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历史，它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法国共产党的决定

……如果没有不受约束的自由新闻界，没有不受阻挠的社团和集会生活，人民群众更广泛的统治将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是明显的、不争的事实。

罗莎·卢森堡（1918年）[1]

一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决定放弃过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这使得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组成部分的讨论焕发出新的生机。法国最负盛名的两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和亨利·列斐伏尔都对这一决定进行了批判，只不过阿尔都塞是“从内部”、而1957年退党的列斐伏尔是“从外部”展开了这一批判。如果不回溯历史，我们既不能理解对这样一个背负深重意义同时亦是沉重负担的概念的抛弃行为，亦不能理解对这种抛弃行为所做的批判。

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阐释说：“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2]几页后，他把无产阶级实现这场胜利应当采取的方式方法称为“争得民主”[3]。与几乎所有的同代人一样，马克思在1848年的出发点依然是：在引进普遍相同的选举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不久之后取得政治胜利将是不可避免的。那时，通过这种方式而获得的阶级统治将致力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4]

显然，对1848年的马克思来说，争得民主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是完全一致的。在他看来，调查民主制是实现资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典型手段，而普遍选举权则是无产阶级赢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但是，这一信念由于路易·波拿巴大选获胜以及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成立而变得飘摇不定了。1871年，马克思在对法兰西内战所做的详细阐述中，根据最新经验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虽然对他而言，无产阶级统治与争得民主始终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废除独立的官僚机构（军队、警察、管理机构、司法）及其对被选举出来、随时可以被选民解除的巴黎公社各个机构（乃至全国的类似机构）的隶属关系，又作为具体特征补充了进来。如果说，资产阶级——正像马克思曾经认为的——尚且能用恺撒主义式的官僚主义专制形式来维护其统治，那么无产阶级则将摧毁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并用消除官僚主义的全新的直接民主取而代之。对他来说，公社国家是“最终被发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这次革命的对象……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5]马克思认为，公社宪法决不能取消阶级斗争，而是只允许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6]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公社宪法允许无产阶级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把阶级斗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并且以社会主义为方向来改造社会。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也把这个发展阶段明确地称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7]

如果说，1871年的马克思相信，他在公社宪法中找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那么晚年恩格斯似乎更愿意选择一种古典形式的民主共和国。至少在1891年对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中，恩格斯认为，“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借此来意指以普遍相同的选举权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这在下文中得到了确认，在那里，恩格斯希望德国社会民主党接受这一要求——“把一切政治权利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8]。诚然，恩格斯也认为，消除官僚主义和常备军这两个补充条件对资产阶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和平过渡是不可或缺的。出于这一原因，他认为，这条道路仅仅在当时的英国和美国（因而也就是在那些当时还没有值得顾虑的官僚主义的国家中）是行得通的。

二

在十月革命之后兴起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讨论中，一系列问题陷入了混乱。列宁、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这些针对考茨基、希法亭、鲍威尔等社会民主党人的批判而为苏维埃道路进行辩护的人，如今则在更狭隘的技术统治的意义上使用专政概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在市民社会中（这些社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形式是无关紧要的）“资产阶级专政”是可能的，那么他认为，在所有的政治决策中，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都具有现实的决定意义。这一成果不仅可以通过阶级代表在议会中进行直接统治（例如在英国）的方式、而且可以通过专制形式（例如路易·波拿巴在法国的专制统治）来实现。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以公社民主制（或杜绝官僚主义、实行民主的自我管理式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并作为多数派的民主统治才能成为现实。

