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不仅努力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政府性，同时更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所固有结构的内在缺陷，从而最终得出结论：资本主义要被共产主义替代。他的理论要点在于：使资本主义得以可能的私有制及其相关机构将最终颠覆这种社会形式的存在，因为私有制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矛盾张力，它具有永恒性，并最终蔓延到整个社会，并不能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容纳。这一矛盾张力的拓展将最终不仅导致经济的崩溃，而且导致政治革命，以及两者的结合。在最为基本的层面上，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存在着对立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其利益是对立的。这一对立还可以被表述为生产力与交往手段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将这一冲突视为人类历史冲突的主要源泉。“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2]

这一矛盾的张力持续增长，利润也趋向于下降，工资减少，劳动者的贫困加剧。结果是，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的程度时，一系列的危机将随之爆发，最终灾难性的危机将为资本主义敲响丧钟，由此从长远看来，私有制最终将趋向于毁灭它所建立起来的社会。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给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论证。他写道：“它（资产阶级——译者注）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43]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的自我毁灭的论证绝不是清晰的。这种非清晰性在诸如与时间跨度相关的主题当中显现出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44]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包括哪些方面，同时也不知道在既定时刻资本主义的潜在能量还剩余多少，所以很难预测资本主义究竟在什么时候能够退出历史舞台。的确，我们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内在的限制。因此这里的时间跨度在严格意义上是无限的。与此类似，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弱化其内在矛盾的张力以稳定自身的存在。[45]

另一个模糊性在马克思对命题表述的力度上。他有时似乎宣称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可以预见的，并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当中，他这样说：“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46]这是一种最为强硬的可能性的判定。但在另一些时候，马克思似乎又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在《资本论》第一卷几近结束的时候，马克思又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47]这是一个相对弱化的判定，因为自然的法则关注那些正常发生的事件，但并不排除被阻止的可能。如果这是马克思的立场，那么资本主义灭亡，只有在没有被阻止的情况下才可能是必然的。

共产主义将随着资本主义的脚步接踵而至。这一变化的前提是生产工具私人所有制的废除，尽管这并不必然是私有制的废除。这种转变的细节仍然有些粗陋，尽管马克思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马克思仍然对实践的相关事宜表现得有些漠不关心。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之前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无产阶级专政将行使政治权力。[48]因为马克思很少对这一概念给出说明，因此我们很难给予这个概念以恰当的界定。但有研究认为马克思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民主政府，当然这与列宁及其后继者建立的政府有着巨大的差异。[49]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关系的看法具有鲜明的黑格尔色彩。众所周知，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发展中没有无效的要素。同样的，马克思尽管对资本主义展开了批判，但仍坚持将其视为一个伪装的福祉。马克思尽管强调，伴随着生产工具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内在创伤，但仍然极为现实地指出从一个社会发展的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资本主义使得生产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50]因此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一被无限利益的追求所操控的阶段是随后阶段的前提条件，在后一阶段中，对利益的追求将不再是社会活动的动因。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异，在马克思看来是基础性的。如果生产工具不是私人所有，那么利益驱动将消失，并且榨取工人劳动力的剩余价值的内在驱动也就不存在了。当然这不应意味着效益是不重要的。相反，效益的获得仍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有用的角色。但其他驱动力，如某些加之于个人之上的劳动形式，将被审慎地考察，劳动分工将被降低到最低程度，以避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分工带来限制，即将利润与个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联系起来。

马克思观点当中颇为棘手的问题在于：在共产主义当中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人们常常认为马克思主张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被去除，因为那时将没有一个必然劳动的领域。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51]这一段与其他一些相关段落常被视为马克思思想当中所残存的乌托邦倾向。[52]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说它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很严重的误解。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在术语上很不一致，但马克思从未混淆为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而产生的必要活动与这一活动得以发生的历史阶段。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共产主义仍然需要满足人们的需要，但它的优势在于其采用了某种社会组织形式，这一形式第一次完成了一种与人类发展的理性相符合的形式。由此，在同样一段中，马克思继续强调了这样一点：“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53]换言之，必然王国将与自由王国和解，因为在生产过程中活动所采取的形式与经济过程的功能最大限度地相一致，这带来了社会的顺畅发展。

