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东西方国际对立形势，以及国内各种矛盾的累积，严重阻碍了比较教育学科制度化建设，比较教育学术研究活动不同程度地受阻。尽管在比较教育学科制度化建设过程中，学科专业与人才培养、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以及国际交流与学术合作等取得一定成就，但都发展缓慢，举步维艰。“**”更是使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断裂，徘徊在几近毁灭的边缘。

一、专业建设与课程设置

新中国成立前，各高校在教育系专业中普遍开设了比较教育学课程，并作为必修科目，规定修满相应学分。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百业待兴，学校教育体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据统计，当时中国民众中有80%以上都是文盲，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20%左右，在读中学生仅占当时总人口的0.28%,大学生仅占0.026%。①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我国将目光投向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将“以俄为师”作为中国前进道路中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以推进教育人才发展与培养。

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一些人认为比较教育学并不是苏联高等院校教学中的必修科目，因此，要求立刻取消高等师范院校在新中国成立前所开设的比较教育课程。①1949年10月1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的《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明确指出要正式取消我国教育系专业中的必修课程《比较教育》,并将13门基础课程中唯一的外国教育类课程修改为“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教育研究”。②自此，中国高等师范院校中所开设的比较教育必修课程不复存在。

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③因此，从1949年开始，中国各学校就开始展开使用苏联教材的一系列活动。

1952年至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以“以苏为师”指导开展了一系列教学革新。1952年在苏联专家波波夫的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参照苏联师范学院教学计划，拟订了学校中12个院系的教学计划。①苏联教育专家也协助北京师范大学改革教材教学内容，指导教学管理，强化教学方法的有效使用。1954年至1955年夏，北京师范大学编写了137种本科生教学讲义，其中以苏联教材为模本的有94种，直接沿用苏联教材的有18种。

东北地区全面动员各方面的教育力量，坚持以苏联的自然科学课程教材为蓝本，开始编译中国东北地区初一、初二年级的中学教材。1952年，教育部正式发出通告，明确要求各高等院校制订编译苏联教材的系统计划，强调计划中首先规定翻译苏联高校中大一、大二年级的专业性教材和基础性教材，然后再以其为模本逐步编译其他各科目教材。一些师范院校更是坚持以苏联教育作为学习榜样，全面借鉴苏联经验编写教材。如浙江师范学院在1954年的下半学年中，直接翻译41种苏联教材，编译79种苏联教材，79%的教学材料都参考了苏联的教学模本。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坚定不移地借鉴苏联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直接引进和编译苏联教材，旨在革新我国人才培养体系，优化学校课程专业设置，使中国教育在困境中得以迅速恢复。

除此之外，各级各类师范院校都把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世界教育史纲》和康斯坦丁诺夫、米定斯基、沙巴也娃合著的《教育史》以及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等作为基本的教材。教师在进行系统讲授之余，也要求学生进行全面阅读，了解各教育学家的基本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以提升自己的教育素养，获得深层次的教育体悟。1951年，沈颖等人翻译了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学》,郭从周等人翻译了冈察洛夫所撰写的《教育学原理初稿》。1952年，于卓等人译介了叶西波夫等合著的《教育学》(上册)。1953年，陈侠与丁酉成等人翻译了斯米尔诺夫编著的《教育学初级读本》。林子勋与房汉佳也分别于1966年和1969年翻译了美国比较教育学者莫尔曼编写的《比较教育》以及《比较教育制度》。②

1957年至196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一批外国教育家原著,如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马卡连柯全集》《克鲁普斯卡娅教育文选》、福禄培尔的《人的教育》、杜威的《经验与自然》、福泽谕吉的《劝学篇》和《文明概论》等。①这些著作开阔了中国学校师生的教育眼界，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世界最新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更新教育知识库，把握世界各国教育发展动向，从而为中国比较教育学发展积累更丰富的基础知识以及研究材料。20世纪60年代，王承绪先生带领下的杭州大学教育系和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合作编译《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该书成为许多师范类学校教育系的参考书目。

随着世界局势的迅速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的破裂，1961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草案)》,对我国的课程设置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文件规定5年制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的必修课中必须有大约70学时的“外国教育论著选读”,把“苏联教育现状研究”排除在外国研究专业选修课之外，取而代之的是“现代西方教育思想流派研究”“外国教育现状研究”等，以便及时了解各国教育基本发展现状。②

尽管没有正式恢复“比较教育”在高等师范院校中的必修课程地位，但各师范院校也在关注国外教育发展动向，重视学生国际视野的培养。如杭州大学启动学校课程学习内容变革，要求打破对教育系学生主讲苏联教育以及人民民主国家教育的局限，对高年级教育系专业学生讲授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以及西德等发达国家的教育现状课程③,以使高校师生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发展潮流。

二、学术机构与学术刊物

基于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比较教育学术机构和比较教育学术期刊得以产生。以北京师范大学为首的一批高校开始着手创建外国问题研究专门机构，《外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资料》以及《日本教育情况》等专业期刊相继出现，初步构建起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学术交流框架。

(一)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20世纪60年代，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变得日益密切。党和教育行政部门更加关注国外教育的发展和教学研究工作，我国逐渐产生了一批专门研究外国教育问题的学术研究机构或研究室。1961年9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为了有效推进“高校六十条”的实施，全面提升中国教育质量，中国开始着眼于建设比较教育学研究机构。①

