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帮帮我吧，让我茅塞顿开，并自信地写下：行动是一切之初！

歌德：《浮士德》

他说过，去行动是人的第一要务，而在那些所有的必要的休息时间中，他应去获得有关外物的清楚的知识，这些知识会使得他接下来的再一次的行动更轻松。

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对费希特和马克思思想立足点的某些方面进行一种比较。两位思想家常常被误认为同一知识谱系当中对立的两端。我做出这种比较，目的是揭示两者之间一个重要的和毋庸置疑的相似性。对这种相似性的讨论将从两个方面展开：在理论视域中，分析两种立场中的一些相关概念；在历史视域中，在一个更为广泛的19世纪的德国传统哲学的文本中讨论这种相似性的缘起。

两种立场之间的关联性绝非显而易见。费希特是一位专业的哲学家，在康德传统下写作，对于认识论极为关注，而认识论正是当代哲学传统的主流。尽管马克思接受过较为严格的哲学训练，但他并非一位专业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如果不做进一步的阐发很难被标上哲学的标签。随着与黑格尔主义撇清关系，马克思放弃了对抽象思维领域的思考，转向了对更为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一般传统的分类当中，我们似乎很难将费希特与马克思关联起来。作为一个观念论者，费希特被认为与一切唯物主义的形式相左。与之相反，马克思却似乎与所有的观念论者关系紧张。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与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多的关注。自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随后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出版以来，产生了这样一种趋势，即将哲学视为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则是非意识形态的科学，有迹象表明这种对待马克思立场的态度似乎又卷土重来了。[1]

或许正因如此，尽管存在一些例外，对于这两种立场之间的比较分析仍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关于费希特研究的著作很少谈论马克思，而谈论马克思的著作，如果谈到费希特，也不过是强调了费希特对于青年黑格尔派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对马克思的立场的分析当中，费希特则消失殆尽。[2]

如果我们接纳了对马克思与费希特不同立场的一般看法，那么我们很难对两者的关系做出讨论，因为在这些看法中，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共同基础。的确，两位思想家都很关注社会主义、社会进步以及激进的社会变革，但这种有限的共同视域不足以说明两者之间的重要关系，毕竟在19世纪诸多思想家都有着类似的思想。但恩格斯在阐明了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彻底决裂的同时，却又强有力地指认了马克思与费希特之间的思想关联。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3]

尽管恩格斯并没有说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但他在此提出德国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部分地来源于三位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提法只是被有选择地接受了。在20世纪的早期，一些学者关注康德与马克思。[4]但自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出版以来，马克思与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更多的讨论。尽管恩格斯提示了费希特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但马克思对这一部分的哲学传统的继承直到今天还未被触及。

任何比较都预设了在被考察的立场之间存在着相似性。一般说来，尽管其中存在着某些变数，但这种比较可以通过两种主要的途径被建立起来：一种方式是将要讨论的立场的所有方面排列出来，但除非讨论的观点在所有相关的方面都有某些相似，否则我们没有理由来运用这样一种愚蠢的方法；另一种方式，也是本书要运用的方法，即对一个或者更多的概念进行比较性分析。这一类的方法对围绕某些中心论点而展开的本质的确定以及对比较的限定都是有益的，由此我们将着重于讨论本身，而非其可能性。进一步说，既然各种概念在某个立场中相互关联着，那么对任何概念的分析，特别是对某个核心概念的分析，将为我们提供在不同立场中相关观念的补充性比较。

在当下的这个研究中，我将关注活动（activity）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在我看来，对于费希特和马克思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讨论将以以下的方式展开。基本的任务是勾勒出活动性在两位思想家的思想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就作为能动的（active）存在的人的概念而言，其活动所担当的角色。我们将分别从两位思想家不同的立场出发来讨论这一点。这一任务一旦完成，我们将有可能展现出两种不同的关于活动的观念，以及由两种不同的活动观所延伸出的两种不同的人的概念。但理论对应于或体现了理论的理论，或者说元理论（metatheory），所以，在随后的研究中，我们将讨论推进到元理论的层面，以展现两种不同类型的元理论。当所有这些类比性的命题讨论结束之后，我们将就其在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的缘起展开讨论。最后，从这一讨论当中，我们将提出两个难题：19世纪德国哲学的阐释存在着一个鲜明的倾向，这一倾向让我们所进行的这种类比处于晦暗不明当中；同时被费希特和马克思所发展出的作为活跃主体的人对于哲学展开的路径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

