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很核心的难题，这个难题是资本的内在逻辑的经济必然性和偶然因素之无穷无尽的自发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近些年来，偶然性处于优势地位，在拉克劳和墨菲[34]（Laclau、Mouffe）那样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那里更是如此，他们把卢森堡（Luxemburg）、索雷尔（Sorel）和葛兰西（Gramsci）视为自己霸权概念的重要先驱，他们错误地相信霸权概念解决了必然性—偶然性的二元论。对于他们而言，社会是话语总体相互作用的开放过程。在这个总体中，各个要素的身份都是关系性的，是由它们和这个总体中的其他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的，而且每一个总体和其他总体也都有某种关系，每一个总体都在不停地颠覆其他总体的确定身份。如此一来，资本必然是一个话语总体，资本的理论也不可能具有经济上的必然性，因为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经济直接就是政治，政治的特征就在于极端的偶然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断定“必然性只是限制偶然性的片面努力”，而且“偶然只存在于必然之中”。[35]因而，资本和任何其他话语总体一样，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它包含着被偶然性彻底渗透而又被偶然性颠覆的必然性，其中偶然性还是受必然性制约的。但是对于一个深刻的、一直存在的哲学紧张关系来说，这并不是一个让人非常满意的解答。答案要有意义，“必然”和“偶然”就必须要言之有物，它们的身份至少要有某些区别，但是如果所有东西的身份最终都是无法确定的，如果它们对于彼此来说都是非常偶然的，那么必然性就总是一种和偶然性相关的必然性，它们之间就很难有真实的差别。事实上，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在根本上预设了极端的偶然性和非决定性，这意味着所有的差别都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不存在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性的结果：由于不够重视身份同一性，这个对差异很敏感的理论最终徒劳无功，产生了同一的东西。

由于确定身份的唯一基础变成了特定话语总体的能力（这里的能力说的是由于成功地关联起特定节点周围流动的能指，总体暂时获得霸权的能力），政治变成了基础，或者也可以说变成了一切。围绕意义的斗争在根本上是政治的，而且总是流动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资本只是一个话语总体，那么我们就永远都不能理解它独特的本体论。如果我们认为它主要是政治霸权，我们就永远都不能理解经济的物化力量及其独有的持续性。

例如，拉克劳和墨菲论证道：把劳动力视作商品，这让我们对这样一个事实熟视无睹，即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能够做出政治行为。[36]但是这混淆了劳动力和劳动力的所有者。尽管下面这一点是真的，即在具体的社会生活这个层次上，工人总是抗拒被还原为只是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另一个商品，但这并没有阻止我们提出这样的理论，即工人自我组织的能力被价值自我增殖的能力压制住了，而且他或她的劳动能力被还原为商品，还原为投入生产中的劳动力。事实上，要理解人的行动能力在历史上是如何抵抗和改变资本的内在逻辑的，就要先理解这一逻辑。当我们把劳动力理论化为一个商品的时候，我们很明确地知道：在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它只是被部分地商品化了，工人能够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在纯粹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对资本的逻辑构成威胁的并非劳动力具有行动能力，而是劳动力和其他商品不同，它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生产出来。[37]让我们对此视而不见的并非政治经济学把劳动力理论化为一种商品，而毋宁是拉克劳和墨菲消解了上述的差别，以至于不可能考察资本的逻辑了。经济被政治吸收了，资本主义只是一个话语形式，它只是碰巧在过去几百年里出人意料地把那些关节点统一起来了而已。

日本政治经济学家宇野弘藏和关根友彦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做出了一个重大贡献，他们至少开辟了一条道路，这条路开始于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中间经过相对独立的分析层次，最后进入具体的分析，在这些分析层次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逻辑，有一个把必然性—偶然性关联起来的不同方式。我同意拉克劳和墨菲的评判，即抽象的经济学逻辑和历史的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是困扰第二和第三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所有问题的根源。但是我强烈地反对他们的解决方法，因为这个时代尤其需要发展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又因为这个时代缺少“冷战”时期非常重要的民族—国家对立（这种对立抑制了资本主义），它毁掉了抑制资本主义的任何可能性。

马克思的各种作品都有不同的分析层次，尽管他从没有提出“不同分析层次”这个理论。一方面，在《资本论》的纯粹资本主义中，人是经济结构的单纯载体和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另一方面，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集体明确具有各种各样的行动能力。因而，在纯粹资本主义这个层次上，结构吸收了行动能力，而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很明显没有。那么这样看来，有不同的社会本体论[38]在发挥作用，它们又暗含着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如果事实就是这样，这又提出了很多困难的问题，例如，这些不同的层次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