1964年2月，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大学设立外国高等教育情报资料室，以及在清华大学设立外国技术教育情报资料室。②这些资料室的任务在于收集、整理、编译外国高等教育以及中等专业教育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动向方面的教育情报资料，供领导研究参考。③同时，教育部直属的高等院校也开始招收专门研究外国理论与现状的研究生，助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同年5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以及中共中央国际问题研究指导小组共同批准了教育部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的报告》,再次明确强调为配合当时国际斗争的需要，要求中国高校能够建立一批专门研究外国教育的学术机构。在此背景下，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外国教育研究室，华东师范大学(1972年与其他两所院校合并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1980年又改为原名)成立了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吉林师范大学(1980年更名为东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日本教育研究室和朝鲜教育研究室，河北大学成立了日本教育研究室。①这些研究室翻译外国教育资料，以供相关部门参考。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任命欧阳湘教授和符娟明教授为外国教育研究室主任和副主任。1965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整合四个研究机构成立了外国问题研究所，谢芳春先生担任所长，刘宁和顾明远先生为副所长，并下设四个专门研究室，即苏联哲学研究室、外国教育研究室、苏联文学研究室以及美国经济研究室。②

1966年“**”开始后，各研究室基本停止了学术研究工作。直到1972年11月，国务院科教组邀请了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几所高校有关人员就外国教育研究问题进行座谈，并最终确定各校外国教育研究室根据现有人员力量和研究基础，分工展开外国教育研究工作。其中，北京师范大学主要着眼于美国、东欧、苏联等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主要研究北美和西欧地区的教育情况；吉林师范大学重点关注战后的日本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和教育现状，以及朝鲜的教育成就与经验；而河北大学主要研究日本教育现状和教育历史等方面的问题；各高校适当兼顾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③

这之前的1971年，华东师范大学的西欧北美教育研究室更名为“外国教育研究室”,在刘佛年教授的领导下，在孟宪承校长和常溪萍副校长的支持下，研究室恢复正常工作，积极检索比较教育资料，收集整理了大量外国教育文献，培养了一批青年比较教育学术研究人员。④1972年，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外国教育研究室也逐步恢复研究工作。比较教育专门研究机构的出现，引领着中国比较教育学术研究方向，保证比较教育学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使不同高校能够明确各自专业研究领域，以较全面地把握各国教育进展与教育发展历程。1975年，吉林师范大学成立外国问题研究所。

(二)创办比较教育学术刊物

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政治、经济等发展需要，介绍苏联所取得的优秀教育经验几乎成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唯一任务。1912年1月创刊的《中华教育界》在1949年开设了“苏联教育专刊”栏目，该栏目主要是以“向苏联学习——接受苏联教育建设的宝贵经验，和新中国教育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为指导，系统介绍苏联成功教育经验和教学成就，进而使中国学者及相关教育人员能够有所借鉴和参考。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教育机关刊物《人民教育》正式创刊。同年5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①。教育部副部长柳湿在创刊词中也指出，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是《人民教育》杂志创刊任务之一，它已经是我国当前发展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口号，我国应该学习苏联从文化落后的沙皇俄国成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的过程中在教育上所取得的经验，学习苏联新的教育科学，以便帮助我们摆脱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并推动现实的教育发展。②因此，《人民教育》从1950年开始便经常刊载有关苏联教育方面的文章。

比较教育学专业学术期刊也在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出现。1965年5月，在教育部和中宣部的指导下，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正式刊印《外国教育动态》,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本具有比较教育学性质的杂志。杂志创刊之初便任命顾明远为杂志的责任编辑，负责《外国教育动态》出版事务。同年8月，《外国教育动态》正式出刊，直到1966年，共出版了2期试刊和5期正刊。①作为内部刊物，《外国教育动态》的办刊宗旨在于为批判性研究外国教育提供参考，并协助广大教育工作人员在教育领域积极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②所刊载的内容主要包括介绍马列主义方面的教育作品，引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经验，关注亚非拉民族国家的教育概况，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政策，译介国外先进教育思想流派，聚焦别国教育改革动态和研究成果，等等。

1966年6月，《外国教育动态》被扣上了传播修正主义教育思想和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帽子而被迫停刊。1973年，《外国教育动态》又开始作为内部参考刊物进行刊发，到1979年一共印发了22期。1980年，该杂志获得教育部批准并作为公开刊物向全国发行。③

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外国教育动态》之外，华东师范大学的外国教育研究室也在1972年开始出版内部参考刊物并命名为《外国教育资料》。该杂志以双月刊的形式进行印发，以美国教育动态和欧洲教育现状为主要刊载内容，设有美国和西欧等国教育体制、中学教材改革以及战后师范教育问题等专辑，系统考察其教育发展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该杂志也涉及日本、苏联和其他国家教育问题，全面观测各国教育动态。《外国教育资料》还翻译出版了不少教育著作，如美国教育家杰罗姆·S.布鲁纳的《教育过程》、巴巴拉·伯恩的《九国高等教育》等。④1972年至1976年，《外国教育资料》共不定期发行了21期⑤,为日后比较教育学系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奠定了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地位。

1974年，吉林师范大学的日本教育研究室也正式创办《日本教育情况》(后更名为《外国教育研究》)。《日本教育情况》主要关注日本的教育发展，刊发有关日本教育的文章，如日本教育30年的发展、战后的日本职业教育以及他国对日本教育所造成的影响，等等。①《日本教育情况》杂志直到1985年才正式公开发行。

