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与马克思两种立场之间的关系未能被发现，这一现象的产生可追溯至多种原因，但只有其中一部分与哲学有关。研究费希特的学者对马克思并不感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用费希特哲学的标准来加以评判的话，马克思的著作似乎缺少某种哲学的特性。相反，马克思很少提及费希特，我们只能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期的通信中发现马克思对费希特思想的关注。研究马克思的学者也很少关注费希特，因为费希特所代表的哲学形态浓缩了被马克思所拒绝的哲学之特性。

尽管这些理由总是包含着某些道理，但没有一个理由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鉴于研究者们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曾有过各色不同的考察视角，以上提出的种种理由都不能解释为什么没能对费希特和马克思的思想进行系统的对比。进一步说，尽管研修哲学史的学生们基于对传统的某些方面的理解会形成某些偏见，但这并非普遍现象。如果存在某些指引可以引导对这一关系的考察，那么这一研究一定已经展开了。但如果采用惯常的方式来对这一时期的思想展开讨论，那么即便这一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却仍然是不可察觉的。既然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黑格尔的影响，那么费希特与马克思两种立场之间的相似性之所以未能被考察的原因也就可以从这一方向上进行思考。

如果要进入哲学史，我们自然无法摆脱黑格尔的印记。因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没有任何思想家对传统的论述有如此的穿透力。尽管亚里士多德也曾对之前的思想家做过评论，但正是黑格尔第一次指出在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存在着某种可辨识的共同点，即他们都试图以思想为中介来把握现实。黑格尔的贡献在于将不同的理论放入一个辩证的相互作用中来加以理解，并由此构成了一个哲学传统。以这种方式，黑格尔近乎单枪匹马地构造了哲学历史中的诸概念。

如果这就是黑格尔所完成的东西，没有谁会提出反对意见。大部分哲学家都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观念，即哲学的理论在时间的推演中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概念整体（当然近来似乎有一个例外，勃特兰·罗素将哲学的历史视为一些毫无联系的理论堆积，这一观念通过他对智性发展的描述显现出来）。黑格尔进一步延伸出一个哲学进步（philosophical progress）的概念。这一观念意味着后发展出来的理论要更为丰富，因为它建筑于、受益于之前所有的观念。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就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既然他自身的哲学是最为晚近的，那么这也是某种完成状态。所以正如黑格尔不经意流露出的那样，基于逻辑的和编年史的原因，整个哲学传统在他的思想当中达到顶峰。黑格尔进一步指出哲学自身在他这里终结了，这种观念显然是一种错误的阐释。哲学的目的是提供思维与存在，或者对现实的和解。在黑格尔的思想中，现实作为一种整体，或者用他的术语来说，作为一个实体，对自身产生了意识。由此，他认为诸位哲学家持续了近两千五百年的努力而走向终结，这一哲学任务完成于黑格尔的体系当中。当然黑格尔并不认为他成就了哲学之名。在其《哲学史讲演录》的结尾处，他指出，“没有哲学能够超越它自己的时代”[1]，这意味着他自身的观念同样是某个历史时刻的产物，因此必然包含着其内在的限制。的确，黑格尔意识到了他自身阅读传统的内在局限，在随后的几页中，他发现自己已经完成的是对当下哲学发展的一种描述。[2]但不管黑格尔的观念被如何表达，他在其思想当中所持有的观念从未改变，即传统已经走到了尽头，并终结在他的思想当中。

黑格尔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扬扬自得地谈及其对哲学史的这种观念。在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即《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1801）中，从某种中立的视角出发，黑格尔扮演了一个调解者的角色来探求哲学理论的演进，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对现实的阐释当中整理和挑选出那些较为成功的和较不成功的尝试。这一态度隐含着某种可资运用的标准，所有其他观念都可据此标准来加以评判。黑格尔在诸多其他著作中都保持了这种姿态。例如，《信仰与知识》（Glauben und Wissen）（1801），《精神现象学》序言（1807），关于《百科全书》各版前言（1817，1827，1830），以及在《历史哲学》当中诸多详尽细节（1817）。在《法哲学原理》（1821）的序言中，黑格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现实的（wirklich）即为合理的，合理的也是现实的。熟悉黑格尔思想的人在此会得出一个清晰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误解的命题，即黑格尔超越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相关的特殊规定，他认为在实体向自我意识的主体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他的立场是这一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

我们很难夸大黑格尔的观念对后世的影响。它的影响大约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他在德国传统之内的影响；其二，他对这一传统的阐释所产生的影响。尽管现在我们很难想象在极为广泛的后黑格尔的传统范围之内存在着某种倾向，我们认为不仅某一类哲学而且哲学本身在黑格尔的思想中终结了。

