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史学术队伍的重建

我国以“重评孔子”为突破口，恢复了教育史学科在培养人才和教育科学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此同时，一批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编写的、凝聚了教育史学界老一辈学者心血的中外教育史教材，伴随着教育史课程在高等师范院校的恢复得以出版。1978年8月，教育部颁发并试行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时制教学方案(修订草案)》。该方案规定学校教育专业将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作为必修课程，其中，中国教育史共修119学时，外国教育史共修102学时；根据专业的需要和各校的条件、特点开设选修课，在外国教育史方面可开设比较教育、外国教育论著选读、外国教育现状与思想流派等方面的选修课，在中国教育史方面可开设中国教育论著选读、中国学制史等方面的选修课程。①同样，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统一安排，教育史学科从197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研究生，培养专业人才。

王炳照谈到当时研究生招生的情况：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安排，教育史学科从1978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硕士研究生，俞启定、田正平等成为恢复招生以来的第一批研究生。1982年北师大教育史博士点正式招生，毛礼锐先生招了俞启定，陈景磐先生招了吕达，他们就成了北师大招收的第一届教育史博士研究生。1986年俞启定以“独尊儒术与汉代教育”为题写了博士论文，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①

绝大多数的毕业生成为新世纪之交推动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教育史课程在高等师范院校的恢复、教育史教材的出版及教育史研究生恢复招生等，为教育史学术队伍的重建提供了必备的学校、学科、学术环境等条件。教育史学术队伍正是在此背景下，得以重建、发展和壮大的。

何晓夏回忆了当时教育史教研室的情况：

教育史教研室恢复的时候，陈景磐先生还做过主任。当时我刚调到北师大，以前没有上过教育史课。我第一次上课时老先生还去听课呢。教育史教研室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党支部书记兼教研室副主任。当时的支部书记是刘德华，就兼教研室副主任。那个时候教研室的外国教育史师资力量还是比较整齐的，像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几个人年龄都不是很大，都可以上课。中国教育史的队伍中，老先生年龄都很大了，都在家里，不参加什么活动。郭齐家老师身体还有病，不能讲课；王炳照老师还在学报编辑部，再有就是高奇老师还挺精神的，还有刘德华老师，他原来是业务干部。因此，当时中国教育史的师资力量就不够整齐，教学上就有点困难。这样，当时我们只能分段来讲中国教育史。②

郭齐家也谈到教育史教研室的情况：

教育史教研室恢复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原班人员，毛先生、陈先生、张鸣岐先生、高奇、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等先生，另外何晓夏是从外面调进来的。教研室恢复后是陈景磐做主任，王天一是副主任，后来刘德华做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85年开始，就请王天一当教育史教研室主任，我和夏之莲老师是副主任，我负责中国教育史，夏老师负责外国教育史。到了1988年，王天一老师退休以后，夏老师当教研室主任，我和何晓夏当她的副手，我负责中国古代教育史，何晓夏负责中国近代教育史，夏老师自己把握外国教育史。1992年以后，我就当教研室主任了，我就聘请何老师和史静寰做副主任。我当教研室副主任的时候，陈孝彬是教育系主任。我当教研室主任的时候，教育系主任是裴娣娜。①

何晓夏和郭齐家口述关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教研室的恢复情况，是全国教育史教研室恢复重建的一个缩影。教育史学科就是从恢复基层学术组织——教研室开始，慢慢地形成教育史学术研究队伍的。同样，在“**”时期受到极大冲击的全国外国教育史研究队伍，也随着外国教育史学科的重建而开始了队伍方面的建设。“全国有着外国教育史研究基础的高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杭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都开始重新组建外国教育史专家学者队伍。重建过程中，一些老专家，如河北大学的滕大春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赵祥麟先生、陕西师范大学的吴元训先生、杭州大学的王承绪先生等发挥了重要的领军作用，成为恢复时期促进学科重建，为以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重要学术力量。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式颖先生、王天一先生、夏之莲先生，杭州大学的金锵先生、安徽师范大学的戴本博先生等。从而重新完善了外国教育史研究队伍的梯队建设”,此外，“外国教育史界许多老专家坚持在教学工作的第一线，培养了一些富有朝气而又勇于吸收新经验、新事物的中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壮大了外国教育史队伍”。①无论是以高校为主体的教育史学术队伍还是以教研室为主体的学术组织，都为教育史学科进一步形成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教育史学术组织的建立

1979年9月24日至25日，在上海师范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教育史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的筹备会议；1979年12月12日至18日，全国教育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在杭州举行。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性的教育史学术组织的正式建立。“这是有史以来我国教育史研究者的首次盛会，它标志着我国教育史学科从长期受歧视到开始得到重视、从横遭破坏到苏生向荣的历史转摈。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②我们试选取当时参与年会的教育史学者的口述资料来重温这重要的历史时刻。