除了以上比较教育专业期刊之外，其他教育类期刊也或多或少刊载了关于外国教育动态的文章。据统计，《江苏教育》《学术研究》《湖南教育》《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以及《国外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上这一时期的比较教育论文大约有70篇。②比较教育专业学术机构的创建和学术刊物的出版，为中国广大比较教育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契机，增加了中国学者对于外国教育状况的了解和认识。比较教育专业期刊的创办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建设的制度性和规范性，开拓了比较教育交流新天地，同时也满足了研究外国教育问题的需要。

三、国际交流与学术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交流与学术活动主要依靠国外教育专家来华讲学、依托国外资源联合办学、教育学者出国访问与出席国际教育会议、留学交流等形式，以推动中国比较教育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

(一)来华讲学

比较教育学科的制度化建设离不开国际交流和相关学术活动。其中，外国专家来华讲学成为比较教育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1949年10月，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代表团来华访问，法捷耶夫为团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人民教育部副部长杜伯洛维娜也相继在上海、北京等地向中国教育工作者介绍苏联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和教育发展经验。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向中国介绍苏联教育发展经验的苏联教育专家。①此外，为深化中苏教育合作与交流，1950年至1952年，教育部先后邀请了五位著名苏联教育专家担任中国教育学发展顾问，包括苏联高等教育专家福民，教育专家卡尔波娃、阿尔辛节夫，学前儿童教育学专家戈林娜，苏联师范学院院长达拉巴金。②

各高等院校也积极邀请苏联专家来校讲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都曾先后实施这一举措，并出版了苏联教育专家讲学的教育学报告或讲义，以便使中国高校师生能够时刻学习先进教育思想，并获得深刻启发。

1957年1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邀请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团长、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教育科学院院长凯洛夫来华讲学，全面介绍苏联在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发展历程和有效经验。③凯洛夫的教育学说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在我国，他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印刷了10次，共计291516册；1956年版印刷8次，共计193897册，当时的城市中小学教师几乎人手一本。①

(二)联合办学

1949年12月，政务院举行的第一次政务会议指出，中国将革新高等教育体系，重新成立新型大学，以更好地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政法干部学校为基础，创办一所以苏联高校为模板的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得以诞生。①学校全面参考苏联高校经验，邀请苏联教授来校指导，全面、系统地引领学校建设发展。通过设立教学研究室、编译室以及俄语专修班等举措，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当时借鉴苏联教学经验的典型示范高校。

1950年4月，教育部依照刘少奇副主席的指示，出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改进计划》,要求哈尔滨工业大学以苏联工业大学为蓝本，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发展路径，重点培养中国大学所需的理工科师资队伍和国内重工业部门所需的工程师，以代替派遣大批学生前往苏联留学。②实际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是一所中俄工业学校，并由中、苏两国共同负责管理，直到1950年才由我国正式接管。教育部印发《哈尔滨工业大学改进计划》后，哈尔滨工业大学进行了多项改革，大力引进苏联工业高校的教材、教学大纲、教学制度和教学计划，提倡俄语教学，并先后从苏联的26所高校中聘请67位教育专家到哈尔滨工业大学进行讲学，以传授苏联工业大学发展经验。③中苏联合办学，使各级各类高校能够更加系统地接触苏联办学模式，感知苏联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强化中苏教育交流与合作。

(三)教育访问与出席国际会议

1953年11月，高等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赴苏联、东欧各兄弟国家中国语文教员的规定》,由此，中国开始向罗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东德、蒙古、朝鲜等国派遣汉语教师，并为坦桑尼亚、越南等国设置了专门奖学金名额，给予教学器材方面的援助，积极推进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学术交往。①

1955年9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浙江大学等18所高校共选派33名高校教师前往苏联进行一到两年的短期培训和教学进修。②同年10月，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带领中小学教师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教育考察，重点学习苏联综合技术教育、师范教育、教学工作、教育行政领导四个方面的教育举措。代表团归国后在北京、上海、天津、沈阳、西安、成都、重庆、哈尔滨、南京、广州等16个城市开展了教育传达报告，全面介绍苏联教育发展状况。1960年12月，以教育部办公厅主任崔仲远为代表的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了综合技术教育国际讨论会，1961年7月，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参加了在苏联举行的全苏高等教育工作会议。③

1965年，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带领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问了柬埔寨；复旦大学副校长王零考察了波兰、罗马尼亚以及东德的教育概况。同年，印度尼西亚高等教育与科学部部长沙里夫·达伊普带领的高等教育代表团来华考察；几内亚教育部部长贡代·塞杜率领的教育代表团考察我国教育情况④,全面推进中外教育交流。1966年，教育部副部长刘皑风带领中国代表团考察了坦桑尼亚、埃及、马里等国。

“**”爆发后出国教育访问活动几乎都停止了，直到1970年，我国才逐渐与外国互派教育访问代表团。据统计，1970年至1976年，外国教育代表团共来我国考察73次，大约372人次；这6年间，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法国、英国、老挝、巴基斯坦、科威特以及日本等国16次，出国访学人数达到102人次左右。①其中，菲律宾、索马里、加拿大等国教育代表团以及学生代表团在1971年来华考察。芬兰、南也门等国教育代表团于1973年来华访问。这一年，中国学者也访问了英、美等国家。1974年，巴基斯坦、尼泊尔、苏丹等国教育代表来华，同年，中国也相继考察了朝鲜、南斯拉夫、加拿大等国家教育状况。到1976年“**”结束，来华考察的外国教育代表团数量越来越多。②

