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制度化水平是展现学科发展成就、凝聚学科成员共识、支撑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结束后，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制度化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在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学会建设与学术活动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一、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

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是学科制度化建设的核心，是凝练比较教育学者学科归属感，形成具有特定的学科道德和自律准则的共同体，构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和学术机构网络，为学科发展培养后备人才的基石。在王承绪、朱勃、顾明远等中国比较教育学界前辈的努力下，中国比较教育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在“**”结束后逐渐步入正轨。

(一)比较教育学科专业的重建

1977年8月18日至9月4日，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刘道玉与处长蒋妙瑞的促成下，高等教育司在北戴河召开了比较教育研究工作座谈会①,参会的有北京师范大学苏美教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教育研究室和朝鲜教育研究室、河北大学日本教育研究室的负责人。会议不但讨论了今后比较教育研究工作的开展方向，还制订了短期及中期工作计划。

1978年8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在武汉召开高等学校文教科学工作座谈会，制定了《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时制教学方案(修订草案)》,该方案明确规定将比较教育学列入高等师范类院校“学校教育专业”设置的教育类选修课程，具体包含比较教育、外国教育论著选读、外国教育现状与思想流派等内容。①这是改革开放后比较教育学课程开始走进大学课堂的第一步。

1980年，顾明远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了一个教育学高校教师研修班，参加研修班的教师探讨了我国比较教育学科重建的问题。考虑到当时缺乏国人编写的比较教育教材，研修班的教师们商量着编写一本比较教育的教材。在得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支持后，教材的编写工作被提上日程。自1980年起，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牵头，编写组先后于1980年5月在北京、1981年5月在保定、1982年2月在广州召开了三次教科书讨论会，详细地讨论了这本书的大纲、初稿和第二稿。

为了保证质量，教材编写组邀请了老一辈比较教育学者，包括杭州大学的王承绪、邵珊，华南师范学院的朱勃、刘展如，福建师范大学的檀仁梅、吴文侃，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周葉、成有信、曹筱宁，西南师范学院的任代文，东北师范大学的巩树森、陈铭，华东师范大学的金含芬，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刘树范，西北师范学院的李德琴，主编为王承绪、朱勃、顾明远。②檀仁梅教授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加。1980年至1982年，陆续加入书稿的大纲、初稿、第二稿修改讨论会的专家学者还包括西北师范学院的胡德海、华中师范学院的杨汉清、河北大学的刘文修和刘北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金世柏、华南师范学院的雷晓春等人。

最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比较教育教科书《比较教育》问世，虽然后来历经多次修改，但它至今仍是全国各大高等师范院校本科生使用的基本教材。①这本《比较教育》,只研究了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六个国家的教育，没有把中国作为对象国加以比较研究，这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教材编写期间，中国教育战线正处于拨乱反正、调整改革的过程中，学制、结构、课程等重要问题还不够明确，一些基本数据尚未公开。考虑到作为

中国自编的第一部比较教育学教科书会带来一定的国际关注与影响，为慎重起见没有将中国列入研究对象国。②由于比较教育成为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的一门课程，除了科研人员之外又增加了比较教育学授课教师和学生，比较教育学科队伍得到进一步充实。

(二)比较教育学教材和经典教育著作的引进

改革开放后，中国比较教育学者翻译了国外比较教育学者的理论性著作。其中，顾明远翻译了索科洛娃的《比较教育学》(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刘树范、李永连翻译了冲原丰的《比较教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朱勃编译了《印度比较教育学——启发提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和《比较教育——名著与评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赵中建、顾建民组织翻译了不同时期国外比较教育学者的代表性著作《比较教育的理论与方法——国外比较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为比较教育学专业重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国内学者组织翻译了众多国外教育学著作，傅统先翻译了瑞士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的《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文化教育出版社，1981),曹秋平等翻译了帕普利和奥尔兹的《儿童世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邵瑞珍翻译了布鲁纳的《教育过程》(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罗黎辉、施良方等人翻译了布卢姆主编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987,1989),邱渊等人翻译了布卢姆的《教育评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邹进翻译了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对卢梭、杜威和赫尔巴特等西方教育家的思想不再一味批判。滕大春出版了《卢梭教育思想述评》(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改变了“**”期间的单一批判性论述。赵祥麟、王承绪编译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1990年，王承绪翻译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并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89年，李其龙根据德文原著翻译了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和《教育学讲授纲要》,合为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三)比较教育学专业的人才培养

