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一阶段相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一、加强党的领导，突出政治教育

党对学校德育的领导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学校德育工作要贯彻党的指示，服从党的领导；二是学校德育必须由党的成员来推行，即“配备党员去领导级和班的工作，配备党员去做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行政工作和生产管理工作，党委书记和委员力求担任政治课的教学、研究工作”③;三是学校德育的工作方案等要经过党委的讨论决定。

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把政治教育放在学校教育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①这种特点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实际决定的。自党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有些知识分子出现了思想混乱。②在此种背景下，1957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③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解决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因此，把政治教育作为中心，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指导德育，是当时学校德育的突出特征。

突出政治教育、政治挂帅表现在学校德育活动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德育目标方面，学校突出政治品质的培养。20世纪50年代初，小学德育目标是“使儿童具有爱国思想、国民公德和诚实、勇敢、团结、互助、遵守纪律等优良品质”④。中学德育目标是发展学生为祖国效忠、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产的国民公德和刚毅、勇敢、自觉遵守纪律的优秀品质。1954年，政务院指出中学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是“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和共产主义的道德”①。1958年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②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学德育目标的表述为：“培养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学生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逐步对学生进行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和革命意志，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反动思想的侵蚀，逐步树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③由此可见，这个时期德育最为突出的内容是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结合特定问题强化政治教育无可厚非，但强化政治教育而忽视德育的其他组成部分，就会给学校德育带来消极影响。

二、反右派斗争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本阶段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中宣部召开会议，讨论部署了新形势下如何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起草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纲》。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1957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关于设立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报告》,提出在高校及中等以上党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中心教材是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还包括一些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文件；学习方法是精读文件和进行自由充分的讨论相结合。同时，《学习》杂志编辑部编辑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出版发行，该资料被定为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中心教材。1957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体来看是健康的、有成绩的，但由于采取“大辩论”等方式，不可能深入细致地解决思想问题，还出现了一些批判斗争现象，加重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直接影响着学校德育。1957年9月，《人民教育》发表了社论《必须向中等学校学生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社论指出，中等学校是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阵地，因此要对中等学校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用了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方法，例如讲授、启发报告、辅导报告、总结报告、参观、访问、大辩论等。当时学校还特别注重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去解决学校内部不能解决的问题，把以往政治课教学方面存在的“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学生实际)转变成“三结合”(结合政治、结合生产、结合学生实际)。①

三、“三面红旗”对学校德育的影响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实现总路线的目标，党中央提出了“大跃进”的规划，基于当时建立高级合作社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已完成，又提出了所有制的全面变革，在全国迅速推广。一时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席卷全国，致使“浮夸风”盛行，给学校德育带来了消极影响。

四、以榜样示范进行学校德育

20世纪60年代，学校德育十分重视榜样的示范作用。党和政府先后树立了一批英雄模范和道德教育榜样，使他们成为青少年以及社会公众学习的对象。这里以“学习雷锋”活动为例说明。

雷锋，1940年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不满7岁就成了孤儿，1956年小学毕业后在县委当公务员，1958年支援鞍钢建设，1959年参军，不久便担任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在平凡的小事之中，铸造出伟大的思想品德，尊老爱幼，救人急难，助人为乐，时时处处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对同志像春天一样温暖。他入伍不到三年，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荣获“节约标兵”和“优秀校外辅导员”称号。1962年8月15日，他因公殉职，年仅22岁。

雷锋牺牲后，国防部命名雷锋所在的班为“雷锋班”。1963年2月，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全国青少年要学习雷锋同志的五种精神品德：一是忠实于党、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无产阶级立场；二是自觉服从祖国需要、以人民利益为重、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三是关心同志、助人为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四是坚忍不拔、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五是下苦功夫学习毛泽东著作、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模范完成工作任务的崇高精神。①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同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也题了词，号召全体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于是，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具体做法：一是把学雷锋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二是把学雷锋与学习毛泽东著作结合起来；三是把学雷锋与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四是把学雷锋与为社会、为群众服务结合起来。①学校教育结合学生的实际，要求学生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刻苦学习、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关心集体、克己助人的共产主义风格，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自觉服从祖国需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学校通过宣传雷锋事迹、读雷锋日记、看《雷锋》电影、在学校里张贴雷锋照片等，引导学生深入学习雷锋的思想，并要求学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②《人民教育》曾对各地学校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做了综合报道，强调通过“学习雷锋”活动，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已在中小学生日常的思想、学习、生活领域里逐渐生根、开花、结果。③总之，向雷锋同志学习是一场生动活泼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活动，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学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发展、培养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

此外，这一时期，我国还树立了许多学习榜样，例如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铁人王进喜，南京路上好八连等。这些抓典型、树榜样、发挥英雄模范人物的示范作用的活动，对当时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收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它是以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去农村参加生产劳动、锻炼、定居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的青年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1953年，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经济进入发展的关键期。1955年，全国农业合作化达到**。工业和农业合作化的快速发展，使社会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矛盾。一是随着合作化**的到来，广大农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需要有知识的青年；二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较快，随着大中小学生入学率的提升，毕业生也大量增加，于是大中小学生毕业后的分配就业成了问题。为了缓解就业压力，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短，不可能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而广大农村对学生的容纳量十分巨大。此后，毛泽东又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①20世纪60年代，为了纠正“左”倾错误，解决自然灾害等造成的经济困难，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其中之一就是“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要求“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去劳动”。②

这一时期，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特别是大学和中学在推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特殊表现形式，对青年学生群体及整个社会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促使青年学生走出学校，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使学生在劳动中体察民情，了解工农生活，与广大工农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培养了青年学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良思想品质。另一方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给农村发展注入了民主和科学精神，为农村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激发了农民的自主创造意识。但由于有些政策措施不够恰当，这一运动也给不少青年的身心发展及情感造成了伤害。大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给后来的返城安置工作带来了许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