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对其思想的诞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马克思是这一运动中最富启发性的成员，同他一样，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不再从黑格尔思想当中的神学维度来把握黑格尔。[3]其中海涅，这位德国诗人在其《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Philosophie und Religon in Deutschland，1834）一书中准确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基调：“思想试图成为某种活动，概念试图富有肉身。”[4]这种对具体观念的兴趣与其阐释的神学形式相对立，这一兴趣带领青年黑格尔派朝两个方向发展：实践哲学与对作为活动性存在的人的概念的考察。而这些要素在费希特对自我和活动的强调中已经获得了一种扭曲的表现，因此青年黑格尔派偏离了传统意义上对黑格尔的阐释，转而将阐释的方向朝向了费希特的基本立场。

有较多文献印证了费希特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这一影响在诸多论著中也已经被阐发出来。[5]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如豪斯特·斯图卡（Horst Stuke）所认为的那样，近乎所有的青年黑格尔派都受到了费希特思想的影响。[6]在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在于他们都试图将哲学转变为某种实践的力量，因此费希特将人视为某种活动性存在的观念吸引着他们。例如，波兰贵族齐日柯夫斯基（Augst von Cieszkowski）所完成的著作《历史智慧导论》（Prolegomena zur Historiosohie，1838）影响了青年黑格尔派，在其中，齐日柯夫斯基指出，黑格尔已经在思想的层面上解决了诸多问题，并在过程中将哲学带入最终的结论，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富有实践性的新的哲学形式，或者实践的哲学。[7]马克思的看法与此类似。这样一种对理论的兴趣决定了他们必然将关注的重心放入费希特关于自我和活动的概念之上。将自我界定为当代活动的伟大原则，齐日柯夫斯基坚持认为自我的活动是自我成为具体之自我的路径。[8]换言之，通过实践的活动，个体将那些在理论层面上获得的解决方案诉诸实践，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依赖于这种理论主题的实践应用。

另一个例子源于赫斯，他在齐日柯夫斯基之后写了一系列的文本。赫斯认为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将黑格尔的哲学精神转变为某种活动的哲学。赫斯进一步指出尽管费希特的思想早于黑格尔，但前者在活动哲学这一方面较之当下的思想者都更为进步，例如，青年黑格尔的哲学，在赫斯看来仍旧囿于理论哲学之内。[9]在赫斯看来，费希特的活动原则仍然是一个理论概念，因此赫斯的理论重心始终是将费希特的活动原则转变为实践活动。追随着费希特的思想，赫斯将活动界定为一种可以跨越所有障碍的能力。[10]他进一步将在观念论意义上的活动观念与社会进步连接起来。在赫斯看来，社会主义的旨归，不过是能够带来活动的某种观念论的目标。[11]

费尔巴哈的思想与费希特的立场之关系是复杂的，但前者对马克思却有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费尔巴哈早期对费希特有浓厚的兴趣。费尔巴哈在1835年阅读了费希特的儿子所写的关于费希特的传记，随后在给他的未婚妻贝特·劳拉（Berthe L?w）的信中表达了对费希特的强烈尊重。[12]费尔巴哈对费希特的尊重导致了其关于费希特的一系列研究著作，几个月后，在他给未婚妻的另一封信中，费尔巴哈又一次提到了他正专注于对费希特死后出版著作的研究。[13]这些研究究竟有多认真，我们不确定，但我们有理由做这样一个假定，如果费尔巴哈事先研读过费希特在世时出版的那些更好懂的著作的话，费尔巴哈不会在研究费希特去世后的著作时遭遇那么大的困难。

尽管看起来费尔巴哈似乎对费希特的思想十分了解，但费希特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却仍充满争议。19世纪一系列学者都发现了在费尔巴哈的立场中存在着费希特的思想要素。罗德威茨（S.Rawidwicz）曾经列举了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肯定性的详尽阐释的学者：卡尔·施瓦茨（Karl Schwarz）、岗布施（V.Ph.Gumposch）、密歇莱特（C.L.Michelet）、俄德曼（J.E.Erdman）、尤里斯·杜鹏（Julius Duboc）、阿道夫·克哈尔（Adolph Cornhill）以及鲁道夫·海姆（Rudolph Haym）。[14]近来的一些研究倾向揭示了诸多费尔巴哈对费希特思想的批评，从而展现了两者之间否定性的关联。罗德威茨本人也认为，对于费尔巴哈来说，费希特的思想不过是有待超越的某种理论。[15]同样，约翰娜·梅德（Johann Mader）近来指出就费尔巴哈对观念论的攻击而言，他的核心观念显然与费希特的立场是对立的。[16]但梅德（Mader）在更为晚近的著作《费希特及其后继者对哲学的否定》（Die Negation der Philosophie Fichtes und deren Folgen）中又认为，在其与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斗争的语境下，费希特的思想为某种新的、非观念论的人类学提供了思想基础。[17]

实际上，我们对费尔巴哈和费希特的关系做出的肯定性与否定性的阐释是彼此相容的。就费希特思想对费尔巴哈的影响而言，两者并不矛盾，实际上对两者关系的否定性的阐释会超越肯定性阐释的局限性。同样，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也与此类似。我们知道马克思对黑格尔曾有过详尽的考察，并试图超越思辨哲学的界限，但没有人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毫无黑格尔思想的残余。相反，由于马克思自身表述的误导，例如，关于黑格尔立场的“颠倒说”，人们往往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过于简单了。

