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理论研究包括知识体系构建和学科理论建设,前者以《高等教育学》教材为载体,后者多以论文为载体呈现学术观点。聚焦这两个方面,我们对这一阶段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建设进行研究。
一、以《高等教育学》教材为基础,对高等教育学体系的考察
我们以这一阶段出版的高等教育学代表性教材为例,研究教材构建的知识体系及学科理论建设情况。
郑启明、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学》在章节和内容的逻辑结构安排上有自己的特色。该书分为五部分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为绪论;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到第六章,研究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第三部分包括第七章到第十三章,论述高等教育活动;第四部分包括第十四章到第十七章,论述办好高等学校的条件;第五部分包括第十八章,论述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与行政管理。
该书的体系与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相比,没有高等教育发展史和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内容,新增加了第四部分办学条件,在高等学校办学和教育实践活动上着墨较多。二者在分论部分的内容也不相同,体现出不同作者对高等教育的不同思考。郑启明、薛天祥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作为高校管理干部的培训教材,对高校管理方面自然有所侧重。
任宇的《高等教育学选讲》,主要是为高等学校理工科师生和研究生编写的。该书重视实用性,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学校教学、高等学校科研三部分进行论述。书中论述的院系结构、大学教学原则、教材建设等,都体现出作者从高等教育实践出发,善于从实践中总结,进而生成关于高等教育的理论,最后纳入高等教育学的体系之中的特点。
中央教育行政学院编写的《高等教育原理》,虽名为“原理”,但实际上该书呈现的是较为规范的高等教育学体系,也是高等教育学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该书论述了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包括高等教育历史、高等教育体制结构,又对大学生及体育、美育、德育进行了研究,随后论述了教学、科研、教师、干部等内容,体系完整,把握了高等教育的特点,适合作为教育管理干部培训教材。
田建国著的《高等教育学》是这一阶段高等教育学教材中体系独特的一部著作。该书将基础理论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且更多地着眼于高等教育实践,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来考察高等教育活动,视野更为开阔。作者具有很好的宏观思维,能够站在中国的高起点上思考高等教育,较为彻底地摆脱了普通教育学的束缚,更加突出高等教育学的实践性特点。该书中的发展战略、运行机制、横向联合、对外开放等部分对后来的高等教育学教材编写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眭依凡、欧阳侃、李佛铨编著的《高等教育学》较之前的高等教育学教材而言,最大的特点在于撰写了“高等教育的投资效益”和“高等教育评估”两章。“高等教育的投资效益”论述了高等教育投资的性质和来源、比例和分配、高等教育投资的内部和外部经济效益。“高等教育评估”论述了教育评估的概念和分类以及高等教育评估的目的和作用、步骤和方法、课程评估和教学质量评估。这是首部将高等教育经济理论写入高等教育学的著作,也是首部论述高等教育质量的教材,体现出作者对当时社会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和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的思考。
杨德广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概论》将重点放在高等学校的组织、运行和管理上。该教材所论述的高等教育理论均由高等学校作为实践载体,这一点与其他著作不同。该书认为,高等教育学是研究和探索高等教育规律的科学,是反映高等教育性质、任务的科学,是提高干部专业化水平的科学,是提高教师教学质量的科学。①
孙绵涛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概论》是面向高校教师的一部教材,在内容体系的安排上更加注重高等学校教师的工作实际,对高等学校教学、科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专门论述,没有涉及与高校教师教学关系不大的研究生教育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该书分绪论、总论和分论三部分。总论包括第一章到第五章,分论包括第六章到第九章。
这一阶段的教材是学者们对高等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一方面,他们从高等教育出发来构建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他们仍对普通教育学的体系框架进行了较多的参考。两方面看似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它们共同作用于高等教育学的教材编写,具体如下。
从高等教育出发来构建知识体系。这一阶段的教材所构建的知识体系,基本能够体现出高等教育的特点,部分著作还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任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专门论述,体现出学者们学科意识的增强,从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角度出发思考高等教育学体系构建问题,而不仅仅是从高等教育实践或师资培训的需要出发。
对普通教育学的体系框架进行了较多的参考。在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研究尚未全面铺开之时,如果没有对高等教育的规律形成系统认识,是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教育学体系去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高等教育学体系的。在这一阶段,学者从普通教育学中演绎生成高等教育学的体系,对于快速进入这个学科,去探寻和发现高等教育学的规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最基本的是,学者不会脱离教育学而存在。随着学科知识的不断丰富、学科理论的不断完善,学者能够探寻到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由此逐步建立独特的高等教育学体系。
二、以高等教育学学术论文为基础,对高等教育学理论的考察