被讨论的类比在此转向了对活动（activity）概念的讨论。这一术语，包括它的同义词以及相关概念，在不同的文本中都有不同的应用。例如，我们谈到能动性（active）与被动性（passive），行动（action）与无行动（inaction），以及在放射性（radioactivity）意义上的活动（activity），纯粹行为（actus purus），一个国会的行为（act）等。即便在最为浅薄的审视中，我们发现了这些术语的延伸意义中的家族相似性，但更为精细的界定将表明它们并非同义。因此以追本溯源的方式将活动概念从其他术语的运用中区分出来是有益的，但同时，简要地进行以下的一番讨论似乎也是必要的。

在此，我们的探寻基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活动概念（Energeia）。在最简单的形式当中，在这一观点当中，活动与被动被区分开来，正如将行为从行为的痛苦后果以及行为所实施的对象中区分出来一样。活动被理解为一种整合，将那些原本被分割，或者本无关联的概念整合起来，例如，潜能与行为，目的和手段，主体性与客体性。在活动当中，潜能变为现实。现实和潜能在活动中被无分割地连接起来，正是在活动当中，转变发生了。但这种变化应该与目的和手段的不可共存区分开来。活动进一步预设了行动的主体，行动者（agent），他通过活动来获得发展，并可被理解为能动的存在。正如我在此试图指出的那样，将人视为一个“类亚里士多德意义上”能动的存在对费希特和马克思的立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这一点所关注的是一个术语的问题。“活动”一定要作为一种中性的术语运用于对两位思想家的讨论当中。这样一种选择，我认为，对于费希特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是从活动（Tat）当中推演出他的概念的，例如，用“活动”（T?tigkeit）以及“能动”（T?tig）来描述自我。而马克思则并没有如此清晰地选择和运用他的术语，术语之间也缺乏一致性。但由于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中采用“实践”（Praxis）这一概念，因此这便形成了一个习惯，至少在19世纪末期，人们习惯将马克思思想描述为一个实践理论。[5]

我拒绝如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那样，将马克思自身的立场视为实践哲学，原因有很多。首先，马克思从未构造一个清晰的实践观。即使我们可能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发现一些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实践概念。[6]同时马克思也没有用这一术语来指认自身的理论，所以我们在替马克思做出这种指认的时候应该分外小心。[7]进一步说，即便“实践”概念多次出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当中，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马克思曾经系统地运用过它，仅仅依赖于这一短小的文本不足以证明其对于整个理论的重要意义。更为确切地说，马克思在此运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对抗费尔巴哈的观点，正如马克思的“实践”，实际上是用费尔巴哈自己的炸药去炸毁费尔巴哈。实践仅仅是“活动”所采取的诸多形式之一，多种形式的活动是马克思思想的主题。从这一意义上说，为了避免误解，我们最好在更为广泛而无偏见的意义上来使用“活动”这一术语去意指马克思和费希特的立场。

[1] 特别参见［法］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探寻方法》（Search for a Method），Hazel Barnes翻译，New York，Knopf，Vintage，1968；［法］米歇尔·亨利（Michel Henry）：《马克思》（Marx）第2卷，Paris，Gallimard，1976；［波兰］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第3卷，P.S.Falla翻译，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同时特别参考第1卷。

[2] 有些讨论涉及两者之间部分的共同点，例如，Marianne Weber：《费希特的社会主义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Fichtes Sozialismus und sein Verh?ltnis zur Marx'schen Dokrin），Tübingen，Morhr，1900；Manfred Buhr：《革命与哲学》（Revolution und Philosophie），Berlin，V.E.B.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1965；［德］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知识与人类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Jeremy J.Schapiro翻译，Boston，Beacon，1972；Arnold Gehlen：《从异化中诞生的自由》（Uber die Geburt der Freiheit aus der Entfremdung），载《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Studie zur Anthropologie und Soziologie），Neuwide and Berlin，LUchterh，1971。据我所知，对于两种立场之间全面的比较至今还未出现。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关于康德和马克思关系的讨论，在Vranicki看来，其代表人物有R.Stammler，F.Staudinger，以及K.Vorl?nder，在M.Adler的著作中达到完成形态。参见Predrag Vranicki：《马克思主义历史演进》（Geschichte des Marxismus），第2卷，Stanislava Rummel 以及Vjekoslava Wiedmann翻译，Frankfurt，Suhrkamp，1974，I：287，pp.353-361。

[5] 参见Giovanni Gentile：《实践哲学》（La filosofia della prassi，1899），《马克思哲学》（La filosofia di Marx，Florence，Einaudi，1974）。根据科拉科夫斯基看来，最初将马克思视为历史的实践理论的人是Labriola，参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2：192）。

[6] 参见［美］汤姆·洛克莫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实践》（“Marxian Praxis”），《哲学与社会批判》（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5，1978）。

[7] 最近的例子来自米歇尔·亨利的《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