除教育访问外，中国学者也积极参加世界教育会议。1946年11月9日，由赵元任、竺可桢、李书华、瞿菊农、钱三强、汪德昭、程天放等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前往巴黎大学参加第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王承绪先生为代表团秘书。③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大会。1974年，顾明远先生作为教育顾问赴法国巴黎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④

(四)派遣留学生

1950年，在苏美对峙背景之下，为加强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与合作交流，互派留学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方式。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留学生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五国学习。来自这五个国家的33名留学生也在1950年年底和1951年年初来到中国留学。与上述五国相比，中国向苏联派遣了更多留学生。1951年8月，中共中央遣派了首批375名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农医、外交、师范、财经、理工等众多专业。其中，顾明远先生就作为我国公派留学生前往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留学五年，留学期间对苏联教育的深入了解，奠定了顾明远后期研究苏联教育的基础。①

这之后，中国每年留学苏联的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其中少则200多人，多则2000多人。对于当时国内众多部门而言，他们也非常愿意派遣人员到苏联各大工厂、企业进行学习交流，以开阔眼界，获得国外先进实用技能。②据统计，1950年至1956年，我国共派遣了985名留学生到东欧国家进行学习，而1951年至1956年，则共计派遣6500多名学生前往苏联留学。其中，留学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学生重点学习技术专业，而留学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其他国家的学生则致力于学习该国的历史或语文。除派出留学生数目增加外，来华留学人数也显著增长。1957年至1965年，中国首次接受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并分别于1959年和1960年召开了全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大会。③

根据1950年至1966年的统计报告，在这16年间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华留学，留学总人数达到7239名，他们大多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占总人数的90.8%,而欧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来华留学人数仅占总人数的1.9%。④这一时期的留学情况基本反映了中国当时的国际政治立场，是国际外交关系倾向的间接反映。

“**”爆发后中国的国际交流活动被迫中断，直到1973年才逐渐开始恢复接收外国来华留学生，仍以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留学对象国，而亚非拉国家的留学生仅占一小部分。当时，来华留学的学生共有383名，分别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①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已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对于考察外国教育现状、全面了解各国教育发展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将中国教育推向世界，展现中国教育风采，并为反思中国教育发展局限与困境提供参考。

第三节 比较教育学研究成果与观点

新中国成立后到“**”结束，一些学者发表了关于外国教育政策与制度、西方教育理论与教育思潮以及国外教育实践与教育改革等方面的文章；既关注学校教育制度、教学大纲等宏观教育理念，也聚焦学科教学、高校实习等微观教育工作；在以苏联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国的同时，也对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进行了适当探索。

一、教育政策与制度比较研究

学者从宏观层面研究日本、美国、英国、法国、西德以及苏联等国学校教育制度，探析各级学校教育计划与教学大纲，以期为中国学制改革、制定教育决策以及教育体系优化提供有益借鉴与参考。

(一)探讨各国学制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学术界集中介绍了苏联教育制度。汪德亮等人介绍了苏联的教育宗旨，分析了该国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新型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经验。①1972年以后，受“**”影响的比较教育学得以逐渐恢复生机。这一时期，《人民教育》和《江苏教育》等杂志摘译并刊载了一系列关于国外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的文章。1973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教育动态》在《说明》中写道，它所出版的第一期文献《日、美、英、法、西德和苏联等国的教育比较》即摘译自日本《我国的教育水平》一文，摘译的重点内容就是关于各级学校教育制度、教育趋势发展等方面的国际比较。②总体看，学者主要关注了阿尔巴尼亚、西德、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研究发现，阿尔巴尼亚确立了由普通教育、中等专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以及成人业余教育组成的统一学制，且各级学校由国家进行统一管理。普通教育主要为八年制学校，儿童6岁入学，学校的任务主要是基于学生实际年龄，提供丰富多样的实践工艺知识和技能训练，为后期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学习课程包括34%的自然学科、42%的人文知识以及17%的手工劳动和简单的体育训练。中等专业技术教育主要分为初等职业学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不同类型学校修业年限不同，培养任务各异。1972年时，阿尔巴尼亚的学生和教师人数分别约为725000人和29000人。③

学者们研究发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普通教育致力于实施十年制高中义务教育，教学任务主要在于使年青一代能够树立牢固的革命精神，掌握系统的现代科学知识和实用技能，从而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共产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等专门学校的修业年限一般为三年，且不限入学年龄，所学的课程内容包括外语、高等数学基础课、思想政治教育以及专业技术教育等，同时，高等专门学校也非常重视学生的劳动实习训练。①法国的学校教育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以严格管控各级学校教育行政。②美国学制与法国则正好相反。作为联邦分权制国家，美国联邦教育部对于各州的学校教育制度并没有实际控制权，因此美国各州学制具有一定的差异，但最为普遍的仍然是实施“六三三”学制。③

研究者梳理日本的教育体系后发现，日本也主要是实行“六三三四”学制，即小学六年，中学分为初中、高中各三年，大学四年，且日本的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更多。④对于苏联，研究者发现该国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运用了一系列举措来改革苏联学制，当时苏联的普通教育主要是以全日制普通中小学形式进行，规定儿童7岁入学，17岁毕业，包括7岁至10岁的三年制小学、7岁至15岁的八年制学校以及7岁至17岁的十年制学校三种主要类型。苏联高等教育有综合大学、专门学院以及高等工学院三种形式。⑤在英国，学校教育制度基本上还是依据丘吉尔联合政府在1944年通过的《国民教育法令》而制定的教育制度。初等教育分为贵族小学和普通小学，其中贵族小学是作为升入中学的预备学校，而普通小学分为5岁至7岁的幼儿学校和7岁至11岁的小学。英国中等教育中的文法中学主要是学术天才儿童的学习基地，技术学校则主要培养专门技术工人。高等教育类型多样，包括研究院、大学、教育学院以及其他多科工艺学院。⑥在西德，尽管各州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具有一定的差异，但其学制却具有统一性，双轨制是其核心学校教育制度。⑦

