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从1978年7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全国外国教育学术研讨会起，40年来，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许多师范大学都建立了比较教育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逐渐壮大；研究成果丰硕，国际交往频繁，比较教育学已经成为教育学体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步入新时代，为构建开放自信的中国比较教育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学科发展特点

历经70年的发展，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已基本成熟，形成了稳定且各具特色的研究机构，拥有了一支核心学者队伍。①根据中国知网检索到的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统计结果，整体来看，新时代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主题、研究地域、研究方法都更加多元化，并且研究的问题也更加深入，走出了早期的描述性借鉴阶段而致力于探索深层次的教育问题。

(一)学科关注主题多元化，紧跟国家重大战略

研究主题是论文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者在文章中关注的核心话题，折射着研究人员的兴趣所在。②新时代以来，伴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主题，深入跟进国家战略需要的研究主题。

利用CiteSpace5.3.R4版本对《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三本期刊2013年至2018年的研究主题进行可视化分析，合并同类关键词后发现，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关键词有高等教育、教师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基础教育、比较教育、教育政策、教育公平、PISA、学前教育、教育改革、课程改革、公民教育、职业教育、教育质量、教育援助等。对比《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教育研究》《全球教育展望》等期刊近年来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研究主题的归纳和分析，可发现新时代中国比较教育学既延续之前的宏观制度的深入化研究，例如仍然关注教育治理、教育评价等宏观主题；又不断加深对国外微观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分析，基于国外的个案研究、质性研究不断增多；同时紧跟时代，关注“一带一路”、教育扶贫、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国际组织人才输送、跨境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核心素养、创业教育、校园欺凌、STEM教育、大数据等主题，以紧跟国家战略需要。

(二)学科研究地域广泛化，不发达地区受到重视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共同主持召开南南合作圆桌会。2016年3月，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召开。2017年1月，中国正式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中提出四点期待：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全球治理，共同应对挑战。这一系列外交活动显示，中国越来越重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也反映在了学术研究中。比较教育学是对当代世界不同国家、民族或地区的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分析，这些国际交流合作给比较教育研究带来地域便利性。新时代以来比较教育研究兼顾全球，在保持对发达国家关注的同时，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关注也日益广泛，在中非合作论坛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比较教育学关注的地域逐渐走向多元。

利用CiteSpace5.3.R4版本对《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外国中小学教育》三本期刊2013年至2018年间研究对象地域进行分析发现，尽管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韩国、新加坡、印度、芬兰、法国、新西兰、瑞典、瑞士等发达国家依然是当前比较教育研究重点，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澜湄合作等官方交流的日益频繁，亚非拉国家也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对象国，研究地域不断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到特别关注。以《比较教育研究》为例，呈现了2013年至2018年有关非洲教育、拉美教育、东南亚教育、中亚与西亚教育等非传统发达地区的研究论文，可以发现对不发达国家的教育日趋重视。尽管其间有关非洲地区教育研究成果数量有所波动，但是东南亚、中亚与西亚的成果总体逐渐增多。

(三)学科研究方法多样化，量化研究逐步增多新时代比较教育研究已不再依赖基于文献的资料研究，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比较教育研究的多样化特征日趋明显。尤其是新兴技术的兴起，以大数据平台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多种新兴信息技术快速融入人类社会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从而对比较教育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比较教育学者也在传统的文献法和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尝试使用定量研究，将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或各国政府数据作为样本，如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及PISA、TIMSS、TALIS等大规模国际学业成绩测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以《比较教育研究》为例，近年来该刊相继刊发了一系列基于权威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预示着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比如《全球大学教师流动在加速吗——基于两次全球学术职业调查数据的分析》(刘进等，2015年第8期)、《中日高水平大学比较研究——基于2015年亚洲大学排行榜的再分析》(徐国兴等，

2016年第5期)、《教育结构对社会分层与教育互动关系的影响——对中国、德国和美国的比较分析》(李俊等，2017年第3期)、《国际视域下的教师专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TALIS数据的实证研究》(陈纯槿，2017年第6期)、《大学管理者的质量观及其进行教育质量保障的方法——基于对“IQA项目”遴选的8所案例大学中高层管理者的实证研究》(秦琴，2018年第3期)、《中国教育学学科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基于1998—2016年SSCI教育学学科被引数的比较研究》(涂阳军等，2018年第1期)。

学者们也利用CiteSpace、SPSS等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出该领域的研究主题、研究趋势等，例如《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学术群体知识图谱建构与分析——以2000—2016比较教育学类四大期刊发文总量为例》《21世纪以来国际学界教育政策研究的热点、趋势与走向——基于2000—2017年SSCI数据库“教育政策”主题词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等文章。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高校与海外高校建立的合作项目越来越多，在这个平台上，我国高校的教师和学生对外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个案研究、访谈调查、田野调查将成为我国比较教育学者能够方便使用的研究方法，弥补学科最初建立时期研究方法单一的缺陷。

(四)学术研究群体专业化，专业研究团队基本形成

学术群体是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日臻成熟的集中表现，核心作者是该学科研究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学科发展的基本情况。袁利平教授等人利用可视化分析软件，对我国比较教育学者进行了分析，通过相关的计算最后确定100位学者，将其视为比较教育学科学术群体的核心学者候选人，并通过多元分析方式，根据这些学者的被引作品最后划分了6个比较教育学学术群体。①

