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大写字母“R”的“理性”（Reason）一词没有什么作用，它不进行斗争，不产生行动、争论、解释或证明。理性被物质主体（material subject）运用，正是物质主体才进行思考、行动等，并且它的理性在思想中和实际中被其他理性存在者所评定。因此这里产生的哲学问题不仅是由逻辑所处理的形式上的问题，而且也是本体论的问题，后者关乎能够进行思考的存在者之本质和处境或从谁的立场来运用理性（例如我认为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立场进行思考）以及他们与其他这些主体的关系。在这里，我关注的是提出特别敏感问题的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是确认能够理性地决定做什么的物质主体的问题。问对我们（us）而言做什么是理性的，和问对我（me）而言做什么是理性的，是否同等明智或同等不明智？这个问题的衍生问题将在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例子中予以讨论。首先，我会审视一下个人不得不在一系列社会制度（institution）中行动的情况。我认为，无论在哪里，如果与制度（system）相一致的规则与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基本自我确证相冲突，且它只能在最低程度上不确定地满足弱势群体的需要，那么，理性就根本不能言说（reason cannot speak with a single voice）。这种制度也许会被认作“非理性的”。所以接下来我将提出关于作为整体（whole）的制度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的判断——这种判断与关于在其中被定义的行动的合理性（the rationality of acts）的判断相对立——这个问题。通过区分具体理性和抽象理性，我认为，这种（总体的）立场仅仅在与阶级主体实践的统一中才是理性的。我将思考赋予革命阶级的利益和实践以历史形式和有效性的诸条件。最后我将谈谈确保其阶级认同（class identity）的诸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