在几处表述中，列宁从形式上看是赞成这个构想的，例如在谈到俄国“工农民主专政”的时候。列宁在那里指出，农民必须被视为这个概念的主体，因为，否则这一专政就难免会被视为（少数无产阶级人民的）少数派专政。但是，作为一名革命实践者，列宁认为政治秩序的统治特征更加重要。出于这一理由，他强烈反对卡尔·考茨基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本书中，“两种主要的、截然不同的方法——民主方法与专政方法的对立”[9]被确定为布尔什维主义者与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差别的典型特征。列宁认为，“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在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要求。这一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消灭方式中的一种）被专政的或者说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10]。在这段引文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首先，为了实现阶级专政的目的，列宁并不排除消灭统治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其次，他认为限制乃至消灭被统治阶级（俄国从前的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民主权利是必然的，因为他显然不信任工农联盟的民主优势。

但是，列宁走得还要更远。如果说，马克思也把诸如法兰西民主（调查）共和国以及英国议会制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专政形式，那么对列宁而言，每种专政都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1]。因此，从一开始，探讨通过法律疏导来行使权力、或者行使民主监督权力的可能性就被取消了。于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一贯表现为“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而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2]。

卡尔·拉狄克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恐怖主义》这本小册子中补充了列宁的论证。他以反讽嘲弄的口吻批判了考茨基及其同伙：“他们通过公证表明，大多数人民是站在社会主义一边的，然后”试图“说服无产阶级，马克思所理解的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统治”[13]。虽然在“群众的压力”下，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决定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们所承认的仅仅是一种“无恐怖的专政”“一种根本不是专政的专政”[14]。拉狄克排除了无产阶级恰恰在西欧发达国家中实现权力和平交接的可能，或者说，他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不论是什么样的选举几乎都不可能确定，大多数人是站在哪一边的。有意识地争取统治权的无产阶级在夺权之前曾经拥有大多数人民为后盾，这同样是令人怀疑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工人就不仅处在资产阶级新闻传媒与学校的影响之下，处在已经习得的偏见的影响之下，而且还处在资产阶级政权的影响之下……然而，即使大多数人都团结在共产主义先锋队周围，那时我们也不能希望资产阶级会听命于大多数人。资产阶级决不会屈服，它必须是被征服的。”[15]只有在战胜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之后，大多数无产阶级才会在选举中拥护新成立的国家。

鉴于这种情形，一切“关于不带有恐怖主义的专政的空话，都无异于是麻醉群众（的药剂）……”[16]此外，为了在革命中取胜，无产阶级还需要强烈的统治意志。由于持续数百年的遏制压迫，它目前还不具有这一意志。“它还不具有这种已经为诸如普鲁士容克贵族、英国资产阶级发展到很高程度的钢铁般的统治意志。必须更加猛烈地进行反对一切敌对分子的斗争，这些人正是通过无产阶级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来瓦解他们义无反顾的决心与力量的。”[17]

上述反对以民主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反对以民主形式实行无产阶级统治的论据处于完全不同的层面。因此，对之进行一定程度的系统化梳理将是颇有裨益的：

论据一：只要资本主义所有制存在，民主就会在现实中受到限制。一切对生活具有影响的重要决策都在议会之外定夺，都不依赖于受议会监督的政府（例如在大银行与康采恩的管理中）。

这一论点是合乎实际的，但是，政治民主制是否不能作为工具来有效限制介入政治的经济权力，这还是个问题。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明确背离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说，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这样一种经济权力；每一个处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国家都必然服务于所有者（他们决定投资）的利益。

论据二：一旦政治民主制的多数派情形严重危及现存的经济权力状况，那么大资产阶级就会背弃民主，容忍（并支持）政治专政的每一种准备为其特权进行辩护的形式。

这个观点也是符合事实的，但我们只能从中得出，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必须运用一切手段为民主机构辩护，即使那时它们本身（还）不占据多数。在对待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上，德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忽略了这个准则，因为它们低估了政治民主制的重要性。

论据三：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大多数劳动人民（进而大多数选民）并没有对他们自身的利益达到足够清晰的意识，因为大部分教育机构（学校）、报纸等都是为现存的统治秩序和财产秩序服务的。