(二)研究苏联教学大纲与教学计划

这一时期，对于外国教学大纲的介绍和研究是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国。诺维柯夫指出，学校所制订的工作计划能够使学校所有的教学工作人员以及学校领导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各自不同的工作任务，也更加和谐、精确地组织自己的教学工作；强调苏联应该确立全校学年总计划和工作方针，包括学校任务、组织和具体教学方案等；同时也需依据国家教育政策、教育部法令以及前一时期学校总结报告等来制订全校各项工作计划，以明确学校领导、教师及学生新一年的工作安排。①

李敬永等人译介了卡尔波娃的《苏联的初等教育(上)——小学教育讲座》。卡尔波娃认为，苏联人民教育原则是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建立起来的，对于苏联的初等学校教学计划，最基本的课程科目就是语文和算术，也强调体育课程和美学教育，同时还包括历史、自然以及地理等科目，旨在使学生获得全面发展。在苏联初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俄文教学大纲要求儿童能够正确地进行拼读和获得正确的文法知识；自然教学大纲规定自然课将与实验密切结合进行；图画教学大纲则主要是与学生各方面的发展相联系；而历史教学大纲规定四年级才独立开设，之前一直融合在语文教学中进行。②

黄蓄英研究了苏联体育教学大纲，介绍了田径运动、体操、游戏、滑雪等项目的教学内容。③另有学者介绍了苏联初等学校算术教学大纲，发现苏联学校算术课在于使学生能够有效掌握基本的算术知识以及直观几何知识，同时也使学生获得实际通用技能，包括口算、笔算以及珠算等，并保证学生的算术思维逻辑获得合理有效的发展。①付克分析了苏联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计划的特点及内容，总结了高校教学大纲的三个基本原则：一是要贯穿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二是必须着眼于国家人才培养计划和发展建设的需求；三是必须依托于先进的科学理论依据。②朱希潞、赵玉龙研究了苏联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计划，梳理了当时苏联中等技术学校对于教学计划、教学辅助设施以及学校教学工作等方面的规定。③

(三)梳理苏联教育制度和政策

舒戈雨尼指出，苏联学校极其重视教育实习工作，将其作为培养苏联未来学校教师的一项重要战略，因此，苏联制定了教育实习制度。对于师范学院学生课外工作的教育实习也进行了规定，明确了课外实习的具体工作任务，包括研究学校课外工作的全部内容，等等。④付克对苏联大学生的毕业论文制度进行了研究。苏联教育行政当局明确规定，高校毕业生在其毕业之前必须完成毕业论文方可毕业，并拒绝抄袭和拼凑。具体环节包括选定毕业论文选题、到工厂实习以收集具体写作资料和图文表格、回学校完成论文撰写之后再递交工厂企业部门的专家进行审核、在审查无错漏之后参加公开论文答辩等。⑤

学者翻译介绍了苏联普通学校中的综合技术教育，认为综合技术教育的实施能够保证学生获得系统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了解生产体系过程，获得社会主义劳动教育。①葛天民探讨了苏联的五级分制计分法。他认为这种计分方式能打破学生分数排名局限，消除学生个人竞争和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理念，重视学习过程，关注平时成绩，以杜绝结果主义和形式主义。因此，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对五级分制计分法进行系统说明，要求学校教学工作者能够对五级分制计分法进行详细研究，并与其他计分法相区分，以切实把握五级分制计分法的精髓和运用方式。②金世柏、杜殿坤等人翻译了麦尔尼科夫在北京所作的关于苏联班级授课制的教育报告，具体包括班级授课制的主要环节、基本方法、注意事项等。③

二、教育理论与思潮比较研究

对教育教学的本质争论、道德教育理论、家庭教育理论，以及儿童学习与劳动教育是探讨外国教育理论与思潮的着眼点。在引介马卡连柯的家庭教育等著名教育理论基础上，研究者也对杜威、卢梭、柏拉图等思想家的观点进行了评述和辨析。

(一)教育教学本质争论

以“人望”为笔名的学者介绍了申比廖夫、奥哥洛德尼柯夫合著的《教育学》。④该书认为，教育学就是描述教育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对社会主义新生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教养和教学本质与规律进行论述的一门科学。该书认为教育、教养以及教学三者之间是有区别的，“教育”包括培养新生一代参加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整个过程，强调过程中的行为和态度的养成；而“教养”则重视此过程中学生的认识活动，用系统的科学知识以及实践技能来武装学生。凯洛夫指出，“教养”是指在掌握知识、技能和技巧的基础上，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使其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崇高的精神情感和道德志向。“教学”是在学校内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系列工作，其目的在于教师能够循序渐进、全面系统地向学生传递知识，使其能够学会自觉学习。①