据江铭、张惠芬的口述资料：

1979年3月份到4月份之间，“四人帮”粉碎后，中国教育学会在北京召开第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名称是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因为中国教育学会在“文革”前就已经成立了的，但“文革”十年都停了。这是该学会恢复活动后的第一个会议，当时全国教育界很多专家、学者都去参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方面北师大的毛礼锐先生、陈景磐先生也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沈灌群老师和我去了。当时这个会议的口号是科学的春天来了，教育科学的春天也到来了。

在会上号召大家，各个专业建立自己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当时教育学会是一个“混沌”的学会，即“文革”前并没有分教育内部各个专业的研究会组织。后来我们参加这个会议的教育史代表，倡议大家也在中国教育学会下面创立一个教育史的研究会。大家建议我写一个组建教育史研究会的倡议书，因为这是我们少数人说的，不知道同行的教育史研究者意见如何?所以让我当场写了一个倡议书，后来回到上海后，寄到全国各地的师范高等院校，得到很强烈的反应。当时有30多个师范院校回信，表示支持。

…

因为研究会的发起人不能以个人名义，最后决定以五个单位为发起者，即北师大、华东师大(当时称上海师大)、杭州大学(后来的浙江大学)、东北师大、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确定大会主题方面，大家感到各界都在展开拨乱反正，全国都在学习和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打破“两个凡是”,而我们学术界的禁锢却很多，教育史界也是如此。于是确定全国教育史研究会

第一届年会应该讨论教育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实际上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批判与继承的问题，另一个则是观点和资料的问题。其中第一个显得更为重要。主要是因为当时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问题的提出符合全国的大背景，不仅要讨论“**”中的教育问题，还有建国后十七年中的教育问题。①

田正平谈到当时会议的情况：

1978年召开了全国科学会议，强调科学、文化，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在这个背景下，1979年在杭州召开了第一届教育史年会。

对于教育史的老先生来讲，是劫后余生的感觉。虽然当时我还是个研究生，也可以感受到参加会议的那些老先生，见面以后握手，真是死里逃生、好不容易见面的那种感觉。我记得北师大的毛礼锐先生、陈景磐先生、王天一先生、夏之莲先生都参加了。因为全国教育学会成立以后，教育学会的各个分支学会也纷纷成立了。我们是作为教育学会的一个分支学会，叫做全国教育史研究会。这个会议主要就是成立机构与团结队伍，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拨乱反正”,教育史学科如何迎接科学春天的到来，如何为中国教育科学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①

全国教育史研究会首次年会的召开，不仅标志着全国性教育史学术组织的建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全国教育史学者共同探讨教育史问题提供了一个学术平台。这次会议提出和解决了教育史研究中多年来存在的主要问题。①观点和史料的问题。代表们认为，“史料”是指历史的教育实践的事实资料；“观点”是指在分析研究史料中所形成的看法或结论。观点和指导思想不能混为一谈：指导思想是指世界观、方法论，它是指导一般的思想，也就是指导任何一门科学研究的总的理论和思想方法。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论带史”是就强调指导思想的意义而言的，但是，绝不能“以论代史”,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代替具体的教育史研究。“以论代史”的实质，就是抽掉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的灵魂，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空洞的教条和死板的公式，这自然就窒息了教育史研究的生机。②批判继承的问题。代表们一致认为，教育是一个永恒的社会现象，教育的共同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而共同规律可以为任何阶级所利用。同样，具有共同规律的道德教育因素，当然也应该继承。代表们指出，过去把对道德教育的批判与继承当成了“禁区”,使教育史的研究贫乏而狭窄。我们对教育史上的遗产不能“因人废言”,对孔子、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不能一概否定，就是对朱熹、王阳明、赫尔巴特、杜威等也不能一概否定。③教育史研究的范围问题。许多代表根据他们多年来治学的经验，深感教育史学科的研究范围应该打破习惯的框架。具体来说，教育史研究的领域要扩张，可以开展科技教育史、民族教育史、解放区教育史研究；教育史与通史、哲学史、思想史之间，应该有各自的研究范围；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应该被合理认识，教育思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教育制度是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物，教育思想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教育制度也反作用于教育思想，对二者的研究不可偏废。要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史主要研究教育思想，对教育制度的重视和研究不够的现状。故此，“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明确了研究教育史的目的和任务，不仅是为了揭露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教育的特殊规律，更重要的是要总结人类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全部丰富经验，结合今天的教育实际，批判地加以改造、吸收，做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以指导当前的教育工作”①。

会议推选刘佛年为理事长，刘松涛、王越、陈景磐、陈学恂、赵祥麟、滕大春为副理事长，陈元晖为顾问，江铭为秘书长。

至此，教育史学研究伴随着教育科学研究春天的步伐而踏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