这个论据也包含着合理的内核，但它还远远不能得出：赋予坚决果敢的少数以一个尚未成立的、有行动力的未来阶级的名义在当下建立专政的权利，是必然的。更令人心悦诚服的是安东尼奥·葛兰西得出的结论，一切首先取决于，通过一场旨在争取知识分子、改善群众教育的持久战，来克服上述的大多数群众在形成对现实利益的意识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局限性。

论据四：每一个新的统治阶级都像过去的统治阶级那样需要坚决果敢的统治意志，因此，提高（不得已时也要通过暴力手段来反对本阶级代表人物的、居于优先地位的）纪律性是必须的（拉狄克）。

这个论点建立在把过去的统治阶级与未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并不能在历史中得到辩护。早在对列宁把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定义为“与工人运动密切联系的雅各宾主义者”的批判中，罗莎·卢森堡就指出了谋求统治的少数派与致力于共同解放、能够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多数派在组织上的对立。不过，如果葛兰西所设想的任务得以实现，那么拉狄克（以及列宁）所要求的纪律严明以及服从领导集体就变得多余无益了。从而，这样的一个危险，即政治形势没有按照所设想的从资本主义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而是倒退为一种新的寡头政治和独裁统治，也同样消除了。

今天，如果法国共产党认为必须避开“无产阶级专政”，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或许主要是为了摒弃与列宁、拉狄克所代表的观点的任何共性。与之相对，他们恰恰能够在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源头活水的意义上毫不犹豫地把法国人民在《公社纲领》的旗帜下所追求的反对垄断同盟的胜利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自从列宁做出这一矛盾表述以来（“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这个概念并不仅仅只为民主社会主义所不容。在列宁和拉狄克对容克统治、英国大资产者的统治以及无产阶级“领导人”的统治这三者非历史的等量齐观中，表现出了以统治技术为基础的对社会主义民主目标的背弃，这种背弃在实践中也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列宁一再明确地把领导人的个人专断辩解为阶级统治的恰当形式，并且为反对苏维埃以及国外那些强调民主与个人专政之不相容性的批评者而对之进行了辩护：“无可争辩的历史经验说明：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体现者和贯彻者，是屡见不鲜的。”“所以苏维埃的……民主制和实行个人独裁权力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原则上的矛盾。”[18]两年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段人所共知的段落中，列宁把寡头制的政党结构合法化为一种必然法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来主持的。”[19]“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20]

无疑，人们能够用俄国的特殊条件来解释列宁的立场，正像1918年以来大量的社会民主主义批判家一再这样做的。然而，极具灾难性的是，这种模式从一开始就被盲目地灌输给西欧的工人政党，从而使它们的内部民主生活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陷于瘫痪。苏维埃政党的官僚主义僵化症影响了苏维埃之外的许多政党，结果导致了精神上的僵化症。一国的共产党与其余的政治文化生活隔绝得越厉害，其僵化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在意大利，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隔绝程度最低的国家中，也就最早出现了独立的、自我批判的阐述。那里的共产党也因而不需要明确宣布与“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脱离关系，因为它早已明确地同这个术语的苏维埃阐释分道扬镳了。

然而，即便抛开西欧共产党必然摆脱沉重的传统存在这一点不谈，“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在今天看来也不再合乎时宜了。无产阶级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革命并没有发生，而且也将不再发生。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种种问题和革命潜力不再适宜用“无产阶级的”这一术语来指称。在高度工业化的大都市中，雇员阶层的成长远远快于工业手工业工人的成长，新的差异所引起的关注远远大于有关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争论。在城市周边的农村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边缘阶层，他们集中在迅速发展的千百万座城市周围，几乎不能被称为“无产者”。不过，他们将成为未来革命的承担者。工业企业与服务企业的日益集中与百分之九十乃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居民转变为领工资、领薪水的雇员形成了对照。一直以来，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在消费品的充分获取、令人满意的生活以及富有意义的劳动等方面的旨趣仅仅得到了不充分的表达。精确地阐明这些旨趣，并使之被人们所意识，正是社会民主党的紧迫任务。这些政党（为了这件事的缘故）与其他左翼政党之间展开的有益竞争受到人们急切的欢迎。如果没有自由知识分子和政治竞争，不仅会有倒退回独裁专政的风险，而且还会有错失上述目标的危险。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及其遗产等历史教训清楚地表明，当一种专政建立之后，被压迫人民就不再有足够的可能来使他们的旨趣发挥效用了。领导精英（他们是否来自享有经济特权的阶层是无关紧要的）都倾向于稳定自己的政权，并使之成为永恒。在发达工业国家中，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是，卓有成效地关心居民是否拥有相当充沛的日用品供应，去除受统治的被压迫者日常意识中的政治内容。