达尼洛夫和叶希波夫认为，教学论就是阐述教育和教学的理论。它主要研究学校教育的任务、教育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以及学生掌握知识、获得技能技巧的实践过程。对于教学论的研究需观察教与学的过程，研究学校相关文件以及儿童作业，同时进行教学实验。②笔名“青士”的学者阐述了对凯洛夫《教育学》的认识。③作者认为，教育具有阶级性，尤其是资产阶级善于隐藏真实的教育目的与教育本质，他们所提倡的“教育机会均等”“普及教育”等其实只是“糖衣炮弹”,以掩藏教育的虚伪性，以及对于不同阶级的差别看待与歧视，同时也暴露出资产阶级学校制度的二重性，即对于宗主国和殖民国家的阶级分配，通过享乐主义和宗教迷信麻痹人民。新中国的人民教育则主要是为联合专政的四个阶级服务，应坚持无产阶级教育思想大力发展我国教育体系。

滕大春先生在特定的年代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认为杜威的教育实际上是为了捍卫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利。杜威夸大教育作用，将教育作为救国救民的治世宝典，这是他唯心主义思想的体现。④作者指出，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教学理论是完全反动的，杜威关于课程论的思想是最能够反映出反理性主义和愚昧主义思想实质的，认为他否定教学计划，抹杀学科体系，强调狭窄的个人经验，贬低读书学习，无不凸显出唯心主义的教育思想。①1955年，曹孚先生在南京做了一次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报告，之后又出版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一书，涉及杜威的教育目的论、教育作用论、道德教育论和教学理论等诸多方面。②梁忠义先生也认为，杜威“理想学校”是美国垄断资本家维护阶级利益的御用工具。学校改造社会的观点实际上也是在学校内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以便通过学校巩固资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地位。其“儿童中心主义”的教学原则否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过分夸大了直接经验的获得，阻碍了知识的学习与掌握。③

除杜威外，卢梭的教育思想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1962年，滕大春先生对于卢梭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总结，认为卢梭反对古典主义的教学思想，其智育理论于各国近代教育发展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④之后，滕大春先生又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教育理论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于柏拉图所提出的唯心主义错误观点以及教育客观规律思想，应该理智地批判性学习。⑤

陈友松分析了凯洛夫《教育学》新版的改动。⑥作者认为，新版的《教育学》注重揭示教育现象的客观规律，理论上大力凸显了教育学的科学独立性，更加充分吸收马卡连柯等多位苏联教育家的思想，大力批判了个人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同时新版的《教育学》更加注重教育教学原则，更加强调综合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提倡实践性原则。该书还提出了“教学原则体系”等新鲜提法。最后作者认为凯洛夫的新版《教育学》是目前为止最完备的一本，对于我国教育学理论建设具有重大学习价值。杨德標翻译了耶高甫列夫关于教师与学生关系的教育著作。作者指出，师生关系具有巨大的感化作用，对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养成有重要影响。①教师应该积极发现每个学生的优点，对学生优点进行大力表扬。倘若教师一味打击贬低学生，日积月累，将全面减低甚至破坏学生的自我信任感，阻碍学生发展。

(二)道德教育与家庭教育研究

王雁冰介绍了由苏联著名教育家冀察罗夫与叶西波夫合著的《苏联的新道德教育》一书。作者认为，基于苏联与中国的建设方向一致，所以苏联道德教育发展经验能够对我国有所借鉴，包括在班级和少年先锋队对儿童进行集体主义教育，通过制定共同的任务目标和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教师应该以身作则、言行一致、成为学生道德学习的楷模等。②学者李敬永探究了马卡连柯的家庭教育理论。马卡连柯指出从婴儿期就开始正确地教育孩子其实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是父母都能够做到的事情，且比在儿童犯错之后进行教育要容易得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首先应该明晰教育的目的，并制订教育计划，把握家庭教育的机会和时间，并控制教育的限度和方法，父母需要及时地引导孩子，帮助孩子而非牵着孩子走路。③

滕大春先生对杜威的道德教育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作者认为，杜威的教育目的是要把人培养成私利追求者，其道德教育方法也仅是将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移植到学校，逐渐使学生接受并遵从资产阶级的道德尺度和行为。杜威认为德育是民主社会中的基本因素，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作者认为这是颠倒德育的意义，其哲学基础是错误的，且政治意图主要是致力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①杜威将道德夸大成社会构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否认了道德的客观性，这是夸大了道德教育的作用，同时也表现出杜威的唯心主义教育思想。因此，杜威的道德论与马列主义道德思想背道而驰，其实质是个人主义思想的反映。②

(三)劳动教育与儿童学习研究

中国学者翻译介绍了斯瓦德科夫斯基的劳动教育观。斯瓦德科夫斯基认为，劳动是每个人生活的基础和应尽的本分，是影响儿童个性形成的主要因素。在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必须保证所施行的劳动适应儿童实际情况，劳动目的真实合理，并鼓励儿童坚持到底，获得良好的劳动结果。通过日常生活劳动、脑力劳动或学习劳动、生产劳动和综合技术劳动，组织性的社会劳动等形式，培养儿童爱劳动的品质。③

陈侠译介了苏联的《中小学的综合技术教育》一书。④该书总结了苏联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成就与经验。因此，作者认为该书的翻译出版能够对我国综合技术教育的实施有所助益。全书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概述了苏联学校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和任务，第二章阐释了综合技术教育与普通教学科目的关系，第三章则是介绍综合技术教育的实施路径，第四章讲述的是少年先锋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综合技术教育中的作用，最后两章则分别阐述了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所用设备以及如何提高教师的综合技术知识与技能。