马克思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他感到资本主义在18世纪中叶英国的自由资本主义那里就已经达到了顶点，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只是直接导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形式。由于证明了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积累的一种相对稳定形式，这个事实促使列宁使用“阶段”这个词来表述这一现象，但是列宁很少思考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和帝国主义阶段理论之间的关联。恰恰是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弹性，使它持续到了21世纪，同时因为最近对经济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强烈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才感受到特别需要不同的分析层次来发展理论。

资本逻辑的理论可能是社会科学中唯一的理论，只有在这里才可能存在必然的辩证逻辑。[39]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理论，原因在于我们试图完全通过商品经济的逻辑来规定社会生活的物质再生产，而不借助于人的任何反抗和干预，这些都是经济之外的力量。这个逻辑由于物化这个假设而具有必然性，按照物化这个假设，以商品形式出现的所有生产投入和产出都是完全安全的。按照典型的资本主义原则生产的商品，其使用价值的特征必定要能够使它们无限量地生产，这才适应非人格的市场。如果典型的商品是大规模的经济、一个空间站或城市交通系统，纯粹竞争性的商品经济逻辑就无法如此轻易地控制它。更重要的是，正如上面讨论的，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对于资本来说是困难的，因为它们是非常顽强而又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生产的使用价值。然而，在资本逻辑的理论中，劳动力这种使用价值障碍被克服了，克服它的方法是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同时用工资形式、工业后备军、剩余价值率平均化的趋势和阶段性危机来控制劳动力。

严格来说，资本仅仅对利润和价值增殖感兴趣，而对使用价值是完全漠不关心的，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只能出现在纯粹资本主义中，在那里我们假定了温顺的劳动者是商品经济原则很轻易就能控制的物质商品。我们如何从这种抽象理论（我们在这种理论中允许资本走自己的路）进入具体的历史（在这里资本经常遭到一些阻碍，并被迫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实现它的逻辑）？我们如何从经济必然性理论进入具体历史理论（这里的必然性总是由偶然性构成的）？

从抽象的经济必然性理论进入具体、偶然的历史理论，这在本质上是从理想化的使用价值（价值能够把理想化的使用价值内化或吸纳）进入价值（使用价值只能被部分地吸收，而且即使是部分地吸收使用价值，价值也只有在意识形态、法律和政治等经济之外的支持与帮助下才能做到这一点）。从抽象经济的必然性理论到历史偶然性的理论，这个过渡需要一个中介理论层次，宇野弘藏把它称作“阶段理论”[40]，但也可以叫作“中层理论”。“阶段”这个术语的问题在于它暗示了某种目的论，这是我要避免的。“中层”的问题是，它和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如梅尔顿[41]（Merton）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是我希望保持距离的。不论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标签，这个中介理论层次的关键点是：把资本积累的形态类型化，使之成为资本主义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这意味着需要把价值吸收使用价值（不论借助于什么样的非经济力量的帮助）从而增殖自己的那些最典型的方式理论化。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把资本积累的最典型的形态放到一定的时间、空间里，而且我们需要把对资本积累来说最核心的以及它最独特的使用价值（各个）部门理论化。

资本主义在历史中只是渐进地、不平衡地发展起来的。循环形式最早是在国际贸易中发展起来的，它最早把劳动和生产过程吸收进英国的国内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形式在英国的农业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只是随着18世纪羊毛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它才变得有活力。[42]因而，资本主义第一阶段或周期的积累形态是这样的：它最典型地刻画了18世纪前半叶英国的羊毛手工业。现在，资本逻辑的必然性就必须和这种使用价值的生产保持一致，它是在输出体系中组织起来的，并且受到了英国18世纪早期特有的意识形态、法律和政治的形式的支撑。

资本积累首先在羊毛输出手工业中变得有活力，这当然不是必然的。关于为什么是羊毛以及为什么是输出体系，这有很多重要的、偶然的理由，但是关于为什么资本积累应该首先以这种方式出现，却并没有什么理由。既然是羊毛的输出生产，那么有关资本内在逻辑的知识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这种特定的使用价值语境中（在这里劳动和生产过程只是在形式上被资本吸收了，并且劳动力只是被非直接地商品化的）展开的价值增殖会面临什么困难。事实上，把劳动者视为和生产资料没有差别的商品，视为工厂中的产品，这需要经济之外的所有要素的支持。[43]一旦给定了使用价值的语境，资本逻辑理论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它所产生的复杂问题。问题必然是复杂的，但是由于存在着意识形态、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特殊性，答案又是偶然的。