群体1:钟启泉、张华、马云鹏、汪霞、杨明全、徐斌艳、霍力岩、胡庆芳、姜勇、卢乃桂、袁维新、王艳玲、黄志成，这些学者主要以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为研究方向；群体2:顾明远、孙启林、陈时见、饶从满、周加仙、谌启标、许明、洪明、赵中建、洪成文、祝怀新、丁邦平、张德伟、朱旭东，这些学者更关注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影响力研究；群体3:刘宝存、王英杰，两位学者主要关注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尤其关注比较高等教育和美国教育；

群体4:马健生、徐辉、肖魁、王晓辉，这个群体学者主要关注基础教育和教育国际化；群体5:这个群体代表是浙江大学的吴雪萍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职业教育；群体6:这个群体代表是南京师范大学的程晋宽教授，主要关注西方教育管理研究。虽然划分了几个群体，但是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也是比较密切的，这些也呈现出我国比较教育学学者开始形成学术共同体的特征，研究群体逐渐专业化。

(五)课题资助力度加大，学科发展基础得到夯实

2013—2018年中国比较教育学者获得课题资助的力度也在加大。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的国家重大项目和国家一般项目为例,2013—2018年间共立项29项。从课题主题分布看，教育制度、思想、实践类课题都有涉及。宏观制度层面的课题居多，如2013年立项课题“教育国际化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的国际比较研究”;微观实践层面的课题同样受到重视，如2017年立项课题“中美残疾幼儿融合教育社会支持比较研究”;思想与理论层面的课题占比较小，如2015年立项课题“美国公民教育及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等。从课题承担单位看，师范类高校占据绝对主体，尤其是北京师范大学，彰显了比较教育研究传统实力。从课题主持人看，既有顾明远先生等资深学者担纲课题主持人，更多是由中青年比较教育学者主持，展示了中国比较教育学科群体的发展后劲。

二、学科发展原因分析

新时代我国比较教育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国际贡献等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主要得益于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主动性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双一流”建设等宏观政策的影响。

(一)教育对外开放引领了比较教育学发展方向

教育对外开放在国家开放战略中充分发挥着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政府认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性，纷纷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定位，将教育国际化上升为国家整体战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政府陆续制定和修订了多项与教育对外开放相关的政策法规文件，大力推进双边多边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改善教育对外开放的制度环境。国务院2004年印发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均提出要构建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形势，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度，发表了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系列重要论述，构建了符合我国发展阶段、民族特征和时代特点的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形成了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战略和新政策。2016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再次提出“融通中外”“吸收世界先进办学治学经验”方针，这为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政策支持。

(二)“一带一路”倡议拓宽了比较教育学研究领域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两大倡议。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多部委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由理念和构想逐渐发展为更加明晰的行动指南和路线图。2016年9月，教育部发布《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作为国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教育领域的落实方案，设计了“教育行动五通”和“四个推进计划”。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需要深入分析沿线国家教育发展现状与水平，总结各国教育发展的典型战略与举措，进而为推动沿线国家教育国际合作提供重要支撑。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从世界教育体系重建的高度，中国比较教育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更加关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教育一体化发展为立足点，愈益重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注我国留学生教育和对外合作办学，从而扩大了比较教育学者的研究对象与领域。

(三)经济发展为比较教育学学科提供了外部动力

21世纪是互联网、物联网、知识经济的智能时代，我国经济建设生产总值不断提高，教育经费投入也不断提高。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0364.72亿元，比上年的

27695.97亿元增长9.64%;2014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2806.46亿元，比上年的30364.72亿元增长8.04%;2015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6129.19亿元，比上年的32806.46亿元增长10.13%;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8888.39亿元，比上年的36129.19亿元增长7.64%;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2562.01亿元，比上年的38888.39亿元增长9.45%。

经济持续稳步发展，加上“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推进，国际教育交流更趋频繁。据教育部统计，2016年共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773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中国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比2015年增加45138人，增长比例为11.35%。在出国留学方面，2016年我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54.45万人，较2013年增长了14.49万人，增幅达36.26%,其中攻读本科以上学历近七成(本科学历占30.56%、研究生学历占35.53%)。2012年至2016年，我国公派出国留学总人数达10.7万人，从流向国别分布看，近90%流向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教育发达国家。来华留学规模与质量稳步提升，生源层次显著提升，“留学中国”品牌逐渐形成。①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既为各学科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又由此生成新的研究课题，推动研究主题与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四)大数据时代到来要求革新比较教育学科研究方法

人类社会正从信息及技术时代进入数据技术时代，大数据作为新时代的核心科技力量，对各行各业产生了颠覆式的影响。大数据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也引发了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长期以来，比较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单一使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时常被质疑，包括过分倚重文献研究、缺乏数据分析，以描述和思辨性研究为主，但又缺少明显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等问题。

借由教育对外开放契机，“一带一路”倡议、留学生教育等对外开放政策与活动，中国的比较教育学者更容易走出去，通过访问、游学等形式获取一手资料，或利用互联网技术获取大量数据，以及通过网络进行在线调查、语音访谈等，再利用相应的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得研究更具科学性。②在互联网时代数据更易获得，对大多数比较教育研究者而言，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型数据库，深度挖掘公共数据资源是最为可行的办法。

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教育的性别方面的数据、全民教育方面的数据、高等教育入学的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针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成绩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针对大学生学习质量的国际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试项目(AHELO)、针对16～65岁成人开展的国际成人学习者能力测试项目(PIAAC)等数据库都可以成为比较教育学者的原始数据来源。越来越多的比较教育学者利用教育数据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复杂关系，探寻教育的规律性，建构新的意义，从而发现解决教育问题的新方法，成为近年来中国比较教育学的新生长点和创新点。与此同时，比较教育学者自觉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在教育现代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顺应时代发展，从而推动中国比较教育学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