感到遗憾，不仅因为他认识到它具有内在的重要性，而且甚至因为他一定会自己感觉到自己对于黑格尔态度的模糊性。并且，从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关于这个计划的持续不断的争论看，任何后悔的感觉也确实被证明是有根据的：“马克思和黑格尔”仍然是马克思学中最富争议的主题。

[15] 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1857年12月18日）和致拉萨尔的信（1857年12月21日）中同时运用了这个术语，具体说明了他在当前商业危机的刺激下在“工作量很大”、很“认真”地研究着。他希望“在洪水之前”（1857年12月8日）完成，并且摆脱压在他身上的这个“讨厌的东西”（1857年12月18日），因为他被迫白天给新闻报刊写稿子，只有在夜里才能进行科学研究，并且时常受到健康恶化的困扰和阻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40～14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1～32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4页。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两个体系的代表从名称上界定下来。对17世纪来说，他无疑留意那些在大的民族国家形成时期受到强政府支配的重商主义体制的捍卫者。政府主张快速人口增长、贵金属的积累、城市制造业的扩张和对外贸易。从现代科学的经济学家中，马克思得出一种认识，即认为重农主义者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这种赞扬是因为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第1册，1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第3册，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5页。最初我们会看到“…es als ein geistig Konkretes zu reproduzieren”，我们也可以翻译为“在心里再现具体”。关于对黑格尔设想从抽象到具体的步骤的进一步讨论，参见J.Hyppolyte，Genese et structure de la Phenomenologie de l'esprit de Hegel （Paris，1946），pp.66-67。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6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1～32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131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0～31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2～33页。

[2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七个笔记本的基础上建立了这个计划。这三个部分与未来著作《资本论》的主题相对应。但是，马克思能够出版的只是这些著作的第一部分——得到最广泛的阐述，它的结构也是最与它的内容相贴近，成为《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585～592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85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93～94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75～176、179～180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180～181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07页。关于对马克思在历史的视角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的明晰的解释，参见R.Rosdolsky，“Der Gebrauchswert bei Karl Marx，Eine Kritik der bisherigen Marx-Interpretation，”KyklosⅫ，no.1（1959），pp.27-33。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465～51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卷，69～72、359～375页。

[33] 原文是“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权”，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21页。

[34] 原文是“然后考察雇佣劳动”。

[35] 原文是“其次是国家”。题目放在括号内仿佛是表明在“国家”这一册范围内来考察他们。

[36] 原文是“最后，世界市场”。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20～221页。我们已经用提纲的形式为它们排序，标上了字母A～F，以便读者认识这六分册。

[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33～234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4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43、280页。

[41] 在1859年起草的计划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585～589页）第五点明显标志着经过土地所有权阶段，资本转向它的对立面——雇佣劳动——的过渡。在马克思的写作中，尽管有大量的关于导言笔记的论述，但并不能证明他将雇佣劳动这一册写入资本册之中。

[42] 这个提纲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第ⅩⅧ笔记本中可以找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第1册，446页。在此，我们发现第三册的计划实际上是《资本论》第三卷。然而，将来第二卷的构成消失了。

[43] 换句话说，马克思甚至都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将上述第七个标题的手稿和为第七和第九个标题准备的十五个笔记本都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内容。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49～150页。马克思写到他不能估计“总体”这一层面，他打算把全部著作“不定期地分册”出版，准确性因此会为其一般性的理解而受到影响。但是他打算将这部著作看作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一部，也就是“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批判性分析”。“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体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了。在宣称这些宏伟的科学计划时，马克思希望给他的自负的朋友拉萨尔留下深刻的印象。拉萨尔刚刚出版了《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eraclitus the Obscure）。在这个版本中，拉萨尔自称是黑格尔的信徒，打算将自己献身于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跟恩格斯的信中评论道：“［拉萨尔］会了遗憾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47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533～534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57～158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39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36～237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58页。1859年2月2日，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明确指出他把“全部政治经济学分为六册”，第一次传递了“第一次”的准确内容。他补充道：“至于第三章《资本》，我要等到重新有了坚实的基础时再出版，我这样做的政治动机，你是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9卷，553页）