三

正如列宁认为的，个人独裁很可能成为“革命阶级独裁的表现者”[21]，但它却没有为长期地顾及革命阶级的利益提供任何保障，因为，没有什么民主监督能够凌驾于独裁者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表面的民主形式被**裸的独裁所取代，一切也都不会发生丝毫改变。如果没有保障精英（在一个政党范围内，或者更好的是，在多党之间）进行竞争的多元主义，民主将成为插科打诨的笑料，选举也会变成批准已然得到巩固的领导班子的程序性材料。今天，西方工业社会中得到启蒙的群众或许可以知道这一点。法国共产党之所以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也是因为考虑到了这一见解。这里只涉及法国共产党对它与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之间选举竞争和精英竞争的诸多需要的战略性调整，还是说，也涉及一种更为深远的自我纠正，这可以在例如法国共产党同阿尔都塞和列斐伏尔的反对观点所做论争的方式方法中窥得端倪。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悖论：在没有在党内开展详细的理论论证和民主讨论的情况下，就独断地自上而下地命令，抛弃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抛弃专政概念的行动还是以专制的方式实现的。

对民主社会主义来说，并不存在对专制传统进行修正的问题，但是，如果自己的民主观在与“左”倾或右倾的民主党敌人进行争论的过程中成为一种自觉或者得到深化，亦是非常有益的，也是必然的。在这种民主观中，马克思的认识经过扬弃也被包含在其中，特别是下面这个思想：如果没有使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自由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政治民主就是欠缺的、片面的。只有当所有人的经济存在（劳动权、生活权）得到保证，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得到最好的保障时，法律秩序提供的种种可能性才能为他们所充分利用。

改良主义坚信，民主的道路虽然较为缓慢（而且不是说没有倒退的危险），但是唯有如此，才能有更大的把握来实现自由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将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自由地发展，所有人的要求都将得到满足。如果人们一步一步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那么他们就能够重新纠正应当被证明是错误的每一脚步。通过逐渐提高居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少数人独裁（政治上的寡头制）将日益成为多余，而在朝向理想目标的道路上彻底错失这一目标的危险（就像过去一再发生的那样）也能够被去除。

改良主义所做的承诺更少，但是它却比革命主义更容易维持，尤其是它不能充当任何个人专政的借口。它的危险在于对右派政治敌人的低估、对经济特权享有者及其意识形态帮凶所具有的权力的低估。不可否认，一些改良主义者忽略了这些危险，并且被资产阶级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所蒙蔽。不过，或许应当慎重考虑的是，经常遭到痛斥和批判的爱德华·伯恩施坦毕竟属于曾在1915年投票反对战争贷款的社会民主党第一批国会议员。坚决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不仅要强烈谴责列宁主义的专政概念，而且必须意识到在享有特权的少数派所统治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也实行民主的必要性。顺便提一句，西方不少实业家在参观了苏联企业后兴奋地归来，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那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工厂纪律和权威领导，而它们在我们这里几乎不再存在了。

