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由此发生。在这10年中，高等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陷入停滞。

一、“**”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影响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率先开始“**”,此后，全国高校纷纷仿效。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等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全国各地的教育刊物和大学学报全部停刊，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已经形成的以教学研究为重点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被迫完全停止。

“**”中高等教育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上，主要为当时的“教育革命”服务，作者多数不再是高校教师、干部。这些文章基本没有研究色彩，而是引用一些“最高指示”和马列经典来对“教育革命”进行宣传，对1949—1966年的教育路线进行否定和诋毁。如此严重扭曲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毫无益处。

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看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后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毛泽东的这段话被称作“七二一指示”。

为贯彻“七二一指示”,各地纷纷办起“七二一工人大学”,并招收工农兵学员。宣传“七二一工人大学”和工农兵大学生便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研究的主要内容。代表性的文章有《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等。

全面系统否定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工作的结论是在1971年4月至7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正式做出的。在这次会议上，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定稿，炮制出了一份《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该纪要否定了1949—1966年的教育工作成绩，抛出所谓“两个估计”:其一是对1949—1966年教育工作状况的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17年在教育方面虽然有一些进步，但是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其二是对学校教师队伍的大多数的估计，即“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①

该纪要武断地炮制出“两个估计”,构成对教育战线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精神枷锁，严重危害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是高等教育事业的一场灾难。此后几年直到“**”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教育工作的否定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谓“朝农经验”的推出。1976年1月28日，中共朝阳地委召开学习“朝农经验”广播大会，会上播报了《十个对着干》的报告。《十个对着干》将“朝农经验”做了全面、系统概括。①旧农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新农大就必须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②旧农大集中在城市里，新农大分散办在农村。③旧农大搞“学而优则仕”,新农大实行“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④旧农大搞“智育第一”,新农大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⑤旧农大极力标榜“正规化”,新农大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⑥旧农大搞“三中心”“老三段”,新农大建立以科研、生产带动教学的“三结合”新体制。⑦旧农大高楼深院、与世隔绝，新农大坚持同三大革命运动息息相通。⑧旧农大是少数人享受教育特权的“小宝塔”,新农大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使广大群众都有机会受教育。⑨旧农大只让学生受奴化，新农大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⑩旧农大教师脱离工农，新农大坚持教师同工农相结合，努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①

“朝农经验”一经推出，便得到大规模宣传，具有典型性的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的报道，以及各地出版的论文集。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鲜明地采取了整顿的措施，着手解决“**”造成的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各条战线的混乱。在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效果时，“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使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被迫中止，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再度受挫。

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的斗争与努力

尽管在“**”中高等学校的广大干部、教师受到了政治上、精神上、生活上的迫害，但是，强烈的事业心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他们不仅没有因此而沉沦下去，反而逐渐从“**”初期的不良状态中清醒过来，认真思索几年实践中所遇到的奇怪现象和种种问题，开始分析“**”发生的原因、性质及其带来的种种不正常现象的是与非，开始以较为冷静的态度面对“教育革命”,并努力在逆境中继续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他们怀着拳拳报国之心，顶着已经扣过来或随时可能扣过来的“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私有”“白专典型”等帽子，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业务学习、科研攻关。①

1975年6月至10月，由教育部主办的《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了《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剖析》等文章和评论，倡导青少年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批判了那种“认为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头路”的错误认识，批判了“教育革命”中以干代学的实用主义倾向，并强调，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这些文章和评论有力地配合了教育领域的全面整顿。

为了抵制所谓“朝农经验”,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办社会主义农业院校乃至对办社会主义高等院校的干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指出，“农学院都学‘朝阳’,我不那么赞成”。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立即向新华社记者转述了这一精神，并表明了教育部的态度。此后，各报刊一度停止对“朝农经验”的宣传。①这对整顿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积极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指示，并写信给周总理，汇报他对我国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看法，提出建议。此后，他又撰文《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和削弱理科教育的倾向。②

1973年，上海师范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翻译了美国巴巴拉·伯恩等编著的《九国高等教育》。该书的4位作者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原校长、时任卡内基基金会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基尔，麻省理工学院国际计划部主任伯恩，康奈尔大学校长、国际教育发展理事会主要负责人珀金斯，威斯康星大学教育政策副教授阿特巴赫(又译“阿尔特巴赫”)。4位作者搜集了1960—1970年法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德、瑞典、日本、印度和苏联九国高等教育基本情况的资料，叙述了九国高等教育的组织、任务、入学人数和趋势、经费、科研、高等教育与政府的关系、高等教育与国家经济计划的关系，以及各国高等教育的优缺点和发展趋势等，并加以评论。③

翻译《九国高等教育》一书，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重要成果。

“**”对全社会的摧残、破坏是极其惨重的，给人们留下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在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停滞，高等教育事业被破坏殆尽。“**”结束后，广大高等教育工作者被压抑了10年的热情和被埋没了的才智汇集成一股股巨流迸发出来。他们积极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做出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