[50] Cf.Rosdolsky，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Kapital” vol.1（Frankfurt，1968），p.59。尽管奥托·莫尔弗（Otto Morf）抛弃了格罗斯曼提出的计划改变的动机的思想，但是他接受了计划改变的思想和罗斯多尔斯基的观点。所以，马克思被认为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已经分析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地租。Morf，Geshchichte und Dialektik in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Zum Verbaltnis von Wissenschaftstheorie und Wirtschaftgeschichte bei Karl Marx （Frankfurt a.M./Vienna，1970），pp.105，173-174。向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传统教条主义让步从作者对马克思正式声明确认对土地所有制的系统研究并不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计划的内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第2册，300页）另外，莫尔弗掌握了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关于双重——历史的和逻辑的——过渡的本质（cf.Morf，Geshchichte und Dialektik，pp.195-215）。尽管《手稿》的文本并没有明显背叛马克思从黑格尔继承下来的遗产，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他抛弃了黑格尔的形式化的充分意义。

最近，另一个学者Winfried Schwarz［“Das ‘Kapital im allgemeinen’ und die ‘konkurrenz’ im okonomischen Werk von Karl Marx.Zu Rosdolskys Fehlinterpretation der Gliederung de ‘Kapital’，”in Gesellschaft：Beitrage zur Marxschen TheorieⅠ（Frankfurt a.M.，1974，pp.222-247）］已经理解了罗斯多尔斯基在马克思的方法论和讨论《资本论》中“竞争”问题的地位上存在的错误。但是，他完全忽视了对整个研究计划的质疑的推论的结果。用他自己的话说：“马克思研究的结构计划和体系问题……并不是文献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方法论问题。”（cf.Morf，Geshchichte und Dialektik，p.222）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页。卡尔·科尔施在1920年没有发表的手稿中，考察了马克思的后继者所忽视的问题，即他们并没有关注将“马克思所采取的原则延伸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批判的体系中”（“Einige Grundgegriffe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von Karl Marx，”Manuscript of five pages conserved in the archiv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Amsterdam，p.2）。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0页。

[53] Enzyklopa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p.243.Cf.Rechtsphilosophie，p.31（Bemerkung）。“这种活动并不是主观思想的外部活动，而是引起它发芽和开花的内容的真正本质。”

[54] Logik，part Ⅱ，section Ⅲ，chapter 3；in the Lasson ed.（Leipzig，1951），p.496.

[55] Logik，part Ⅱ，section Ⅰ，chapter 2；Lasson ed.，p.58。列宁表达了对这个阐述矛盾原则和所有自发的运动。他问道：“谁会相信这就是‘黑格尔主义’的实质/抽象的和abstrusen（费解的/荒谬的？）黑格尔主义的实质呢？？必须揭示、理解和拯救、解脱、澄清这种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做到了这一点。普遍运动和变化的思想（《逻辑学》，1813年）还未被应用于生命和社会以前，就被猜测到了。这一思想应用于社会，是先被宣布的（1847年），应用于人，是后来得到证实的（1859年）。”（《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列宁明显参考了《共产党宣言》（1847年），并参考了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1859年）。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具有追求“唯物主义”的痕迹。列宁明显对我们在这里阐述的问题不感兴趣，他甚至可能忽视它的存在。但是我们要对他的那些详尽地讨论辩证法而丝毫不提“经济学”计划的后继者说些什么呢？可参见M.Rosental，The Problems of the Dialctic in Marx's Capital （Moscow，1959）；E.V.Ilienkov，The Dialctic of the Abstract and the Concrete in Marx's Capital （Moscow，1960）。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238页。

[5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74页。当重读这些文章时，马克思也可能已经想到了读者对大师的辩证法并不是很熟悉。大师的迷人的魅力又一次影响了他，因为他决定回归到一种更具体更直接的语言。事实上，他用了源于《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引语结束了《资本论》的最后一章——加在了脚注中。在这里，资本的“否定因素”看上去应该是资本的“掘墓人”。