显而易见的是，从个人发展的视角来看，共产主义代表着一种显著的社会变化，因为在这一社会当中，劳动分工的弱化将使普通人与生产过程的关系的灵活性不断提高。但如果要完全消灭分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有谁会愿意让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修理他的车子，抑或让一个修车师傅来做大脑手术？但专业化以及社会角色的固定性的程度或可减弱。进一步说，马克思强调了减少工作时间、获得自由时间的重要性。他甚至将自由时间与财富相等同，在其故去后出版的文本中说明了这一点：“自由时间，可支配时间就是财产本身。”[54]（free time，disposable time，ist der Reichtum selbst）当然马克思所意指的财富实质上是摆脱限制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为了赚钱来做某些事情。简言之，共产主义的最终旨归是要人能够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发展为一个完整的人，或者全面的人。

个体性的概念值得进一步被强调，因为这一点仍然存在着很多被混淆的地方。有些讨论认为马克思的天才在于他能够超越单纯的个体立场，而这一点实际上对于马克思的理论立场来说并不重要。[55]当然，在某种意义上说，阶级的视角对于马克思的思想来说至关重要，但这一视角对于理解“扬弃”既有条件又有帮助。当共产主义到来的时候，生产工具的私人所有制，这一引发对抗的制度将消失。但需要注意的是，改变社会形态的本质原因在于试图实现人的真正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消灭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并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只是达到深层目的的手段。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完全地成为自身，并由此自身个体的潜能得到完全的发展时，他才能是一个完整的人。由此，马克思头脑中的共产主义将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6]。

由此可以结束我对马克思理论中某些主要观点的讨论。显而易见的是，思考马克思的立场需要一种谨慎的态度，需要将不同文本中的观点整合起来。有些文本并非为了出版而写作，或者仅仅反映了一种转变中的思想。并不存在一个被普遍接纳的关于马克思立场的描述，同样也不存在对这一立场的一般化阐释。所有的讨论，包括我所提出的讨论都是富有争议的。相应地，我并不是试图提供一个确定的断言，或者对马克思完整的阐发，而仅仅是阐发他关于人的理论的讨论。我试图表明的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在于这样一个问题，即人如何通过他的活动来展开在某个社会境遇中个人的潜能。这个问题将一个更为宽广的理论中的哲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就是作为自我发展的社会存在的人的人类学视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指出了，伴随着人对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改造，为什么这种全面的发展现在还未能实现，而仅仅是一种真实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费希特的理解中也存在着相似的观念，基于此，这样两种将人视为活动性的存在的观念就此可以进行对比性的讨论了。

[1] 参见［法］米歇尔·亨利（Henry）：《马克思》（Marx）。同时参见［波兰］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2] 参见Agenes Heller：《马克思思想中的需求理论》（La Théorie des besoins chez Marx，Paris，Union générale des editions，1978，p.35）。

[3] 这种为了勾勒马克思的立场而展开的回溯性重构与那种预言性重构不同。后者的目的是在原初立场的基础上进行推进。后一种形式的重构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Zur Rekonstruc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Frankfurt，Suhrkamp，1976，p.9）。

[4] 近来，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在Berell Ollman的著作中找到，他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恩格斯总是被视为与马克思一样平起平坐的言说者。在大多数的情景下，这一看法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异化：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关于人的概念》（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New York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50）。

[5] 对这一问题较早的讨论可参见Anton Pannekoek：《作为哲学家的列宁》（Lenin als Philosoph），Alfred Schmidt编辑，1938 reprinted，Frankfurt，Europ?ische Verlagsanstalt，1969）。近来的相关著作，参见［波兰］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第1卷，第16章。