这一时期,研究者们针对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的探讨并不多,据已有资料,仅有如下文章涉及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建设问题:李文长,《浅议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载《江苏高教》,1989年第3期;周川,《历史的选择与历史的局限——对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几点思考》,载《高等教育研究》,1990年第4期;张国忠、方苏彬,《高教研究脱离学校实际工作的问题及对策》,载《江苏高教》,1991年第4期;张祥云,《论高校对教育范畴的突破及其认识意义——对高等教育学研究对象特殊性的理论探讨》,载《上海高教研究》,1991年第2期。
李文长在其文章中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的构建等做了讨论。①
关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李文长指出,高等教育是学校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学校教育体系中的高级层次;高等教育学则是教育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从学科的基本性质看,高等教育学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有自己特定的研究任务和对象,就是揭示高等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高等教育学是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教育科学的整个体系来着眼,以反映高等教育的特殊属性为重点,设计、确定高等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一方面,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必须以马列主义关于教育现象的基本观点为指导,以教育原理、教学论、德育论等学科为理论基础,遵循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学又必须紧紧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紧扣高等教育的特殊属性,努力形成自己的学科特点。相对于其他层次的学校教育,高等教育的特殊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关于现代高等教育的特殊属性,有一种观点比较流行,即高等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的基本特点有两个:一是性质任务的特点,就是说高等教育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二是教育对象的特点,即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已趋于成熟。
李文长分析了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的改造和创新中的逻辑起点和方法论问题。
第一,关于逻辑起点问题。所谓逻辑起点,就是一门学科的起始范畴。它从根本上决定着该学科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是统领整个学科体系的重心,是一门学科形成其特点的基础。他认为,分析教育的本质必须把重点放在培养人的问题上,因为培养人是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特质,是贯串教育目的、教育过程和教育管理的主线,是人们分析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媒介的始终目的所在。以此为核心考虑高等教育学的理论体系,更符合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从而求得更顺畅的逻辑结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如果能在这方面进行积极努力,就有可能突破现有学科体系的雷同与呆板,推动整个教育科学的改造工作。
第二,关于方法论的问题。毫无疑问,高等教育理论的学科建设应该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但是,这并不排斥运用其他带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来分析高等教育现象。在当代,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俗称“三论”)等学科逐渐趋于统一,综合为具有一般方法论意义的横断学科,并且在众多的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研究问题的新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新方法,使不少学科的逻辑结构和基本内容得到了改造和完善。然而,教育科学对方法论革新的反映从整体上看是迟钝的,运用“三论”分析教育现象,特别是运用“三论”进行教育科学系统改造的尝试很少见。人们感觉到,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的学科建设也缺乏一种运用新的方法论进行全新的学科体系设计的勇气,缺乏一种与人类科学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时代感。这种状况不加以根本改变,我们的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就将长期徘徊在现有水平上。运用新的方法论分析教育现象,就意味着要赋予不少概念以新的含义,意味着理论结构的重新组合。这种新思维并不是要否定现存的一切,而是要通过不同学科体系之间的比较和借鉴来开阔思路,深化研究。高等学校学科门类齐全,具有很强的综合力量,所以完全有可能通过高等教育理论的学科建设工作来带动整个教育科学的改造和完善。
李文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高等教育理论的学科建设须做好的几方面工作,并提出其目的在于努力形成中国的特色和反映高等教育的实际。他认为,从我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现状看,在当前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其一,系统、科学地总结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要准确把握我国高等教育的独特性,形成有关方面的理论特色,就必须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环境和民族心理的基础上研究历史。系统、科学地总结历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件基础性工作。要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就必须将其根植于我们自己的实践土壤,重视历史研究。
其二,研究和回答现实问题。高等教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要建立一个完整、严密的概念体系,要有大量的理论思辨,因为这是一门学科形成的标志。但是,这种概念体系和理论思辨不能脱离高等教育实践所面临的问题,否则就难以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作用,从而降低其存在的价值。在大环境方面,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改革开放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教育的性质、任务及内部运行机制方面的特征都是高等教育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