中国教育学术界关注了苏联学者的儿童学习理论。何清新翻译了苏罗金娜的《学前教育学》一书。该书认为，学前教育是国民教育制度中的开始阶段。学前儿童的教学主要是强调体育、智育、美育、道德教育以及劳动教育等。其中体育对于儿童机体的成长和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奠定了儿童日后生活的基础。美育旨在使儿童认识美、发现美，并形成正确的生活态度。而智育、道德教育、劳动教育等都是苏联共产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①有学者合译了斯卡特金的《学习是儿童创造性的劳动》,认为机械的背诵式教学会阻碍儿童的智慧发展，使他们对学习产生厌恶心理并感到倦怠。只有当儿童自我发奋并产生积极的学习态度时，他们才能获得学习上的成功。②另外，也有学者对堆列瓦斯卡雅的“儿童学习工作自觉态度的培养”理论进行了研究。该理论提出，应该在儿童年幼时就让儿童学会在集体中生活和工作，使他们具有自觉纪律，遵守家校规则，能够积极服从集体，控制自我行为和情感。③

三、教育改革与实践比较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体制革新的需要，教育改革与实践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师资培养、学科教学、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幼儿教育、扫盲教育等领域。

(一)职前教师培养与职后发展

姜励群翻译了奥尔洛夫关于苏联师范学院师资培养方面的教育改革举措。①研究发现，苏联乡村中学中经常存在一名教师从事几门课程教学的情况，因此苏联政府决定对师范学院教师培养机制进行调整，将学制改革为五年制，同时扩大师范学院的学生专业培养维度，包括数理系、历史语文系、地理及自然系等，以便他们能够同时胜任不同科目的教学工作。苏联师范学院师资培养机制的革新，一方面有助于解决苏联中学教学工作中的师资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提升师范学院综合技术教育课程地位、平衡理论课程与实践科目课程有所裨益。张监佐认为苏联重视师资培养与供给，通过大量增加师范院校，提升师范生数量，提供在职教师进修机会，采用小组会、教师代表会议等多种形式提高教师思想政治水平，使教师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有效推行者和支持者。作者认为，中国应积极向苏联学习教师质量提高等举措，制订切实计划，全面提高教育质量。②此外，西门宗华翻译了索柯洛夫对于苏联体育教师的培养策略。③

张蓝田摘译了魏里奇阔夫斯基关于苏联的成人教育和职后教师训练方面的措施，指出苏联教师不仅需要掌握所教科目，同时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哲学修养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科学理论知识。因此，苏联重视师范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教育学、心理学以及教学法等相关课程的设置，强**师的教学实习与继续深造，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④笔名为“培新”的学者研究了苏联教师进修学院规程。教师进修学院的宗旨：一是提高教师和学校领导人员以及各省市人民教育科领导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二是对优秀教师的教育教学经验和学校行政管理成效进行研究、总结和推广；三是协助并指导学校教育研究室以及其他教育科学工作组的教学工作。①苏联教师进修学院是苏联研究和指导苏联学校教师教学工作的中心，它将根据教师的需求给予真实具体的教学指导。②

付克指出苏联在十月革命成功前高校师资比较匮乏，然而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有效领导下，苏联坚持培养大量的师资。苏联高校以研究生作为师资培养对象，让研究生在校期间在教学研究室担任相关教学工作，大力鼓励他们积极研究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以及教学方法等，使他们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当研究生取得正式学位以后，便可开始正式的教学工作。除此之外，苏联也重视教研人员和年轻助教的培养，并鼓励学校之间进行交流，提倡教师到他校进行学习自修，从而不断提高自我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③我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向各地教育工作者进行了苏联教育经验汇报，教育部要求将汇报材料作为各级各类学校业务学习文件进行学习。①

(二)学科课程与教学方法

中国学者对苏联学校教学法和课程内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苏联学校的教学任务在于使学生具备系统的科学知识和共产主义精神，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授课，以实现这一教学目标。苏联教师在上课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学习，通过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使学生能够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并通过有效利用复习手段，让学生获得扎实的理论知识。其次，苏联课堂教学重视通过历史、文学等相关科目，以发展学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念。学校课堂也强**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个别学习与集体学习相结合，重视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年龄发展特征，采用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多种教学手段，鼓励教师之间进行沟通与协作，强**师教学工作的一致性与统一性。①

我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总结了苏联四年制师范学校“教育学”讲学经验，指出苏联师范学校教师在教育学授课过程中重视直观教具的运用，以充实课堂的生动性和实践性。教师善于采用讲述法、谈话法、实验法、分组研究法、实地参观法等多种教学形式，循序渐进，启发诱导，发展学生学习思维，培养学生独立工作与思考的能力。②李敬永等人研究发现，苏联初等学校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谈话、讲故事、参观、实验和观察，总结了不同类型教学方法在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③苏联教育家加里特金和茨维特柯夫在考察旅大市(即现在的大连市)的中学和小学教学之后，进行了总结分析和报告发言。在肯定中国学校取得教学成就的基础上，他们也明确指出了中小学教学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④

除了一般性的教学法外，中国学者也总结了不同学科的教学特点。学者发现，苏联当时的外语教学存在一系列缺点，学生词汇掌握不足，能力较差，因此要求重新修订中学外语教学大纲，增加外语教学的中学数量，倡导英语教师进修，保证英语教学时数，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多种途径学习外语，逐步解决苏联外语教学困境。①同时也要求苏联学校在进行外语教学的时候更加重视综合教授法，充分利用外语交流机会，结合生活实际，强化口语训练。②苏联历史学科专家指出，要想使学生获得系统的历史知识，教师必须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深入研究教材，以便掌握历史教材的核心思想，同时要善于制订复习计划，运用多种复习手段，实现经常地、及时地巩固重要的历史知识。历史教学应杜绝平铺直叙以及机械化的教学方式，而是要启发学生思维，使他们成为学习的主动者。③此外，国内学者还介绍了苏联中学化学授课内容和教学特点。④

