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认为，结束“人类的前史”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这一历史职能是依据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资本主义社会先前的发展而被“赋予”无产阶级的。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出发推演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未来所担负的历史角色。因此，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在经验中遇到的（处于其“错误的存在”中的——人们也可以这样说黑格尔）无产阶级，而是一种思想上的构建物。因此，按照卢卡奇的天才阐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表述的）是“合理的、恰当的反应……它可以算作生产过程中的一种特定的、典型的情境”[54]。因此，它绝对不是“单个无产者的心理意识或者全部无产者的（大众心理）意识，而是被意识到的、阶级的历史处境所具有的意义”[55]。

然而，无产阶级的历史处境所具有的意义，并不是首先在无产阶级自身中表现出来的，而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意识中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从自身出发只能获得一种“工联主义的”意识，正如列宁和考茨基所阐述的（考茨基比列宁阐述得更早）。因为，无产阶级只能获得对现存社会范围内他们的直接经济利益的意识，而不能获得超越现实的“政治性的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在于对全部社会关系予以革命的拒斥。这种“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治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56]。按照列宁的信念，这种广泛的、全面的经验只能通过（以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党的职业理论家（鼓动家等）传授给实践中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这正是‘恰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作者注）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照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57]

对“恰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具有理论洞见的人所构成的组织就是共产党。由于只能有一种科学、精确、恰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因此也只能有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共产党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独立形态。它适用于下面这种双重的辩证关系：既作为这种意识的形态，又作为这种意识的形态，因此既在它的独立性中，又在它的类别存在中从理论上得到正确的把握。”[58]

当然，在这里被构想为辩证的两面性的联系很快在实践中变成了片面、机械的依赖关系，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考虑到群众的愿望等表述，都不能掩盖这一点。共产党认为只有它才拥有关于必然的、通向完满自由的历史进程的科学认识。从这一认识出发，它得出了绝对的、排他的领导要求。共产党人体现了“恰当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即使在经验中没有一个无产者已经“获得”这种意识。它“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59]，因此最终必然是正确的。如果无产阶级只是理性地进行欲想，如果它遵循自己的理性意志，那么它欲想的只能是党所推进的“科学政策”。“只有党在无产阶级其他群众之前从理论上预先认识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以及一般后果……只有党能够保证工人阶级的自由决策——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这样要求党的，列宁正是这样创立党的。”[60]

当然，如果所欲想的目标也在现实中得到实现，那么问题就只在于：是谁考虑到了现实的因果联系。因此，如果只有党具有关于社会历史因果联系的洞见，那么卓有成效的无产阶级政治也只能在它的领导下向前迈进了。从党及其理论领袖要求合法化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党面对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任务，这一任务并不在于维护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这是工会的任务），而是在于有计划地教育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真正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有觉悟的先遣部队”，党应当把无产阶级逐渐提升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水平”。然而，只要这个目标还没有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实现，党就能够利用更为通俗的方法来争取那些未经启蒙的群众的信任与追随。党不再（像黑格尔的世界历史中的个人一样）是无意识的工具，而是有意识地实现已然被认识的天命的机构。

这一早已为马克思提出的理论联系被列宁用来创立他那由俄国特殊国情的实践需要所“正名”的“新型政党”构想。列宁尤其在《怎么办？》（1902年）和《进一步，退两步》这两篇文章中阐述了这一构想。在列宁那里，党成为革命的精英、内战军队的领导团体。它也因此而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地组织，充满了战斗力。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61]。就所有的领导人原则上都是从党委（代表大会等）中选举出来的而言，“民主集中制”应当是“民主的”。与之相反，政治总路线的确定则是集中的，它由中央委员会及其行政机构（政治局以及主席）制定，对每个党员都具有绝对的约束力。但是现在，由于各个上级主管机关拥有相对较多的影响力，从而能够借助这种影响力向下级机关施加强大的压力；再加上承认领导的总路线也成为每场竞选的前提条件，因此，这种民主选择原则就悄悄地变成了上级“指派”（和许可）或者简单增选[62]的原则，而这种增选之后将被选举团体批准。

把党的意志灌输给群众是借助庞大的社会组织（工会、合作社、青年团和苏维埃等）得以完成的。“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劳动群众连接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即以无产阶级之名实行的党的专政——作者注）。”[63]所有的党员都有义务在这些“战线组织”中进行合作，并尽可能在其中赢得领导地位。因此，所有这些组织都被列宁视为党借以“接近”群众的手段。关于党和无产阶级的关系，列宁几乎总是需要来自机械学领域的比喻。

作为反对派的德国共产党人，罗莎·卢森堡的友人保尔·列维认为：“对列宁来说，无产阶级显然分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接近者’，另一部分是‘被接近者’。这二者之间的联系——正如杠杆（和传送带——作者注）比喻所表明的——是援引自机械学领域的。对列宁来说，一个分裂存在的两个部分都是有能力的。”[64]

早在1904年，罗莎·卢森堡就在一篇发表于《新时代》的文章[65]中强烈地反对了这种机械论观点。

与列宁及其追随者的精英思想相对，罗莎·卢森堡认为，“社会民主运动是阶级社会历史中第一次在所有情况下、在整个过程中都从群众的独立、直接的行动出发来考虑问题的运动”。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拒斥这样一种直接的群众行动，因为他们把“受过科学教育”的干部政党视为领导群众的唯一合法组织，把无产阶级的一切“自发运动”——基于无产阶级看待这些运动的狭隘视野（工联主义）——批判为欠缺不足的。

罗莎·卢森堡在1904年就认识到，列宁的观点必定会直接导致中央委员会的专断：“现在，俄国革命者的‘我’为所欲为，它再次把自己宣称为历史的全能驾驭者——这次是以工人社会民主运动中央委员会的无上威严的形式出现的。在那里，勇敢的杂技演员没有看到，现在唯一扮演驾驭者角色的主体正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的我，它绝对希望自己可以去犯错，从而亲自学习历史的辩证法。最终，我们只能在我们中间坦率地讲，在历史上，一场真正的工人革命运动所犯的失误，要比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绝对无误性更富有成果、更富有价值。”[66]

罗莎·卢森堡对列宁正统学说的背离之处在于，她想使经验的无产阶级成为革命运动的主体，而不是从理论中推演出来的、必须先创立政党或者被预设为虚构的群众的我，从而使经验的工人借助于鼓动性计谋来进行相应的活动。罗莎·卢森堡信仰经验的无产阶级[67]，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及其代表人物（党的领导人）则信仰从理论中推演出来的无产阶级。因此，对他们来说，只有当无产阶级无条件地服从那些“科学地”阐释其真正意志的人们的领导要求时，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由。每个无产者（在历史中）获得自由的可能性在于，把自己提高到党的理论水平。在这方面，党会帮助他。[68]对它而言，不是匈牙利起义或者波兰自由团结工会中的无产阶级，而是意识形态家的理论无产阶级才是历史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