一门学科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接班人的培养，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比较教育重建工作中，比较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制度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蜕变，中国初步建成了一支比较教育研究的生力军。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成立并开始招收第一届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比较教育学的第一个硕士点(1982年)和博士点(1983年)也获得批准。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的“高等师范院校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名单”中，比较教育正式成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1983年，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比较教育学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第一个有权授予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学科点。1984年，杭州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紧随其后通过了比较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点审批，同年秋天在杭州召开了比较教育学课程建设讨论会，与会人员就比较教育学科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展开了讨论。①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顾明远先生在1985年招收了我国第一位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生，即后来美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的王英杰教授。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获得了比较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到199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次审批之前，全国比较教育学共有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3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单位。

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人才培养具有时间上缓慢发展、空间上分布面较窄等特点。一是在时间纵轴上呈现缓慢发展的趋势。据生兆欣博士统计，比较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的招生情况在1979年至1983年比较稳定，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不超过10人，保持在6人左右。1984年后比较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开始增加，招生人数增至16人，1985年至199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稳定在20人左右，每年会有一定的波动。而比较教育学专业开始在1985年招收博士研究生3人，1985年到1992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保持在每年3人左右。①

二是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南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并囊括全国大半学位点，东北、西南地区紧随其后。②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横向地域分布特征，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局面的确立，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最先发展的地区，同时也是文化发达地区之一。由于先天的地理优势以及后天的资源倾斜，比较教育学在这些区域发展得较早较快。随着改革的春风吹向西部地区，西南地区的比较教育学也加快了发展的步伐。

总体来看，一是比较教育专业招生人数虽然有些年份会有波动，但是基本上呈现逐年稳健上升的趋势。比较教育专业研究生招生起始阶段规模比较小，人数不稳定，但是1985年以后招生人数趋于稳定，研究生招生规模也有所上升。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建设对于高层次人才的渴望与全国人民对教育的需求；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完善教育体制过程中，国家政策、统一的招生计划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规模具有深远的影响。二是博士研究生招生数量比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更加平稳。原因是博士属于国家的高级人才，本身培养基数就比较小，同时跟国家教育与学科发展政策侧重点紧密相关。随着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发展，研究生开始扩招，于是硕士研究生数量增长曲线更加陡峭。总的来说，由于知识经济引起社会深刻的变革，国家对高水平人才的渴望，以及比较教育学科本身的魅力吸引了更多人投身比较教育学科。

二、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比较教育学术机构和刊物也迅速发展，除了国家和地方教育科研机构外，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以系科专业调整为契机，相继成立专门的比较教育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各研究机构也通过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学术刊物，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拓展学术交流平台。

(一)比较教育学术机构的重建

“**”期间各高校的外国研究机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外国教育研究首先在机构重建方面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1964年建立的首批外国教育研究机构(“四家五室”)的扩建与合并，即北京师范大学的苏美教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的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河北大学的日本教育研究室、东北师范大学的日本教育研究室和朝鲜教育研究室。

北京师范大学的苏美教育研究室在1977年之后全面恢复工作。1979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进行校内机构调整，撤销外国问题研究所，以外国教育研究室为基础成立外国教育研究所，顾明远任所长，毕淑芝任副所长，岳谦任支部书记。外国教育研究所扩建为四个研究室：外国高等教育研究室、外国普通教育研究室、外国教育理论研究室和外国教育资料翻译室。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重点研究世界教育发展的动态和趋势，介绍各国教育制度和改革经验，积极承担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开展政策咨询服务，逐渐成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一个重要阵地。

1980年，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经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批准独立建制，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建成为外国教育研究所，研究人员经过重新组合分配，编制28名①,之后根据刘佛年教授提议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所，含美英教育研究室、西欧教育研究室和苏日教育研究室。改革开放以来，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硕果累累，一是率先在国内系统地介绍国外有影响力的教育思潮和人物，如在《外国教育资料》杂志1977年第3期推出“终身教育”专辑，向国内教育学术界系统地介绍了“终身教育”思潮，并通过推荐一大批当代教育名著,包括《学会生存《教育过程》《儿童世界《苏联关于教育思想的论争》等，有步骤地介绍与评论欧美和苏俄现代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二是为我国师范院校教育专业师生提供了一大批教育科学新著,这批新著有助于打破苏俄凯洛夫教育学思想一统我国教育学术界的局面。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教育研究室和朝鲜教育研究室在1975年合并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之后在1979年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外国教育研究方面除原有的两个室以外，还增设了比较教育研究室。1987年，东北师范大学整合校内机构成立比较教育研究所，1990年再度更名为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并沿用至今。这一时期，河北大学日本教育研究室在机构方面则保持不变。①