在阶段理论这个层次上，经济的必然性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因为它在因果关系上并没有把偶然包含在自身中。这有助于指引我们对偶然进行研究，而且有助于帮我们提出复杂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的分析在根本上是偶然的，它只是部分地被经济必然性塑造、约束着。举例来说，家庭的特定形式或者宗教的特定形式可以跨越资本积累的几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它比积累的形态更稳定、更持久，家庭或宗教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适应它们。因此，即使在阶段理论这个层次上，偶然可能也不是派生的或第二位的，它有其自身的存在和持续性，因此我们才需要抽象的经济逻辑。家庭、国家和宗教看起来并没有与资本相同意义上的内在的逻辑，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有特定的发展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使它们相当稳定，并能在短时期内抵抗资本逻辑对它们的改变，尽管从长期（多个世纪）来看，是资本的逻辑塑造了其他社会力量，而不是其他社会力量塑造了它。对我而言，这是资本物化力量的结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得非常好：在地理上、社会上“推翻一切壁垒”。[44]

在中层理论这个层次上，资本的内在逻辑理论有助于在时间和空间中定位处于支配地位的资本积累形式。既然已经定位了使用价值的语境，因为它是偶然给定的，资本的经济必然性理论就能够提出一个复杂问题，这个问题是按照和现存制度相容的方式解决的。阶段理论不能简单地从纯粹资本主义理论中推理出来，因为我们不能通过推论得出使用价值的语境，而且我们不能通过推论得出非经济的制度，而它们支撑了资本积累。由此可见，即使在中层理论这个依旧相当抽象的层次上，资本的必然逻辑也是不得不通过使用价值语境而发挥作用的，这个语境不是它自身选定的，它因此受到了严重损害。结果是，它依赖于所有可以相对独立于资本逻辑的偶然结构，而且只有彻底研究这些结构，才能成功地制定中层理论。经济的必然逻辑指引着我们研究特定阶段上的资本积累，但是对这一逻辑之外的社会力量的独立研究对于理解下面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即经济必然性是如何受到损害的，如何在制度和政策上处理由此引发的复杂问题的。

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历史分析这个更加具体的分析层次上，经济必然性受到了更大的损害。[45]假定我们是在对大规模的历史变迁以及资本对这些变化的参与进行历史分析，纯粹资本主义理论和阶段理论会有助于引导我们的分析，但是这两个更高层次的抽象研究仅仅抽象出了结构上的机制，把它们应用在对现实历史变化的研究中必须相当谨慎。中层理论只是把积累的典型形态类型化了；它并没有研究这种积累形态是如何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及不断变化的全球各地区关联在一起的。在这里，资本主义的经济必然性必定不仅要通过偶然给定的使用价值语境发挥作用，而且必定会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以及所有可能共同引发某些历史结果的社会力量相互作用。如此一来，永远不能明确规定资本逻辑的因果效用。然而，我们越是清楚资本的逻辑、中层理论以及造成一个历史结果（包括资本的经济必然性）的所有力量，我们就越清楚资本在那个特定结果中的因果作用。

现在，下面这一点应该很明显了，即在用三个抽象层次发展资本理论的时候，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这不是一个纯粹偶然性和纯粹必然性的问题，其中，必然性的旗手是考茨基，偶然性的领军人物是索雷尔或拉克劳和墨菲，双方你来我往地不停斗争。历史上有资本主义，这是偶然的，但是一旦它存在，它就产生了一组必然的内在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必然性在最高的抽象层次上获得了胜利，只是在更加具体的层次上，它面对偶然性才不得不做出极大的让步。结果是，必然性和偶然性之间的关系在这三个抽象层次上都是不同的。从我刚刚列出的观点来看，下面这一点应该是明显的，即拉克劳和墨菲[46]的论断——我们必须用相互作用和彼此颠覆的话语总体（它们每一个都是被偶然性渗透的必然性）来把所有的社会生活理论化——既是一个高度平面化的论断，也是一个空洞的论断。与用一个由争夺霸权的话语形式构成的同质的水平状态来消除差异的做法相反，我们的理论在开始阶段完全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经济独特的物化特征，而且这个理论通过垂直建构分析的层次从这一假设向前推进，这样的理论能够做出更多进步。

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一般化，因为在不同的理论层次上有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必然性。特定类型的必然逻辑在最高的抽象层次上是可能的。在中层理论这个层次上，在构成一个资本积累类型时，资本的必然逻辑必定会向特定阶段上典型的复杂制度妥协。最后，在历史分析这个层次上，甚至有更多的复杂变迁力量施加到资本的逻辑之上，必须参照不确定性的程度和有争议的判断，才能理解资本的逻辑在这个层次上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