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年初，中央编译局的鲁克俭老师联系我，问是否有兴趣翻译伊林·费彻尔的著作。收到邮件的一刹那，我又是激动，又是紧张。众所周知，伊林·费彻尔是西方享誉盛名的马克思学家，他与诺曼·莱文、麦克莱伦等都是中国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家，如果能把他的著作引介到中国，这既是一件益事，又是一件幸事！

此时，作为2008年度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的公派留学生，我刚刚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半载，一切刚刚步入正轨。尽管对自己的德语水平还不是信心十足，但我还是不揣冒昧接下了这项任务，因为我知道，这个机会实属难得。

正式的翻译进程是从2月份起步的。从2月到8月，我几乎每天都是两点一线，奔波于宿舍和自由大学语言学系图书馆之间。自由大学哲学系的图书都收藏于语言学系图书馆，在这里，我几乎找到了费彻尔所引用的每一本书。每每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都洋溢着无法言表的喜悦与神圣感。我知道，这正是祖国和母校送我出来求学深造的原因所在。

8月中旬，趁学校暑假之机，我带着基本完成的译稿返回北京大学。我需要进行翻译的一系列收尾工作。重归母校让我的心底踏实了许多，图书馆的老师一如既往的亲切耐心让我深感温暖。于是，在虽然辛苦却很充实的三周里，我的译稿终于完成了。

翻译过程可以用寥寥数语描述，因为其中的甘苦自己知道即可。可是，心底的感激之情却实在需要大书特书，尽管“后记”的空间如此有限。首先，我要感谢我在自由大学的导师弗里德·奥托·沃尔夫教授（Prof.Frieder Otto Wolf）和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王东先生和硕士生导师赵敦华先生。这三位我非常尊重的老师不仅关心我的学业功课，而且关心我在德国的日常生活情况。在我迷茫烦恼时，他们总会耐心地为我解难答惑，减压宽心。能遇到如此良师，实属此生大幸！其次，我想特别感谢中央编译局的鲁克俭老师。从接手翻译工作到最终定稿，鲁老师一直关心着翻译的进程，尤其在译稿基本出炉时，他在百忙之中一章一章、逐字逐句对之进行修改、校对，实在令人感动！再次，感谢北京大学德语系博士生安尼，这位在柏林结交的挚友不仅是我生活中的知己，亦是我的德语学习老师。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她帮助我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并校对了部分章节，深表感谢。同时，还要感谢留学法国十余载的靳晗，这位神交之友帮我解决了本书中所有的法语翻译问题！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父母家人、感谢爱人秦德庆，只有远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才知道家国对于一个人的存在是何等重要。

一年前的今天，我离开中国前往德国；一年后的今天，我重返燕园，完成手中的学术任务。就让这部译稿作为留学一年的学习小结，献给我的师长、我的北京大学，还有六十周年华诞的祖国。

由于水平有限，如有错误之处敬请指正。我的邮箱是[email protected]。

赵玉兰

2009年9月16日留德一周年之际于北京大学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