在上述“四家五室”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全国高等院校又建立了一批新的外国教育研究机构。比如1979年恢复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新设了比较教育研究室，华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也新建了比较教育研究室，杭州大学教育系设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同济大学自从与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建立了姊妹大学关系后设立了德国科教情报研究室，哈尔滨师范大学外语系设立了苏联教育研究室，等等。至此，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研究网络已经初具规模，各有分工却又紧密联系地开展比较教育研究。

(二)比较教育学术期刊的发展

专业性学术机构的成立带来丰富的研究成果，迫切要求发展比较教育学术期刊以作为成果发布平台。1978年至1984年的比较教育学科重建阶段，完成了比较教育学五大期刊的正式对外发行，包括《外国教育动态》(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外国中小学教育》(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教育》(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为比较教育学研究成果提供了交流的平台。①

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兼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顾明远先生为促使《外国教育动态》正式复刊，给国务院主管科教的方毅副总理写信，说明《外国教育动态》于新中国成立后在外国教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展现了《外国教育动态》所留存的学术基础，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界了解和学习外国教育经验的迫切性，希望《外国教育动态》能早日复刊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建议很快得到方毅同志的批复，同意复刊并成为正式刊物向国内外发行，《外国教育动态》由此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平台。②期刊一直秉持新、快、准的理念，为国内教育研究工作者带来国外教育的动态。1991年，《外国教育动态》被确定为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的会刊，并正式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在1972年创办了《外国教育资料》。1982年，经教育部批准，《外国教育资料》开始向全国公开发行，后于2000年更名为《全球教育展望》并沿用至今。东北师范大学则在1981年将之前创办的《日本教育情况》和《朝鲜教育研究》合并更名为《外国教育情况》。1983年，杂志更名为《外国教育研究》并在内部发行。1985年，《外国教育研究》公开发行。此外，上海师范大学在1979年创办了《外国教育资料选译》,该刊在1981年更名为《外国中小学教育》。

依托这些期刊，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如花般绽放，论文数量总体上逐步攀升，研究对象国分布较为广泛，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涉猎，并且重点国家重点关注，其中美国和苏俄的研究占据了较大的份额，紧随其后的是西欧各国与日本，还形成了由教育热点组成的研究专题，以专题的形式梳理并进行深入研究。①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苏联、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为对象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文章占全部文章的大半，而有关美苏两国的文章占全部文章的近一半，可以看出那个时期中国比较教育学对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迫切需求。从文章主题上看，关于教育思想理论的文章发文量高居榜首，外国教育研究学者向国内引进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令人耳目一新。②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期刊上有关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数量开始攀升，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开始注重自身学科领地的建设，表现为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发文量显著上升，包括从历史角度梳理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历程，构建本学科的框架并形成研究范式，其中不乏开始批判反思比较教育学科的学者，探讨比较教育学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教育层次而言，基础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对象。80年代关于基础教育研究的文章占优势，原因可能是80年代国内整体文化水平偏低，普及义务教育是当时的首要任务。90年代则偏向于高等教育研究，原因可能是改革开放十多年后国家对高水平人才的渴望更加强烈。

三、学会建设与学术活动

比较教育专业学会的成立以及相关学术活动，为团结和组织全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学者和爱好者开展相关学术交流活动提供了舞台，促进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召开学术年会、发行会刊、举办小型座谈会等方式加强了中国比较教育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在形成和维护全国比较教育学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与各省比较教育学会的建设1978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学院五所高校的外国教育研究室(组)在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行了第一次外国教育学术研讨会，后被称作比较教育研究会的第一届年会。1979年10月，第二次外国教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并成立外国教育研究会(1983年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会)。

学会第一任理事长是刘佛年先生，在1979年至1981年任职；第二任理事长是张天恩先生，于1981年至1983年任职。1983年，顾明远先生出任第三任理事长，随后连任七届，至2001年。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于1984年加入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WorldCounci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Societies,WCCES),并于1987年成功当选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比较教育研究队伍在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赢得了国际认可。