对费尔巴哈立场的简单回顾可以揭示出费希特对其思想的影响。1839—1843年费尔巴哈的著作包含很多可能的线索。[18]如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试图强调哲学的实践维度，因为将理想（ideal）转变为现实（real）只能发生在实践哲学当中。[19]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要让被黑格尔提升到天上的哲学重新回到大地上，为此，需要对哲学展开批判，这一批判最先表现为对宗教的批判。如果我们将主词与谓词交换，一个纯粹而简单的真理就显露出来了。[20]第一步在于确认黑格尔哲学的起点并不是上帝、绝对，也不是作为绝对或观念之谓词的存在。相反，费尔巴哈在宣称哲学开始于有限的、确定的真实的时候，更接近于费希特的观点。[21]因为哲学的任务是面对真实（real），而理想的介入也是为了理解真实，而不是相反。

为了将哲学与现实（reality）关联起来，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思辨哲学的内在弱点。尽管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但他触及黑格尔思想的路径却是有选择的。例如，他从没有给予黑格尔的命题“实体即主体”以充分的重视，而这一命题在思辨综合当中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在当下的语境中，与其关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理解的局限性，不如更多地关注费尔巴哈通过对费希特思想的理解来克服体系的内在问题。

在费尔巴哈看来，为了能够超越思辨哲学，我们必须重新引入在黑格尔思想当中缺乏的主体性原则。而费希特为此提供了最为完整的概念体系，因此费希特与这一理论任务极为相关。[22]的确费希特关于自我的概念能够被视为触及哲学的一种新的路径。但由于它的抽象性，费希特的主体性概念并不能完全满足费尔巴哈的要求。相反，这一观念需要在某种具体的、非费希特的意义上加以应用，在此我们需要理解的是所有的差异并不应归因于自我的概念。[23]因为主体性的真正源泉在于人，而不是抽象的原则。通过这种智性的线索，费尔巴哈达到了他晚期哲学的立脚点，即人是所有哲学的基本原则。[24]

事实上，费尔巴哈的理论倾向在于重构费希特的主体原则，将其作为自身立场的基础，因此毫不惊讶我们能够在费尔巴哈的思想当中找到某些费希特的残余。现在，我反复强调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倾向，即一些研究者将费希特的自我概念视为一个抽象的原则，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费尔巴哈在费希特的阐释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费尔巴哈对费希特概念的改写与费希特思想中的原初样态并不一致。尽管两种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并不相似，但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在于费尔巴哈分有了费希特的基本信念：哲学必须建筑于作为一个活动性存在的人的理论之上。

尽管有充足的理由表明费希特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但大多数评论者都不情愿将对这种关系的考察视为费希特影响马克思的论据。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只有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例外。在其中恩格斯宣称，德国社会主义的骄傲就在于，他们的思想不仅来源于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同时还来源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他对费希特与马克思之关系的这种指认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仅有的几位对此加以考察的学者包含尤尔根·哈贝马斯，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仅仅从表层上对费希特和马克思所提出的活动概念的相似性给出了分析[25]，而托马斯·梅叶尔（Thomas Meyer），发现了费希特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概念的影响。[26]但有趣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圈内，除了加洛蒂（Garaudy）之外，恩格斯的评论很少得到回应。例如，卢卡奇尽管承认了费希特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但却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其中的例外。[27]追溯卢卡奇，克鲁（Cornu）认为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拒绝费希特将人从社会语境当中剥离出来，转而倾向于黑格尔思想中人与社会语境的综合。[28]

这种流行于马克思评论界的看法——认为马克思不同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没有受到费希特思想的影响——似乎并不成立。当我们考察马克思与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不是远离了，而是被引领到了费希特思想的方向。尽管马克思强烈地批判了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但其批判却往往指向这些思想家或者没能成功地将哲学转变为一种活动的力量，或者没有能正确地看待理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大多基于费希特的主题，同时也被青年黑格尔派所阐发。换言之，马克思对其他青年黑格尔派学者的批判并不是意指他们思想中的费希特倾向，而是意指他们的理论并没有能够帮助他们达到所意图达到的目标。

例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的尖锐批判。鲍威尔发展出一个纯粹的批判理论，而这一批判理论与黑格尔的立场并无二致。[29]基于同样的原因，鲍威尔力劝马克思不要进行现实的实践，因为理论自身就已经是最强劲的实践形式。[30]看起来，马克思最初被黑格尔关于哲学与现实之关系的讨论深深地吸引住了。因此他与鲍威尔一起合作创作了关于黑格尔思想极富煽动性的小册子，即《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Die 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 über Hegel，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这部著作于1841年莱比锡匿名出版。[31]在此，黑格尔的思想得到了辩护。一般说来，黑格尔被指责为仅仅关注理论，但在这部小册子中，作者指出黑格尔的理论就是一种实践形式。[32]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回应了这一观点，他写到哲学就是一种实践形式，这一观点在随后的《莱茵报》时期的一篇文章中再一次被提及，在其中，马克思仍然认为理论比实践更为危险。[33]但很快马克思就转变了看法，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鲍威尔给予了猛烈的批判。

马克思开始批判费尔巴哈。正如随后他指出的费希特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看法是一个抽象观念一样，他首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中反对某种无法将主体性与人相关联的观念，他写道费尔巴哈“不能将人的主体性理解为客观的活动”[34]。尽管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假定马克思没有出于自身的目的而运用了费尔巴哈早期批判费希特的武器来反对黑格尔。在这一意义上说，克鲁斯·哈特曼（Klaus Hartmann）是对的，他指出费尔巴哈的人类学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最有影响力。[35]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源于对费希特思想的研究。既然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同僚们一样，对费希特的实践理论和将人作为理论基石的观点都很感兴趣，那么其对费希特的研究就必然会贯穿在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