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以德语为《对两个世界的审视》撰写政治文学报道时，法国作家泰兰迪尔抱怨青年黑格尔派“奇怪的、半神学的、半共和的演说”[1]。泰兰迪尔沉闷的描述被很好地应用于卢格，卢格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承担了同样的批判，这种批判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在神学中所追求的内容。[2]的确，如这些名人在神学领域所做的一样，卢格设立了短暂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政治议程。从1839年爱德华·甘斯之死到1843年《德国年鉴》的镇压，卢格，不容争辩是最突出的进步的黑格尔主义政治作家。但是不像甘斯，卢格对黑格尔的政治体系发起了根本性的攻击。再者，与甘斯相比，卢格的思想路径也促使他远离了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则。在马克思之前，卢格比任何左派黑格尔主义者更有力和更清楚地标志着激进的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道扬镳。然而，由于卢格是一个坚定的新闻界和代议制政府的捍卫者，很多早期的学者选择把他归为自由党人，以及德国资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领军人物之一。鉴于这个观点，德国的自由传统被同化，他也因此“分享”了此中公认的缺陷，即对权力的信任和对国家自由认同的意愿。在卢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绝对国家”的观念和他对俾斯麦的支持似乎将他置于这样一种境况，即诋毁19世纪德国自由主义者的传统，这些自由主义者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成为权力国家的崇拜者。[3]

事实上卢格和很多其他三月革命的激进主义者一样，常常把自己认定为反对普鲁士专制主义的重要运动中的自由主义者。[4]但是卢格在任何意义上来说既不是集权主义者也不是自由主义者。相反，在他最激烈和最重要的活动时期，从1838年到1843年，当编写了《哈雷年鉴》和它的后继者《德国年鉴》之后，卢格转向了彻底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混合了古典民主共和主义和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这一章将会说明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神学政治学关于人格的争论如何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来衔接卢格越来越激进的立场。鉴于这种常见的修辞学和意识形态的背景，卢格的思想发展与我们在前两章中追寻的轨迹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都很相似。然而，在费尔巴哈的社会政治责任深深嵌入他的神学和纯理论哲学批判的那些地方，卢格的政治思想就停留在明确而简洁地阐述人格的神学批判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这一层面。卢格的著作就像是一面三棱镜，折射出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神学—政治学的研究直接朝向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蜕变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