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证明费希特与马克思思想所具有的对应性。这一对应性起源于他们将人视为活动性的存在，并显现于对诸如活动、人以及理论等各个方面的讨论。与对这一时期理论的讨论相反，两者思想的对应性最初产生于他们对主体性的关注。康德曾经试图理解人的概念，但由于其理论的局限，他的努力没有成功。除此之外，费希特和马克思是德国近代哲学中仅有的两位以反笛卡尔的方式来思考人，并将人视为活动性的存在的思想家。

关于这一对应性立场的研究经历了多个阶段。首先，我证明了将人视为一个活动性的存在是两种立场的核心观念；其次，我进一步表明，在每一立场中所讨论的活动都带有亚里士多德的色彩，所有试图将人的概念理解为某种活动的观念都是类似的；再次，我指出，两种立场的对应性可以进一步在其相似的元理论层面得以展现，由此我综合了历史的证据来阐释这种对应性的起源，并借此对近代哲学传统进行重新地评价；最后，我们展开对反笛卡尔式的人的观念之内在价值的讨论。

这一研究结果触及了四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对费希特和马克思不同立场的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德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本质以及人的理论。近来的许多研究表明费希特的思想对理解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对谢林和黑格尔的研究。这一觉醒的一个不幸的副产品是，人们将近来思想当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例如，自我意识的问题，视为费希特思想的核心旨趣。但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以偏概全。费希特的确对自我意识的理论有所贡献，但这一理论只是他为了理解自然以及人之有限性而构建的一般理论中的一个方面。由于他的最终目的很少在文献中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这一目的在其对自我意识的当下关注中更显得模糊不清，因此我们关注原初文本，从而恢复其理论的目的，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对马克思之立场的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对马克思的研究总是存在于二手文献中，在这些文献中，每个作者都有自身的目的。因此多年以来，研究马克思的二手文献就如同一个争斗的剧场，其中所有的论点与马克思的原初文本并无多大关联。近来一股存在于法国思想界的思潮从根本上否定人在马克思立场中扮演任何角色，或者说人既是自身理论的基础，同时又与其自身理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样两种看似完全对立的阐释被整合入一个信念，即马克思的立场中没有关于人的理论。而我在本书中通过对诸多文本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由此我回到马克思自身的文本，希望能够反驳那些二手文献中提出的诸多论据。

鉴于费希特与马克思都将人视为某种活动性的存在，我们给出了一个详尽的讨论。但这一讨论是否成功还很难评判。我们不能确切地证明两种立场的对应关系。我们所证明的只是两者在不同程度上的相似性。但对这类证明缺乏一个评判的标准，因此我们未能确定是否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证。进一步说，众所周知，将任何一种类比推向极端都会失败，事实上任何被比较的术语必然首先是非同一的，而后才可能进行相互比较。但我想在被追问的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为讨论提供某种确定性。

回溯到哲学传统中，我已经表明费希特与马克思对人作为活动性存在之观念的关注反映了某种反笛卡尔的精神，这一精神激发了大部分当代哲学。的确，人们必须要思考是否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并没有最终消除笛卡尔所给予他们的影响。一个鲜明的例子是，我们在此所思考的关于人的观念。当我们仅仅认为人与其认知的关系被理解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当代哲学家大多关注笛卡尔所强调的主体性，其实他们大多超越了笛卡尔原初问题的框架。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活动，我们还应该多说一句。我们常说柏拉图是哲学之父，正如我们常说笛卡尔是近代哲学之父一样。当然这两个论断并不存在矛盾，因为这两个思想家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笛卡尔将思维视为身体与客观知识之间的连接，人们可以从中辨认出这不过是柏拉图二元论的另一种表述方式。柏拉图认为思维介于表象与现实之间。

笛卡尔重述柏拉图的主题对于阐释近代哲学至关重要。因此对抗笛卡尔的思想也就意味着对抗在其思想中获得重述的柏拉图的二元论。在对笛卡尔本体论框架的拒斥中，当代思想家们同时反对二元论概念自身。这一概念最初在柏拉图哲学中被表述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近代传统不过是旧有的二元论与一元论的世界观互相争论的新版本，而正是这一争论自古希腊思想以来就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活动概念在当代语境中的复兴，我们不应感到惊奇。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二元论的拒斥是众所周知的。但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为了超越柏拉图的二元论所运用的知性工具不过就是他的活动概念。这一概念与“潜能与现实”的相关论述相关联，从而避免了二元世界本体论的产生。亚里士多德的活动在笛卡尔哲学之后复兴的原因在于，后者的二元论不过是古代问题的旧瓶新酒，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早已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对于19世纪的德国传统，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评论。在通常的看法中，费希特与马克思看起来似乎是毫无关联的。我们习惯于这样的表述：费希特是一个观念论者，马克思是一个唯物论者，并且可能根本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本书所做的研究证明了两者立场之间的相似性。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富有代表性的阐释路径似乎阻碍了我们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因此它应该被重新审视。如果我们的分析范畴妨碍了我们理解或者正确地理解这一时期的思想，那么分析的路径应该被重新地修订，一些新的范畴应该被提供出来以便完成任务。

同样一种观念在更为一般的层面上被重述出来。19世纪的德国传统常被认定为包含着一系列彼此完全不同的思想者，他们被整合起来似乎只是因为他们都使用德语。但在这一传统中相互区别的成员不能让那些将他们的立场连接起来的主题变得晦暗不明。他们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传统，而绝非毫无关联的一系列哲学理论。而将人视作一个活动性存在的观念是连接这一共同传统的多个主题之一。在这一意义上，这部书的目的是对这一时期的概念进行重构，这一时期事实上是一个变化着的、多样的，但在较为广阔的哲学历史上具有本质上的连续性的时期。由此，我们的研究将使那些在这一时期不同思想者之间的对立成为相对的。

最后，我想对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人的概念再做一个评述。在此如果再去努力捍卫这一概念的特性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当我们试图证明行动者理论优越于观察者理论的时候，我们已经捍卫了这一概念。但这种理论间的斗争绝不会终止。仍然存在着诸多关于人的理论，诸如，作为类存在的人(homo sapiens),游戏的人(homo ludens)以及工作的人(homo faber)等，都对“人是什么”做出了一种回答。与这些观念相比，将人视为活动着的人，这一观念的优越性在于它的普遍性。每一个其他类型的观念都只是将人的一种能力作为人类的特性。虽然每一种观念都凸显了人的某一类特性，但试图以偏概全的说法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会排除其他相关的人类活动。因此活动着的人较其他人的理论更具有普遍性，诸多特殊的观念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特例，或者是人作为活动性存在的基本观念中的某些侧面。理论的普遍性由此富有了某种力量，正因如此，我建议对这一观念给予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