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分歧的政治人格之争，对于19世纪30年代后期和19世纪40年代黑格尔激进主义之发展不啻为一种重要的催化剂。我们已看到，这一争论正是德国政治在君主制之本质、立宪改革以及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等问题上更大冲突的一种表征。所有这些问题在1789年法国革命的实践政治形式中最早被提出。1815年席卷欧洲大陆的君主和专制霸权的复辟短时间内控制住了这些问题，但1830年七月革命又重新激活了所谓的“运动党”。然而，法国革命在德国引起的回声，不仅仅只是震撼到自由主义者和一小部分共和主义者进而使其处于警觉状态。德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就开始于七月革命——这不是就无产阶级政治的形式而论的，而确切地说，是就巴黎学派关于一个社会平等的新时代的预言而论的。法国社会主义观念在德国的接受与放大，是一个比黑格尔主义与非黑格尔主义在普鲁士的冲突范围更广的现象，这与19世纪30年代的立宪之争是十分相似的。然而，在标志德国社会主义之讨论的神学与社会问题的交汇中，德国人对这种新的社会思想的兴趣是与30年代后半期的关于泛神论和人格主义之政治论辩交叉在一起的。泛神论之政治话语必须与政治论辩一道被视为黑格尔左派激进化的关键因素。

赫尔曼·鲁勃曾这样写道：“社会问题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是一个发现；到19世纪40年代末，它变成了口号。”[63]德国“社会问题”在两个方面具有“发现”的意义：首先，社会观察者、新闻工作者、官员以及知识分子越来越注意到德国下层群体的窘境。[64]观察者发现，过去长期被认为是贫困者固有的、稳定的困难已发展成一种不断恶化的普遍贫瘠和无家可归，这与那个年代百万德国人的客观状况完全一致。无数的现代研究者认为，普遍贫瘠是适应新兴工业资本主义秩序之阵痛过程的一个结果。[65]但实质上，工业化在当时德国只能带来一种初生的阵痛，存在的一些工厂并不能成为大规模贫瘠产生的根本原因。学者们现在也基本达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即这种严重危机的经济根源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而不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工业化有关。19世纪30年代德国较低的社会阶层处在这样一些问题之交叉的煎熬中：一方面是18世纪晚期以来人口的急剧增长，另一方面是下层群体之解放的要求，还有就是缓慢发展的经济根本无力吸收在转型——从野蛮社会到工业社会——初期形成的大规模就业大军。[66]在乡村，不断增长的人口、贫民摆脱农奴制的解放、公有土地的占用[67]以及减少对贫民合法义务的新的贫困法，使一个新的无土地的贫困阶层产生出来。在城镇和城市对封建残余的攻击，也带来了类似的结果。随着德国废除了对行会的保护，工匠在自由贸易和主导性的工业化之压力面前变得敏感而脆弱。一部分技艺娴熟的工匠能够进入新的工厂管理层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职位上，而剩余的工匠则只能与来自乡村的那些贫民为获得有限的、低薪的工厂工作机会而竞争。德国的任何一个部分（除城市工人和工厂）在1850年之前都没有“工业”经济，但城市工人却使之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产生出来了：工人不再与旧的行会有任何关联，他们现在是在规模不等的机械化工厂中劳动。[68]

现代社会的观察者以指定一个新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一术语来回应这些社会变化。“群氓”这个旧术语逐渐被抛弃，标志着对贫民之分析的一个重要变化，同时也表明现代德国人开始讨论工业阶级的问题。“群氓”总是用以指认根据等级次序来划界的传统社会中生活在底层的人，而在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语境中，最底层的人的贫困被认为是社会的一个自然属性，或者是人类原罪的一种显现。相反，无产阶级这样一个由贫困工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被看作是由新的经济力量、新的劳动和工资关系造就的一个社会阶级。[69]贫困问题于是就成为许多德国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当现代人将这一问题与一种特定的现代危机联系起来的时候，它便具有了历史性的内涵。到19世纪30年代后期，贫困问题以及新生的工人问题已成为重要的论辩和讨论的主题，虽然在关于德国现状的研究中没有对此进行专门论述。这些问题在30年代或许已经完全凸显出来，不过只是到40年代，才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植于经济脱位、竞争的加剧以及社会同情和社会团结之早期形式的崩解——放大其积攒的消极后果后变得前所未有地严峻。我们有必要承认，德国人在19世纪30年代对社会问题的感知，实际上在根本上是来自于他们对英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认识[70]，同时也来自于他们的早期法国社会理论知识（这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借助于外来的文献资料和概念框架而开引出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