在黑格尔逝世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我们很难把握他的思想对于他所处时代的知识界的影响。在这一段时期，黑格尔并不经常被认真地对待，因此我们也就很难想象黑格尔是否曾认真地对待过关于哲学之终结的问题。这一问题究竟是否合理，是否正确，似乎都是可以质疑的。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在这一方面的看法就很典型。海涅在巴黎流亡多年，在黑格尔死后为法国公众撰写了一本关于德国哲学与宗教的小册子。在其中海涅从德国的新教改革开始，谈到康德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最后以对黑格尔哲学的评论结束。[3]换言之，这位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的朋友真的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走向了终结。尽管在这个大厦之上有诸多小的裂缝尚有待修补，但整个哲学的基本框架现在已经完成了。

海涅代表了当时诸多思想所持有的基本观点，他们都认为哲学走向了终结。哲学的历史已经终结了，这一信念在后黑格尔时期成了一个广为流传的信念，尽管这一时期的思想者仍在用“哲学”来意指他们的思想。当然谢林或者叔本华并不属于这类思想家，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伟大传统的代表。然而其他很多思想家则试图以各种方式来避免称自身的思想为哲学。布鲁诺·鲍威尔将他的思想描述为对克尔凯郭尔思想的批判，后者总是以匿名的方式来言说。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尼采将其对哲学的攻击隐藏在他关于认识论之可能性的批判中，这一批判方式是当代哲学传统的主要方式。[4]

将哲学作为一种规范的观念已经终结了，因为哲学的任务虽然充满魅力，但却是不可接受的。任何一种“解答”自身都充满争议，并都将引发进一步的讨论，从而构成一个连续的哲学传统。进一步说，对任何传统的概括都不可避免地隶属于这一哲学传统本身，这种概括不过是反思过去的最新的哲学尝试。同样的，对哲学最为激进的攻击最终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它所批判的传统中的一部分。的确，对哲学规范最为强劲的批判者自身都是哲学家，虽然这并非出于其本意。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一些研究者认为哲学已经被放弃了，或者走向终结了，这本身是不对的。相反，它作为哲学的新路径被引介进来，因为老的方式无法兑现它的承诺。因此认为哲学已经在黑格尔思想中达到了终点，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某类哲学不再有效因为它似乎不再具有可能性。

我们应该抵制黑格尔做出的推论，这一推论假定通过他的辩证综合，黑格尔能够将所有在传统中出现的东西全部再生出来。黑格尔依赖多位重要的思想家。[5]黑格尔走了很长的路让多种看似毫无关联的观念彼此融合。但他的哲学立场会忽视哲学史上富有价值的东西。尽管他的辩证综合能够反映出哲学传统中的多个概念，但某些特定的观念不能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得以再生，因为他们在根本上与黑格尔的思想相左。例如，我们已经考察的关于人的问题。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黑格尔追随谢林，将人视为某种无限的绝对，因此虽然黑格尔也做了相应的努力，但他在最终的分析当中无法以早期费希特和马克思的视角来分析人的问题。

尽管从黑格尔的视角来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本身存在着多重困难，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黑格尔的这种误读对阐释近代德国哲学具有很大影响。对黑格尔的解读使我们能够将德国古典哲学视为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历程。它的基本轮廓如下：在德国传统中，占据主导的人物是康德和黑格尔。通过批判理论，康德开启了一个伟大的德国思想的时代。费希特和谢林的思想是中介环节，他们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为黑格尔准备了其思想得以展开的领域。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这一德国传统达到了顶峰。黑格尔死后，他的思想被肢解为不同的派别，这些后黑格尔学派彼此争论着。但他们的思想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只是对黑格尔自身思想的片面阐释。

我已经指出，受黑格尔启发而展开的关于当代德国传统的解读，一方面令人兴奋，同时又富有片面性。但与此类似的解读在当下哲学史的研究中广泛流传。如果我们仅仅将视野局限在较为传统的哲学史家那里，那么类似的结论可以在埃德蒙（Erdmann）、费舍尔（Fischer）与文德尔班（Windelband）那里看到，对于19世纪传统中最富有规范性的解读可能要数理查德·克罗纳（Richard Kroner）全面解读的《从康德到黑格尔》（Von Kant bis Hegel）。运用克罗纳的方法，对这一传统所做的进一步解读则可以在卡尔·洛维特的《从黑格尔到尼采》（From Hegel to Nietzsche）一书中找到。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讨论了黑格尔死后诸多对立学派之间颇具有影响的纷争。在格奥尔格·卢卡奇的著作《理性的毁灭》中进一步延伸了这一主题，他着力探讨了哲学传统的衰落与理性向非理性的转变所具有的内在关联。这一过程在谢林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这些受黑格尔启发而展开的哲学史研究对整个传统的判断都太过简略了，显然与当代德国思想的复杂性不相符合。正因如此，在数十年间，这些解读不断地遭到各色批判。[6]黑格尔的模式被不断界定并承受着批判的分析。我已经指出，尽管黑格尔意图将所有重要的思想都纳入他自身的思想当中，但实际上他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尽管看起来这样做理应是其理论的最终目的。那些最为晚近的哲学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哲学，那些较早产生的理论在整个传统中可能更富先进性。因此我们无须希望黑格尔的哲学在所有方面都具有当代性。进一步说，我们也不能期望哲学中所有的线索都能够依赖黑格尔的思想加以贯穿。尽管黑格尔对随后的哲学思想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后来的哲学史中的确存在着某些重要的思想者及其相互关系绕过了黑格尔。[7]例如，叔本华与康德的关系，谢林与费希特的关系，他们都带来了某些主导性观念的提升，但却并未以黑格尔的思想为中介。

