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遗产的学习和批判继承》

《教育遗产的学习和批判继承》①是黄济对于如何学习和批判继承教育遗产的学术讨论。作者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总结社会主义教育的丰富经验和批判继承历史上优秀的教育遗产，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科学建立与发展的极重要的两个方面。因此，我们除了系统地总结我国从老解放区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工作经验，并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工作的先进经验外，还应更好地批判继承中外教育史上的优秀遗产，以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作者从中国教育史具体实际出发，提出了应当从三个方面学习和批判继承教育遗产：吸取教育史中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精华；学习教育遗产中一些具有科学价值的教育经验；从教育学历史发展的研究中得到启发或借鉴。总的来说，学习和批判继承教育遗产，可以丰富我们的经验，提高我们的认识，对于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批判继承教育史上的优秀遗产，可以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的建立与发展，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进行；第二，学习教育史中一些有关过去教育黑暗面的材料，可以加深我们对旧教育的了解，并用来教育人民，使广大民众更加热爱今天的社会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分析研究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某些启发，吸取历史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丰富我们的思想，加深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并使我们在新教育的建设中免蹈过去的覆辙；第四，批判反面材料，可以扩大我们的认识领域，锻炼我们辨别是非的能力，达到消毒和防疫

的目的；第五，学习和研究教育史，可以提高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克服脱离实际地、片面地和孤立地看问题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这对于我们从事教育实际工作和进行教育科学研究，都将有莫大的裨益。

作者认为学习教育遗产和批判继承教育遗产要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很好地学习，才能很好地批判继承。对待历史遗产，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主观主义两种不同的学习态度。抱有主观主义态度的人，对待历史遗产，往往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全部否定；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全部肯定。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的。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对待历史遗产，总是要历史地看待，根据各种事物出现的历史条件、阶级实质，它们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它们对当时以及后世所起的影响，以及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作用等，进行历史的、阶级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区别它们里面正确的部分和不正确的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利于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所以，对待历史遗产，必须大量地占有材料，认真地进行全面的、系统的分析研究工作，才能谈得上批判继承，才能对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有益。批判继承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但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且要坚持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的学习态度，力戒武断和简单化。就是对于历史遗产中反动的东西，也不能简单地唾弃了事，因为简单地否定或者简单地贴上“反动”二字的政治标签，并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要清除反动的教育思想影响，就必须进行一番细致的和深刻的研究与批判工作，才能使人认清这些反动的东西的本质和毒害之所在，以根除它们的不良影响，达到消毒和防疫的目的。总之，批判地继承历史上的优秀的教育遗产，进而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理论，学习前人，进而超过前人，这就是我们学习和批判继承教育遗产的唯一正确的态度。

二、座谈会与《中国古代教育史》编写

北京师范大学为了更好地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专门组织了教育专业组座谈会和历史学家座谈会①,共同探讨如何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的问题。我们试选取其中的主要观点，来呈现他们对于中国古代教育史乃至教育史的认识和看法。

(一)教育专业组座谈会

1961年6月20日，教育专业组召开座谈会主要讨论了《中国古代教育史编写大纲》的基本思路问题。座谈会由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主持，肖劲若、陈元晖、曹孚及北京师范大学参与编写工作的教师参加。董纯才对教材编写提出了四点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编写的基本基调。

第一，教育史的目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系统地讲述中国古代的教育，通过讲述，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教育的演变和发展规律，教育的特点就是办学校，教育史要以学校教育为主，辅以社会教育。

第二，要正确处理几个关系：①论与史的关系。要用观点统率教育事实，一方面要防止材料的堆积，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空洞的议论。②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政治经济不可不讲，不讲就说不清楚问题，但不可多讲，讲是为了说明教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③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的关系。学术思想要讲，但不可多讲，目的在于说明教育思想。④文化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教育史不是文化史，不是经济史，甚至不是教育思想史。至于教育家是不是可以多讲，你们研究。

第三，要掌握材料，分析研究。应该很好地展开讨论，百家争鸣。如果达不到一致意见，写的时候还可以保留。

第四，写出来可以叫中国古代教育史讲授提纲。在教学和科学研究系统内试用，不公开发行，一面使用一面提意见修改。

(二)历史学家座谈会

1961年6月21日，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召集专家召开了针对《中国古代教育史》教材编写的座谈会。参与会议的专家有吕振羽、侯外庐、黎澍、贺昌群、陈乐奎、邱汉生、吴晗、何兹全、白寿彝、林砺儒、尹达、翦伯赞、金灿然、范文澜等，其中范文澜、翦伯赞、林砺儒、金灿然、邱汉生等人在会上发言。座谈会的主要议题为中国教育史的基本线索、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基本评价、教育史的中心问题、教育家的选择等。

教育专业组座谈会和历史学家座谈会之后，“大家还是形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即以儒家教育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的主线。因为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教育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们在教育史教材编写的过程中，要把儒家思想与教育特点结合起来看，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它重纲常、重道德。体现在教育上，就是政教不分，宗教不能控制教育，教育有非宗教性；养士权利逐步集中，范围逐步扩大；内容以儒学为主，实质上是儒家教育。我们在教材中谈儒家思想要有一个出发点，即儒家思想离不开孔子，也不能限于孔子。孔子要解决的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以明人伦作为永恒的道德。中国教育的特点是伦常化的等级教育，对本阶级是养士，对人民是教化”①。

三、《关于外国教育史问题》

《关于外国教育史问题》是曹孚1963年6月20日在吉林师范大学(现为东北师范大学)关于外国教育史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所关注的教育史问题为：外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方向与方法；关于编写外国教育史的情况；新编外国教育史在结构上有何变化；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关系如何处理；关于外国教育史怎样反映教育的规律性和反映了哪些教育规律问题；外国教育史的教学目的和任务等方面的内容。

首先，作者认为外国教育史研究应以问题为纲，即问题式的教育史。教育史的研究应该为教育学服务，为中国教育建设服务；应该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其次，我们要编写一部具有中国特点的外国教育史，就需要在材料上超过苏联康斯坦丁诺夫等编写的教育史，在观点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具体来说，我们在学习苏联编写的教育史的同时，还需要向具有中国特点的方向努力。即突出阶级观点，注意历史主义，初步地以问题为纲，古为今用，外为中用。此外，在具体结构方面：一是要增加东方教育史；二是删减古代部分；三是要增加教育制度部分。

再次，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关系为：用思想说明制度，用制度说明思想。具体来说：一是思想资料的取材应选择对当代或后代有影响的部分；二是教育思想与教育制度的影响要仔细去找。

最后，教育史中的规律是指教育事业如何发展、如何演变的规律，以及教育思想如何发展、如何演变的规律，不是指实际教育工作的规律。具体来说：一是刻画出教育发展的线索；二是阐明教育史上的事件的因果关系；三是找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我们在外国教育史发展过程中需要掌握的规律有：资本主义教育的两重性；矛盾的转化规律；关于教育的功能，也就是教育在政治、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反映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此外，还有先抓扫盲，或先搞普及教育，或两者并举，都能找出规律等。

总之，从《教育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到《关于外国教育史问题》,这充分体现了曹孚对于教育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工作者自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开拓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