尽管今天的苏联显然不会在所有方面都与列宁所设想的目标相符合，但是列宁却已经对工厂纪律（包括泰勒主义）表现出卓越的认识。在1918年5月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他认为：“……从当前特殊任务来看个人独裁权力的意义问题。应该说，任何大机器工业——即社会主义的……基础——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以指导几百人、几千人以至几万人共同工作。这一必要性无论从技术上、经济上或历史上看来，都是很明显的，凡是思考过社会主义的人，始终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条件。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在“理想的自觉性与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领导很像乐队指挥的领导，但是，如果没有理想的纪律性和自觉性，这种领导就必须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22]。众所周知，这些表述以及列宁对（资本主义）工厂与社会主义政党的内部纪律的同等看待，早已受到罗莎·卢森堡的激烈批判。然而即使在今天，就生产领域而言，列宁的这个观点也不再能为人们所赞同了。共同决定劳动岗位以及劳动组织形式已然被证明是可能的、合理的。团队合作能够取代等级制的命令与服从。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状况为劳动关系结构的明显改变提供了前提。当然，资本主义企业主必定是被迫坚决地采取这些技术的。另外，经济挑战也使生产的分散形态、向“软技术”过渡以及迅速扩大令人满意的劳动关系等显得愈发迫切了，因为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抛弃增长社会、消费社会及其围绕个人升迁与威望的白热化竞争战，才会成为可能。

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只有一个独裁者能够执行历史的必然变化；工业化世界在今天所面临的任务则要求更加广泛的民主基础，要求尽可能多的有意识的个人与团体的积极参与。这同样的情况并不能即刻适用于“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如果没有坚决的民主化进程，那么“第二世界”的内部问题同样不能得到解决。[23]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构想为介于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无阶级社会之间的必然过渡阶段。尤其在列宁为适应策略性的一时之需而做的技术性简化阐释中，这个概念变成了为党的专政、斯大林统治及其官僚主义遗产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的工具。它的声誉遭到了败坏，因而，民主国家中作为反对派的共产党在具体描述其现实目标时，使用这个概念的情况也越来越少了。法国共产党宣布与这个术语脱离关系表明，该党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术语在宣传上的不合时宜。法国共产党是否也认识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如果没有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多元性，这种监督将是不可能的）对每个政府（包括“依赖于群众”的政府）的不可或缺性，这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围绕受到启蒙的选民所展开的自由竞争中，这个政党迟早必须迈出达到这一认识的脚步。民主社会主义者只能翘首期待这样一幅远景：或许在不很遥远的某一天，法国共产党也认可了多元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

[1] Rosa Luxemburg，Gesammelte Werke，Ost-Berlin，1974，Band 4，S.355f.und S.358.

[2]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93-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Karl Kautsky，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Wien，1918，S.3.

[10]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593—5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5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594—5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Karl Radek，Proletarische Diktatur und Terrorismus，Hamburg，1919，S.34.

[14] Karl Radek，Proletarische Diktatur und Terrorismus，Hamburg，1919，S.35.

[15] a.a.O.，S.36f.

[16] a.a.O.，S.37.

[17] a.a.O.，S.39.

[18]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499、5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0]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1]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500、5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关于这个问题，也可以参见罗莎·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载《新时代》，1904）一文中所做的批判：“如果他（列宁）……颂扬工厂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意义——工厂从一开始就使无产阶级‘在纪律和组织上’变得成熟，那么这再次暴露了社会民主党组织太过机械的观点。列宁所谓的‘纪律’，决不是仅仅通过工厂，而是通过兵营以及现代官僚主义……铭刻在无产阶级心中的。如果人们把下面两个根本对立的观点——一个关于按照机械运动指挥棒行事的多手多腿的肉团，它任人摆布、心不在焉，另一个关于某一社会阶层，它可以对自己有意识的政治活动进行能动的协调——都称为‘纪律’的话，那么这丝毫没有滥用口号……”（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部分第2卷，428页，柏林，1970）

[23] Vgl.Roy Medwedew，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Paris，1972；deutsch：Sowjet-Bürger in Opposition，Düsseldorf，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