[6] ［德］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Mandred H.Vogel翻译，Indianapolis and New York，Bobbs-Merrill，1966，p.3。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Bruno Bauer：《自由与自我意识的优越》（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nheit），1842，reprinted.Aalen，Scientia Verlag，1972，pp.224 f.。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Letter to Oppenheim），1842年8月25日的书信。

[14] 例如，在另一部非常优秀的研究当中，Klaus Hartmann已经做了这样的讨论：马克思的立场整合了本来毫无关系的关于人的观念与政治经济学，同时指出如果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一面基于人的概念，那么这一立场就是哲学的，他建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得到较为深入的发展。参见《马克思的理论：基于主要文献所进行的一项哲学研究》（Die Marx'sche Theorie：Eine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 zu den Hauptschriften），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70，pp.253-254。

[15] 这一观点由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们持有。参见［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Ben Brewster翻译，New York，Knopf，Vintage，1970），特别是其中的第七章，“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阿尔都塞较为晚近的时候承认，他的反人道主义理论的形成不仅源于他试图与“危险倾向”进行对抗，同时还源于他对文本的严谨解读反而弱化了他的阐释。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arx-Engels Werke，16：362）。

[17] 马克思关于需要的概念在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英文本由Alan Sheridan-Smith翻译，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76）中得到了详尽的阐发。而试图将马克思的这个立场建筑于整个概念的努力可参见Heller：《马克思的需要理论》（La théorie des besoins chez Marx）。

[18] 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关于哲学和社会的著作集》（“Writings of the Yo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Lloyd D.Easton and Kurt H.Guddat翻译并编辑，Garden City，Doubleday，1967，p.409。后文引用到此书，称为《青年马克思的著作选》——原注英文表述如上，与其相似的中文译文如下：“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译者注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例如，Richard J.Bernstein认为类本质的概念在马克思晚期的著作中消失了，参见《实践与行动》（Praxis and Actio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1，pp.68-70），而Bertell Ollman则将类本质视为马克思关于人的理论的基础，参见《异化》（Alienation，p.76）。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恩格斯编辑，Samuel Moore以及Edward Aveling翻译，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7，I：609。

[23] 马克思：《早期作品》（Early Writings），T.B.Bottomore编辑并翻译，New York，McGraw-Hill，1964，p.158。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5] 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关于哲学和社会的著作集》（Writings of the Yo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Lloyd D.Easton和Kurt H.Guddat编辑并翻译，Garden City，Doubleday，1967，p.431。

[26] 格奥尔格·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Rodney Living翻译，Cambridge，MIT Press，1971）中与卡尔·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Fred Halliday翻译，London，New Left Books，1970）中都指出了这一点。最近的一些讨论可参见Lucien Goldmann的《辩证研究》（Recherches dialectiques，Paris，Gallimard，1959）以及Karel Kosik的《具体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the Concrete，Karel Kovanda与James Schmidt翻译，Boston，Reidel，1976）。

[27] 关于这一主题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以下著作：最早提出马克思异化问题的是卢卡奇，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当中将异化和物化混淆了起来。严格说来，第一个对《巴黎手稿》中的异化理论进行讨论的是马尔库塞，他在其评论文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1931）中对此有所涉及。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批判哲学的研究》（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Joris de Bres翻译，Boston，Beacon Press，1972）中，近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参见Istvan Mészáros：《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London，Merlin，1970），以及H.Popitz：《异化的人：当代的批判与青年马克思历史哲学》（Der entfremdete Mensch：Zeitkri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des jungen Marx，Basel，J.Springer，1953）。对于异化理论的一般研究，参见Richard Schacht：《异化》（Alienation，Garden City，Doubleday，1971）。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 参见Mészáros：《马克思的异化理论》（Marx's Theory of Alienation，pp.222-227，pp.328-331）。

