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辩证法和解构，我却要讨论马克斯·韦伯，这似乎有点奇怪。而我之所以这样做，不仅因为他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因为他反对本质主义，许多研究者都在反思韦伯和宽泛意义上的解构主义之间的关系，他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强调过这一点了。更重要的是，韦伯关注的很多问题同样是我关注的，尤其是物化和还原论的问题，它们和社会科学中抽象的一般理论有关。我们的答案却并不相同，原因在于他丝毫没有考虑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理解我们社会生活历史中的相对独立领域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是一致的。事实上，他的新康德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似乎从一开始就会从社会科学中排除掉辩证逻辑。

在韦伯这里，社会科学中强烈的反本质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变得焕然一新。[1]他在思想中再次强调了尼采，而且很多人都把他的著作视为福柯的前兆。[2]马克思走下坡路的时候，韦伯在一路走高，这并不很使人惊奇。因而，霍尔顿（Holton）和图尔纳（Turner）把“保卫韦伯，反对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很多任意的、误导的批判”作为他们的任务，尤其是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奄奄一息、分崩离析”，而“对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论的兴趣正在振奋、复兴”，他们更加注重韦伯“持久的启示”[3]。

在这一章中，我的目的与其说是回应霍尔顿和图尔纳的判断，还不如说是要说明，即使考虑到韦伯很敏感——他认为理论不应该暴力地理解历史——在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本性和历程时，还是存在着比韦伯选择的那些方法更好的方法。但韦伯对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理论还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的，而且使我们避免了本质主义理论的陷阱。他相信理论的抽象在一定意义上总是片面的和不完全的，因此最好是慎重地、启发式地利用它们。

我在这一章中要做的是，比较韦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和经过宇野弘藏—关根友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在这本书中支持后者的做法。本章主要关注的是：从基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差别出发，考察韦伯和宇野弘藏分别是如何思考社会、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这两种学说都对理解资本主义的独特性感兴趣。它们的差别在于：韦伯接受了边际效用理论，而边际效用理论和马克思的资本内在逻辑理论是对立的，这种差别是本体论的差别，当然本体论的差别也是哲学最根本的差别。[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