我们故意把“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这一章作为“最后”一章，尽管在《资本论》的最初版本中，它排在了“现代殖民理论”这一章的前面。在这一卷出版的时候，马克思关心的是避免审查者的审查，并依照他的政治本能而不是受到逻辑推理的支配。因此，我们坚持认为马克思有意识地颠倒了最后两章的顺序，从而使这本著作不是以剥夺者被无产阶级所剥夺的胜利来结尾，而是以“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否定”而结束，以对工人的剥夺而结束。马克思希望从此避开普鲁士的审查者。在普鲁士，违背刑法典被看成是“叛国”，会“引起相互仇恨或鄙视”。这就是为什么恩格斯认为“书在普鲁士有可能被禁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1卷，340页）。

[58] 马克思不仅是工人阶级运动的科学理论家，也是道德价值的隐含的理论的作者。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道德原则已经被理所当然纳入某些像安东·潘内克（Anton Pannekoek）、罗莎·卢森堡、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等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的法国，工人阶级运动以革命性的工团主义为标志。在乔治·索雷尔，这个这场运动的理论家和宣传者眼中，这种工团主义在所有社会的和革命的经历的鼓舞下开辟了一场最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运动。Cf.Neil Mclnnes，“Georges Sorel：Apercu sur les Utopies，les Soviets et le Droit nouveau，”in Cahiers de l'I.S.E.A.，Series S，Etudes de marxologie，no.5（Jan.1962），pp.81-112。

在马克思的鼓舞下，第一个真正做出科学努力的无疑是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1913年）。尽管忽视了经济学计划的问题，但她认识到了《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并没有结束。此外，她利用马克思抽象法的可能性，成功地完成了在其著作的副标题中的承诺：为阐述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做出了贡献。尽管她的论述并不充分，但她的著作的基本精神是令人振奋的。由于她的勇敢的、独立的思考，她的贡献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引起了争论和非议，尽管她的悲剧性的个人命运象征着在政党压抑的保护下工人阶级运动的命运。人们可以在少部分作者中发现精神的独立性，这部分人的“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降到了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道德上。参见Serge Bricianer，Pannekock et les Conseils ouvriers （Paris，1969）。保罗·马蒂克明显与荷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潘内克保持密切关系，也在当代经济理论中保留着马克思的批判方法，参见他的著作Marx and Keynes （Boston，P.Sargent，1969）。

[59] MEW3，p.537.（马克思对于最后四个方面编号为8′、8″、9′、9″）

[60] 最近研究表明，“经济学”最后三个册的关系以及所有六册之间的关系归为两组（三个为一组），这与黑格尔的《法哲学》（Rechtsphilosophie）后面的逻辑与主题发展相平行。Cf.J.O'Malley，“Marx，Marxism and Method，”in Varieties of Marxism，ed.S.Avineri（The Hague，Nijhoff，1977），pp.7-41，esp.pp.22-25。

[6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93页。马克思一致尊重这个原则，这可以从下面的话中看出：“在我们叙述的这个阶段，工资这个范畴根本还不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8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670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528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500页。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497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499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6卷第2册，183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卷，8页。

[70] 恩格斯致马克思（1845年3月17日）：“我们在这里打算翻译傅立叶的著作，如有可能，干脆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你认为对这一套丛书来说，哪些法国人的著作值得翻译，也请推荐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347页）一些天以后，恩格斯再一次提到这个计划，强调著作的选择要根据它们对于当今的“积极的内容”，最好还要关注它们的出版时间的顺序：“既然我们两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无论如何必须使它得以实现，——我指的是这套丛书。赫斯给定很乐意参加这项工作，我也一样，只要我有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350页）另外，他们还提到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主义者的优秀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347、349页）。这个计划在出版商列斯凯将其否定之后，就被搁浅了。

[7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马克思在1949年离开科隆（Cologne）时所拥有的这些著作目录可在下书找到：Ex Libris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ed.B.Kaiser and I.Werchan（Berlin：Dietz Verlag，1867），pp.212-220。在这里，我们注意到还有下列人的著作：康帕内拉（Campanella）、 路易斯·勃朗（Louis Blanc）、巴枯宁、魏特林、托马斯·雷恩（Thomas Raine）、 洛仑茨·冯·施泰因、雷汉德·佩克尔（Reyhand Pecqueu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