其三,大力加强教育实验。不少人认为,缺乏长期、系统的教育实验,是我国教育理论贫乏的根本原因之一。李文长认为,高等教育在这方面的情况更甚。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不重视对自身的研究。除师范院校以外,各高等院校对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还重视不够,缺乏专项研究。应该承认,近几年来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高等学校开始重视对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对自己学校本身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都是随机的和片断的,还很少看到经过周密设计和组织安排的系统化的教育实验,所以有特色的、系统化的理论认识就无从谈起。教育实验是建立系统教育理论的最基本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必需的方法。世界上大凡有所建树的教育理论,都有长期、系统的教育实验做基础。所以说,教育实验是高等教育理论学科建设中要大力加强的一项工作。
张祥云在其文章中对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确定下来,正像社会科学园地中其他许多学科的产生一样,即便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清楚地理解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特殊性的含义,作为学科,它却已经存在了。研究对象本身只有伴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才能逐步从本质上被人们掌握。处在不成熟时期的高等教育学研究,对学科研究对象存在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理论视角都是符合科学发展历史逻辑的。①
张祥云指出,许多学科的产生,来自社会需要的动力往往大于来自学科内在逻辑的力量。学科产生的意义,不仅在于其科学理论本身逻辑性和科学性的完美程度,还在于它符合社会的“应激”要求,更重要的是它能唤起一大批有志于此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投身其中,并构成学科名义下的组织和集团,共同开发这块处女地。随着研究的拓展,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科学化建设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为此,一方面,我们应着力研究高等教育出现的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常常有意识地思考高等教育学学科性质及其研究对象矛盾的特殊性问题,从而保证研究方向的正确性。
从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可知,高校从单纯的教育实体逐步发展成更加复杂的拥有多结构、多职能、多目标的社会实体。这一历史性变化是在高校作为教育实体的两个基本特点即性质任务上表现为高级专门人才教育和教育对象上表现为趋于成熟的青年大学生的基础上②,通过社会的作用及其自身内在逻辑的演化,使高校系统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受到多种规律的相互作用而实现的。若要达到探讨“高等教育”(把它作为实体来看)整体的发展规律之目的,我们在理论视角上势必不仅将高校作为教育实体,而且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复杂而各因素相互制约的社会实体来看待。
从本学科建立的初衷看,高等教育学确实是把大学整体发展观律的探究作为其重要任务的。只有超越普通教育学研究定式的束缚,以自身“问题逻辑”为线索,借助多学科丰富的理论资源(理论及方法),使以研究“大学”为己任的高等教育学更富创造性,才可能在理论上“驾驭”高校的根本性问题(如五大矛盾等)。
有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学自身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张国忠、方苏彬在文章中指出,高等教育研究脱离学校实际工作的原因之一在于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过分强调它的实用性、指导性,既不客观,又无现实意义。高等教育学作为一套科学理论体系,对教育工作的指导和影响是从普遍意义而言的。同时,这种普遍的影响又具有滞后性,不可能在短期内迅即见效。客观上应对高等教育研究的作用有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不能机械地依靠它来解决学校的一切具体问题,否则,就会陷入教条主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况且,高等教育学自身的许多理论还不成熟,不少思想仍存争议。因此,过分强调其实用性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鉴于此,加强和改善高等教育研究工作,使之更符合高校的现实情况及要求,需要加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吸取其他学科以及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营养与精髓,为该学科的应用研究与开展提供更有效、更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根据高校实际工作的需要及要求,重新建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下大力气解决好理论与应用各为“一张皮”的问题,是该学科自身建设的首要目标之一。为此,高等教育研究必须认真吸取其他学科以及国外高等教育理论的有益经验,调整和充实自身的知识框架。同时,还必须深入学校实际工作,把那些成功的经验与做法上升到理论高度,为其学科建设提供更具体的理论参照系。此外,在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之中还应该适当加大应用理论的分量和比例,使高等教育由理论科学逐渐转向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相结合,以适应学校实际工作的需要,尽可能地提高该学科的实用价值。①
周川在文章中提出,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中所取得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都与其研究者凭着敏锐的头脑和眼光发现并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分不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范围还不够广泛,矛盾还不够尖锐,水平还不够上乘,创新还不够明显,意义还不够深远。少数研究者不是踏踏实实地研究问题,而是热衷于“创立”新学科、“构建”新体系。对此,他认为,提倡高等教育研究者“多研究点问题,少创造点体系”是很有必要的。②
可以说,此阶段的高等教育学理论建设仍处在缓慢前行中,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认可度及投入度决定了这门学科的未来发展。随着1992年全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的召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建设问题,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