进一步说，我们习惯性地将黑格尔视为德国哲学传统的缩影，实际上忽略了在这一传统中其他思想者的诸多贡献。人们总是忘记费希特和谢林自身就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自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非仅仅作为黑格尔思想的理论来源。正因如此，有诸多努力正在重构谢林的思想。例如，沃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认为德国观念论并不是在黑格尔那里达到分水岭的，这一分水岭的形成在于黑格尔死后谢林思想的进一步展开。[8]

黑格尔对19世纪传统的影响还导致了对费希特和马克思思想的曲解，滞后了对两者相似性的确认。尽管目前对费希特的研究有所复苏，但费希特作为介于《纯粹理性批判》（1781）第一版出版到《法哲学》（1821）出版期间最重要的思想者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这一时期是整个哲学最为繁盛的时期。不能忘记费希特是当时的青年学者，也是谢林和黑格尔所崇敬的著名学者，因为正是费希特从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推演出其理论的逻辑结果的，因此现在人们强烈地反对将费希特仅仅视为一个次要的前黑格尔的思想家。这种对费希特的忽视在英语国家表现得最为严重，[9]尽管我们希望近来的翻译著作可以改善这一境遇，但即便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在完全没有语言障碍的情况下，我们仍注意到这样一种倾向，即学者们总是试图通过黑格尔的视域来看待费希特，这与通过马克思的视角来审视黑格尔一样，同样是不公平的。[10]

正是由于黑格尔的原因，马克思也遭到了忽视。而这一境遇绝非显而易见，似乎有大量的文献关注马克思的思想，甚至一个真正的马克思的“产业”正在运行，它很容易被那些仅仅了解其思想之皮毛的人所接纳。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于，认同马克思思想的人很少，他们只是确证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令人惊讶的是，某些学者基于黑格尔的影响，认为哲学终结于黑格尔之中。如果哲学在黑格尔思想中终结了，那么随后的马克思思想可能是任何东西，但绝不是哲学了。

这一解释范例的出现源于马克思自身的著作。对这些著作不够准确的解读，常常构成对其思想立场的误读。例如，存在这样一个著名的评注，即认为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是立足于黑格尔的立场而得出的结果。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将马克思的理论作为另一类哲学（extraphilosophic）来加以看待。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一书中，他毫无疑问地接受了黑格尔的自夸，认为思辨哲学成了传统哲学中的一个分水岭。这种看法促使恩格斯有理由认为如果问题仍然存在，那么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只能在另一类哲学领域当中。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哲学从对历史的阐释中驱逐出去。马克思的立场不是哲学的，而是科学的，这是他与其他思想者的不同之处。

恩格斯的阐释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得到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改造。尽管卢卡奇以各种方式批判过恩格斯，但他却完全接受并发展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与哲学以及马克思与哲学传统之关系的关注方式。在卢卡奇看来，当代哲学的问题在当代哲学中无法获得解决，因为这一哲学所隐含的资产阶级立场自身存在着二律背反。这些问题只能在另一类哲学视域中获得解决，这一视域承袭于马克思的理论，它的基本形式是政治经济学。

恩格斯—卢卡奇的方式尽管僵化无趣，但却被广泛接受。这一观念的错误程度与其传播之广泛成正比。研习着马克思思想的历代学生们都隐蔽地假定他们的立场已经不可能是哲学，持这一想法的有，恩格斯和卢卡奇，马克思的另一些追随其方法的重要门徒包括科尔施，除了霍克海默之外各位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以及晚近的阿尔都塞、萨特，甚至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哈特曼。但这种路径是僵化的，因为他隐含着在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阐释之前预设一些未经证明的结论，这些结论来源于对黑格尔立场及其与哲学传统之关系的误读。[11]

黑格尔思想的影响会掩盖费希特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对等性，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黑格尔式的解读会仅仅将费希特视为康德与黑格尔之关系的一种中介环节。这种解读会将马克思的思想定位于哲学传统之外，由此这使得辨识非重要的哲学家与非哲学家之间的关系成了十分困难的事情。作为一个哲学家与一个公认的非哲学家，费希特与马克思似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另一方面，黑格尔在其思想中总结了其对哲学的所有贡献，但他很少关注人的问题，因此这也误导了我们忽视费希特和马克思关于这一主题的贡献。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立场缺乏对人的关注，这使得马克思趋向了费希特，并形成了哲学史上的一个反讽：一方面，正是黑格尔思想引发了马克思与费希特立场的平行关系；但另一方面，黑格尔思想同时成为遮蔽这种平行关系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