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感谢波士顿大学哲学系的马克思·瓦托夫斯基，他对我的手稿作了非常有益的评论，并就解释马克思所需要阐明的几个难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同时非常感谢他帮助我形成了我在这里所使用的哲学框架。我要感谢海沃福德学院哲学系的理查德·伯恩斯坦和原先为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系、又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哲学客座教授的米海洛·马尔科维奇，他们都对手稿作了富有洞察力的评论，并进行了几次发人深省的讨论。关于这本书，我的工作得到了许多人的大力帮助，他们的评论和讨论都有助于我更好地界说自己的观点。他们是：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于尔根·哈贝马斯、我以前在纽约城市大学莱曼学院哲学系的同事贾斯廷·雷伯、纽约市的特里斯特曼·内蒂、艾塞克斯大学哲学系的戴维-希勒尔·鲁宾、耶鲁大学哲学系的塞拉·本-哈比卜、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教育系的琳达·尼克尔森。我也非常感谢来自波士顿大学哲学系的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和约瑟夫·阿加西二位的有益建议和批评性评论；感谢普渡大学哲学系的威廉姆·麦克布莱德、圣约翰大学社会学系的罗莎琳德·布洛夫（Rosalind Bologh）、史瓦斯摩尔学院经济学系的弗雷德里克·普赖尔和政治学系的查尔斯·贝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罗伯特·卡明。让我受益颇多的是，参与1974年在纽约市面世的《大纲》[1]研究小组的活动。我要向这个小组的成员们表示感谢。我也要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研究生和教师与我一起进行的有益讨论。在1975年的一系列讲座中，我把第1章、第2章、第4章的最初形式呈现给了研究生。在史瓦斯摩尔学院和莱曼学院给学生讲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和研讨班上，我的学生们向我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并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讨论。最后，我要感谢纽约市的费伊·布鲁格（Fay Brugger）、纽约城市大学莱曼学院的萨拉·尼古拉斯和史瓦斯摩尔学院的阿尔塔·施密特，感谢他们将我的手稿打印得非常精美。

[1] 《大纲》是构成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主体部分，但不包括《巴师夏和凯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5年）、第31卷（199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