比较教育研究会的主要职责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定期举办比较教育学术会议；二是积极开展会员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三是为国家制定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改革提供咨询；四是开展包括编写教材、出版书刊、从事培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比较教育学术成果的普及活动等。其中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学术年会是比较教育学会重中之重的任务。最初的学会章程商定每届年会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与华南师范学院五所学校轮流承办。

除了全国性的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区域性的比较教育研究会也纷纷建立起来。比如河南省比较教育研究会、吉林省比较教育研究会、广东省比较教育研究会等，也表现得很活跃。

(二)1977年至1992年国内比较教育学会年会综述

1978年7月由北京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一届全国外国教育学术研讨会被视为比较教育研究会的第一届年会，会议以探讨恢复外国教育研究、筹备外国教育研究会等事宜为主题，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与华南师范学院联合举办，有50余名代表参会，提交了20多篇论文。这次会议成为我国教育学者重建比较教育学科的标志。①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高沂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上讲话，动员国内教育研究者强化外国教育研究。众多专家立足国情，在会议上激烈讨论了国外普通教育中的文理分科、天才教育、能力分组教学等教育问题，并介绍了外国教育研究中的经验。②

1979年10月24日至11月3日，以探讨外国教育研究会近期工作任务等事宜为主题的第二届外国教育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除上述五所院校外国教育研究所外，还新增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其他几所师范院校的代表共90余人。此次大会不仅进行了学术报告和学术交流，还成立了隶属于中国教育学会的外国教育研究会，秘书处设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大会推选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刘佛年先生担任研究会第一届理事长，共有理事33人，会员196人。③外国教育研究会秘书处发布了理事会的三项任务：一是调查全国外国教育研究机构、队伍的状况，发展会员；二是初步拟定1980年的专题学术活动，包括五国教育史译编讨论会、比较教育学教材编写讨论会、苏联教育专题讨论会；三是创办会刊《外国教育》,陆续选登第二届外国教育学术讨论会的文章。

1981年5月21日至29日，外国教育研究会第三届学术年会在保定召开，这届大会包括七个专题，分别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行政与立法”“教育结构的改革”"师范教育的改革动向""高等教育的改革趋势”“近年来国外教学论的发展特点”“比较教育学的教材编写问题”。会议由河北大学日本教育研究室承办，全国30所高等院校外国教育研究机构的120余名研究人员与会。大会共收到142篇论文。围绕本次会议的七个专题，参会代表报告了所在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国外的基础理论与教育思潮，并针对我国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及改革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会议期间还组织了苏联教育、日本教育、英美教育、德法教育四个国别论坛，对这六个发达国家的教育情况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介绍探讨。会议提交的论文陆续发表在《外国教育》《外国教育动态》等学术期刊上，人民教育出版社还选编一些论文出版“外国教育丛书”。这次会议上进行了理事会换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天恩任理事长，滕大春、朱勃为副理事长。

1983年7月21日至27日，以“比较教育如何为我国教育新局面服务”为主题的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第四届学术年会在长春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外国教育研究机构的100多位工作者出席了会议，此时会员由上届的130人发展到249人，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共收论文、译著195篇(部)。国内发行的比较教育类学术期刊达到15种之多，公开发行的以比较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期刊有四种，包括面向中小学的《外国中小学教育》、综合性的《外国教育》《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资料》,每年出版或内部发行文献达二百多万字。会议期间各位代表围绕“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等四个专题进行了讨论，并根据国际经验强调了普及义务教育的重要性与优先性，同时意识到教育立法是义务教育的基础，免费的义务教育和合格稳定的教师队伍是普及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大会还探讨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理事会照常进行了换届，由顾明远担任理事长。为了更好、更全面地反映研究会的学术性质，外国教育研究会正式更名为“比较教育研究会”。

1986年9月15日至19日，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第五届学术年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172名专家学者带领全国各大高校的33名研究生齐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此次大会还邀请了日本学者手琢武彦、田口孝雄、大塚丰等人作学术报告和演讲，促进了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国际化进程。这次会议以“借鉴国际经验，探讨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为主题，论坛分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小组，普通教育小组，职业技术教育小组，高等教育小组和“比较教育学”教材编写小组进行报告探讨。顾明远先生从研究目的出发，提出了比较教育要在不同国家教育的比较中探寻教育的规律，然后结合本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才能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外国的经验，又能使得比较教育研究有深度。这次大会上，许多专家、学者就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观点鲜明、有理有据的发言，颇有百花齐放的盛况。部分比较教育研究者对当时比较教育研究大多处于宏观层面、缺乏深入微观层面的不足进行了反思。

