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厦门大学潘懋元第一次提出要重视高等教育专业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随即诞生的中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是高等教育学萌芽阶段的重要成就，为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编写

潘懋元1941年考入厦门大学，主修教育学。厦门大学的学习研究氛围，为潘懋元后来探索建立高等教育学学科打下了坚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在院系调整后，潘懋元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主任。当时，毛泽东提出干部要变外行为内行，厦门大学领导便要求潘懋元为学校干部开设教育学讲座。由于从来没有针对高等学校的教育学，潘懋元一开始只能搬用主要以中小学为研究对象的普通教育学，所讲的理论不符合大学的实际情况，教学效果不佳，干部们听了很不满意。这次“失败”的经历让潘懋元第一次意识到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和研究高等教育的必要性，萌发了写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教材的想法。①

1956年，教研组开始在学校试开“高等学校教育学”课程，《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编写筹划工作提上日程。根据教研组的分工，潘懋元撰写第一、二、七、八章，陈汝惠撰写第三、五、六、九、十、十一章，张曼因撰写第四、十二章。厦门大学原教育系主任李培囿，以及汪西林、林鸿祺、杨菊卿、黄碧钦、刘淑珍等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和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的教师、干部协助本书的校订或资料搜集工作。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努力，1957年初完成《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初稿，后来又经过几次修改，于当年7月由厦门大学教务处教材科印刷成册，并作为校际交流讲义，分送全国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进行交流。①

随着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始，潘懋元等学者探索建立高等教育学的工作被迫中止。

《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除前言外，原计划共分13章。

第一章 教育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章 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任务

第三章 大学生的身心特征和教育

第四章 学校教育制度

第五章 教师

第六章 教学过程与教学原则

第七章 教学内容

第八章 教育组织与方法

第九章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第十章 美育

第十一章 体育

第十二章 学生集体的组织与教育

第十三章 学校组织和领导

其中，第十三章因为“意见分歧较大，暂缓编写”。我们选取了苏联凯洛夫著的《教育学》、叶希波夫和冈查洛夫合著的《教育学》及我国教育部编写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来探究《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内容体系。其中，教育部印发的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用的《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的体系基本上是学习苏联教育学的体系，尤其是叶希波夫、冈查洛夫合著的苏联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材的体系。

将以上三部著作与《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从结构体系来看，《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内容直接受到了苏联教育学的影响。当时，在中国各高等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主要采用的是凯洛夫的《教育学》等，《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正是主要参考了这些苏联教育学著作的体系。潘懋元在《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反思》一文中提到，1957年编写的《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沿用的是苏联的学科名称。那时，我国全面学习苏联，沿用苏联学科名称是很自然的事。①

具体来看，第一，《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章节的编排顺序与苏联教材保持一致，基本按照教育学总论、教学理论、教育理论和学校组织与管理理论的顺序。其中，《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将教师放在教育学总论中，以此过渡到教学理论，有自己的见解在内。第二，《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部分章节标题与苏联教材一致，包括“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任务”“美育""体育”等，足见苏联与中国同在共产党执政下，共产主义教育学理论对中国学者构建教育学教材的领导作用。第三，《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部分章节仍属普通教育学范畴，

包括第一章为“教育学的基本原理”,说明在当时的环境下，学者对于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没有在理论上做仔细的辨析。这也说明随后高等教育学的体系建设呈现由“普通教育学”而“高等教育学”的范式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由当时的特定环境造成的。第四，《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中虽有部分内容取自苏联，取自普通教育学，但还有部分内容是自己的高等教育理论的产物，例如，“大学生的身心特征和教育”一章将大学生单独列出来论证其独特性，著作中涉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教育等，这些是有意义的。

二、《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贡献

《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彰显了潘懋元等一批学者试图建立高等教育学这门新学科，并将持续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作为工作重心的决心。《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贡献。

(一)《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是以概论性质编纂高等教育学理论著作的首次尝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们关于高等教育的著作不多，已有著作基本是对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理论研究，或者只是对苏联经验的介绍，没有形成从理论角度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甚至学科的意识，始终将高等教育置于普通教育之下，认为现有教育学的著作已足够囊括各级各类教育。我们考察了有关高等教育的教材，发现没有一本是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概论、高等教育通论性质的著作。不突出高等教育独特性的学术研究或教育教学活动，始终无法真正实现高等教育的高层次育人功能。

从这个层面讲，《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编纂是当时的一大创新。潘懋元的这部讲义从高等教育理论本身出发，试图构建起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用它进行教育教学活动，指导高等教育实践活动。这部讲义的章节设计体现出教材的概括性特征，从不同的方面论述了高等教育。《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是以概论性质书写高等教育学理论著作的首次尝试。

(二)《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为首部《高等教育学》著作的出版奠定了理论基础

潘懋元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中点出了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主要差別，即“一是高等学校教育，就其性质言，是专业的，内容复杂，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直接联系(此点，中等或初等专业学校也同);就其系统而言，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高等教育”;“一是大学生是十八九岁以上的青年人，已经达到成人阶段，他们的身心发展特征与社会经验不同于中、小学生”。①

任何一门教育学学科都有其独特性，其所研究的对象应是教育系统中独一无二的。有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学科才能够顺势构建起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并用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进行理论的系统研究，进而指导实践。从学科创建的条件出发，学者们可以让高等教育脱离普通教育的束缚，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基础上完善高等教育学理论，从而构建起高等教育学的学术知识体系。潘懋元的《高等教育学》就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

值得一提的是，《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除了涉及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主要差别外，其他的内容如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德育、体育、美育等都对随后出版的《高等教育学》有所启示。我们可以说，《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为首部《高等教育学》的出版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编写聚集了一批高等教育学人，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创建做出了贡献

潘懋元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中提出：“专门研究高等学校的教育与教学理论，是必要的。它的研究工作，是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以普通学校教育为对象的普通教育学所能概括。必须像‘学前教育学’那样，逐步地建立一门称为‘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的教育科学。”①这是编写者达成的共识。参与编写《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学者，俱是后来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的研究者，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为创建高等教育学学科而努力，至80年代，终有所收获。正是这份坚持，使高等教育学学科自创建起便是国人努力的产物。

我们考察中国教育学史，可以发现教育学的“舶来品”属性，但在引进的诸多学科中没有高等教育学，这与西方不承认高等教育学而一般认为其是高等教育领域有关。高等教育学完全是中国自发创建的产物。自一开始，学者们便从中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出发来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他们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创建工作的这份坚持很值得尊敬。

有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在萌芽阶段奠定的理论基础，随着“**”的结束、改革开放的到来，高等教育学的创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