[31] 对拜物教理论的全面展现，参见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章第四节。这一术语较早地出现在马克思于《科隆日报》上的文章，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它们分别收录于《青年马克思关于哲学和社会的著作集》中。同时这一术语还出现在《巴黎手稿》当中，收录在《马克思：早期著作》（Karl Marx：Early Writings，T.B.Bottomore翻译并编辑，New York，McGraw-Hill，1964，pp.342-344，p.364.以后引用此著作，就标《早期著作》［Bottomore］和页码的形式）中。这一术语虽没有提及“拜物教”，但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却包含着它的早期形成过程。该文本的英文本是Martin Nicolaus翻译，Baltimore，Penguin，1973，p.157。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9-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 这种阐发源于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以及路易·阿尔都塞、［法］艾蒂安·巴里巴尔的《读〈资本论〉》（Ben Brewster翻译，2 vols，New York，Pantheon Press，1970）。近来关于这一阐释的讨论还可参见Leszek Kolakowski：《阿尔都塞的马克思》（“Le Marx d'Althusser”），收录于《革命精神》（L'Esprit révolutionaire，Brussels，Editions complexes，1978，pp.158-186）中。

[34] 参见Mészáros：《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以及Alfred Schmidt：《历史与结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追问》（Geschichte und Struktur：Fragen einer marxistischen Historik，Munich，Hansa Reihe，1971）。

[35] 参见Schlomo Avineri：《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但Avineri错误地认为马克思的整个晚期思想的发展已经隐含在其早期对黑格尔的批判当中。

[36] 一个有趣的讨论指出，马克思不能完成他的主要著作应归因于其先天的方法与后天用以证明其理论结论的材料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参见Bertram D.Wolfe：《马克思主义：一种理论在100年中的生命》（Marxism：1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Doctrine，New York，Dell，Delta，1965，pp.319ff）。

[37] 对此更为广泛的视野，参见Ernest Mandel：《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论文》（Traité de d'économie politique marxiste，Paris，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1962），第4卷。关于劳动价值的讨论，参见Joan Robinson：《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论文》（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London，Macmillan，1947）。近来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M.C.Howard 与J.E.King：《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New York，Longmans，1975）。更具批评性的论著有Wener Becker：《马克思主义的阿基里斯后脚跟：资本与劳动的矛盾》（Die Achillesferse des Marxismus，der Widerspruch Von Kapital und Arbeit，Hamburg，Hoffmann and Campe，1974）。近来对此所展开的哲学讨论，可参见［法］米歇尔·亨利（Henry）：《马克思》（Marx）第2卷，以及［波兰］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38] 马克思：《早期著作》（Bottomore，p.69）。

[39]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I：35 ff。

[40]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pp.35 ff.，pp.49 f。

[41] 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即劳动价值理论本身预设了异化的理论。他这样写道：“交换价值不过是人的‘活劳动’按照市场不可见的规则被转换为一种外在的力量。”《革命精神》（L'Esprit révolutionaire），p.170。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67—5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5] 参见［美］马尔库塞：《单面人》（Boston，Beacon Press，1964），特别是其压抑性升华的观念。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8] 关于专政的概念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相关研究可参见H.Draper：《马克思与无产阶级专政》（“Marx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收录于《马克思主义研究》（Etudes de marxologie，巴黎，1962年9月期），同时为《经济科学应用》（Cahiers de L'Institut de science économique appliquées）的附录。

[49] 参见Wolfe：《马克思主义》（Marxism），第十章和第十一章。

[50]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这一方面的相关讨论可参见［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英文版，Jeremy J.Shapiro翻译，Boston，Beacon Press，1972，pp.48ff。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2] 汉娜·阿伦特在这一意义上来思考马克思，参见她的《人的条件》（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第三章。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4] 《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Engels Werke），第26卷（pt.3，p.255）。

[55] 关于这一阐释，参见Lucien Sève：《马克思主义与个人理论》（Marxisme et théorie de la personnalité，Paris，Editions sociales，1969）。与此相反的解读，参见Adam Schaff：《马克思主义与人类个体》（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O.Wojtasiwicz翻译，New York，McGraw-Hill，1970。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