1990年11月27日至30日，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在天津市教育科学院召开。这次年会设“中外道德教育""比较教育”“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外教育改革反思""比较教育与对外交流”“苏联东欧教育与社会经济变迁”"西方教育思想研究"八个专题，设置了针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130余名代表。在大会开幕式上，副理事长金世柏先生致开幕词，顾明远先生作了“比较教育的回顾与展望”的发言，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成绩和问题，阐明了今后发展的方向。学会秘书长周南照教授汇报了研究会在发展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与交流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这次会议选举出第五届全国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理事46名，顾明远继续担任理事长。同时，学会理事会同意将《外国教育动态》作为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会刊，并改名为《比较教育研究》。

以上六次学术年会代表了1977年至1992年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的活动轨迹，从中我们可以大致地看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早期的这15年里，比较教育学会已经有了规律性的学术活动且在全国有了较大影响力，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参与到比较教育研究队伍中，在大会上涌现出的丰硕研究成果也促进了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

四、国际交流与合作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频繁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使得中国比较教育逐渐成为国际比较教育舞台上的新生力量，同时，我国广泛邀请国外学者赴华讲学交流学术心得，为我国比较教育专业繁荣发展添砖加瓦。同期，中国比较教育学会顺利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标志着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进入了一个专业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标志着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对中国比较教育研究团队的肯定。

一是广泛邀请国外学者到中国讲学。活跃的学术活动与稳定壮大的专业研究人群为比较教育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的目光，也正是国内外关注促进中国比较教育研究更上一层楼。1980年3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比较教育专家、美籍华人胡昌度教授受邀到北京师范大学讲学，同时组织了一个高等学校比较教育教师进修班，有10所高等学校的12名教师参加，顾明远先生作为教育系主任和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组织了这次活动，并与本科生和进修班教师同堂听课。①1983年，王承绪先生邀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著名比较教育学家阿诺夫教授，为杭州大学学生开设了用英语授课的比较教育学课程。1984年，应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邀请，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来中国讲学，《外国教育动态》进行了全面介绍，金在北京师范大学作了“教育如何适应科学技术的迅速变革”“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对一个世界性问题的研究”“教师作用的变化和师范教育对此做出的反应”“高等教育：改革、趋势和研究”四个专题报告，受到与会者的欢迎。除此以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首任所长菲利普·库姆斯、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施瑞尔等学者都到中国进行了学术交流。

二是走出去参加国际学术交流。1980年夏天，顾明远先生应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会长平嫁益德教授的邀请，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金世柏先生和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苏真教授一道赴日本琦玉县参加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第四届大会，并提出了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申请，这是中国比较教育学踏出国门的重要一步。1981年10月至12月，梁忠义等人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作为日本国立冈山大学客座研究员，赴日本考察教育和经济，并进行短期研究。②1983年，朱勃先生与王承绪先生一起赴英法两国考察比较教育，两位学者在36天的访问中，走访了12所大学，拜访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等8家机构，实地考察了两所中学，并访谈了58位比较教育学者、教育官员。1984年，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正式加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③之后，华东师范大学的马骥雄和河北大学的刘文修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第五届大会。

1987年第六届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派出金世柏、周南照、吴福生、孟宪德和顾明远参加大会。此次大会上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正式批准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为该会的团体会员，并选举顾明远为联合会副主席，肯定了中国比较教育学会的努力及成果，使得中国比较教育这支新生力量走上国际舞台。

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教育的国际化建设也并非一路顺畅。因为刚入会、资历浅，中国比较教育学会举办世界比较教育大会的第一次申请被拒并延后。在成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团体成员之后，中国比较教育代表团提出了在中国北京举办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第七届大会的申请，但是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入会时间太短、资历浅，于是拒绝了中国的申请。但鉴于中国申请举办大会的积极态度和主动精神，执行委员会

承诺第八届大会在中国举办，并将会期由三年缩短至两年，这样一来第七届大会能够提前至1989年举办，第八届大会将在1991年举办。①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第八届大会于1992年在捷克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