顾巧英总结了苏联生物课教学的特点。一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二是教学方法丰富多样、强调直观教学；三是教师懂得教学规律，使教学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特征；四是重视学生生物知识的复习巩固；五是教学中始终坚持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学习的兴趣与自觉性的培养和激发。⑤胡世荣在参观苏联学校教学之后，整理分析了苏联普通学校的数学课堂教学特点，包括苏联数学教师具有专业职业素养，苏联数学课堂教学中注重家庭作业的检查，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知识的复习，注重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教学方法的运用，等等。⑥乔永洁指出苏联语文教学的目的在于发展儿童自觉的阅读能力，掌握语言技巧。作者强调，应该坚定不移地向苏联学习，稳步提高我国教学质量水平。⑦

(三)职业技术与劳动教育

王嘉慧总结了苏联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举措。为解决知识教育与劳动教育之间的矛盾、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矛盾，以及升学和为就业做准备的问题，苏联加强了普通中学的职业教育训练，增加了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量，并将现有职业技术学校统一设置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以缓解教育矛盾，凸显新的教育生机。①麦尔尼科夫也认为综合技术教育能够保证苏联学生为将来的实际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苏联普通学校中的综合技术教育主要倾向于介绍机械工业、动力工程、化学工业以及农业等主要生产部门的生产科学原理与技术，在综合教育过程中，学生能够掌握关于生产方面的科学知识和基本原理。②李敬永翻译介绍了苏联工人速成学校。他指出，工人等劳动人民是苏联工人速成中学的主要学生，旨在使劳动人民获得中等教育机会，甚至升入高等教育学校。苏联工人速成中学主要分为三年制日校和四年制夜校两种，一般附设于大学或工厂里面。日校和夜校分设不同科目、不同课程，招收不同学生，以满足不同的发展需求。同时，对于教员的组成、学生的权利以及学校物质基础等都有统一规定。③

金世柏研究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学校的生产劳动教育。作者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解决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提出了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口号。通过在普通学校设置劳动课，并采取一系列劳动教育形式，包括参加公益劳动，尝试农业劳动，前往工厂实习，进行实验工作，制作手工业品等，以便实现在传授学生劳动知识与生产技能的同时，也能够制造一定的物质财富。①同时，金世柏分析了当时苏联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存在的矛盾。苏联强调普通教育与专业技术教育相结合，加强学生的生产劳动培训和实践。尽管单纯依靠普通学校教育不可能完成综合技术教育任务，但不能削弱普通教育和使综合技术教育理论化，不能实施使高年级职业化的办法，不能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相反，学生的综合技术教育必须通过加强生产劳动实践来进行。②

刘彦译介了马尔古舍维奇关于苏联普通学校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作安排。③苏联学校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形式不一，不同年级具有明显差异。小学一至四年级强调手工课的开展，五至七年级则更加强调实习作业，八至十年级强调生产基础知识课教学。作者认为，人才应该同时具备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以及生产方面的知识。苏联中等技术学校具有严密的组织性和计划性。苏联国家高等教育部与有关业务部门进行合作，共同领导苏联中等技术教育发展，并进行详细分工，厘清各自的领导范围。此外，苏联技术学校课程设置包括业务课程和普通课程，这两类课程时数分配将依据学习年限和学校性质有所不同。①

(四)高校教学与科研工作

一是教学与实习方面。付克分析了苏联高等学校中学生的实验与实习工作特点以及大学生的文化生活和假期活动，发现苏联高校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实习分为两种，包括以培养学生工作兴趣，使其掌握基本仪器规律以及基本操作为主要目的的校内实习，以及作为一名真正的生产技术人员直接到工厂、矿山等各种企业部门进行工作的校外实习。①苏联大学一直坚持将紧张的学习和课余休息作为大学生活的基本原则，强调不会休息的学生就不会学习。通过成立俱乐部并设置不同类型的文化小组如舞蹈小组、唱歌小组等，鼓励学生自行加入，培养爱好，并进行文艺表演。②李敬永对苏联高等教育的任务、种类以及实践等进行了译介。③程今吾总结了对于苏联高等教育部的两次访问材料，整理介绍了苏联高等教育情况。④

中国学者对苏联教育家安德列扬诺夫以及阿尔辛节夫的座谈发言进行了摘译，重点介绍了关于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问题、学校组织与行政问题、教学方法问题以及政治思想教育问题。⑤研究还发现，苏联高等学校作为知识分子的熔炉，将政治科目当作大学公共必修课程，并积极改进了高等学校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思想的教育内容，强化理论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便促进苏联高等教育和谐发展。⑥另外，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了顺应国家经济政治发展需求，通过设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等教育总署，取消高等教育司，强**学计划的制订，并要求成立更多新类型的专科学校，实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高等教育的新任务，并大力推进国家社会发展。①

二是高校科研方面。苏联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工作对于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和科学理论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经过长期的摸索与探究所建立起来的苏联高校科学研究工作已经成为一项群众性的任务，在苏联高等学校教学研究室的组织下，在校长、系主任以及教研室主任的科学领导下，在高等教育部以及各企业部门的协同支持下，学校教育工作者以及广大学生都将其作为一项重要职责，通过制订系统的科学研究计划，致力于推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性研究。②张棂强调，苏联高校学生在学者的带领和指导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并通过成立学生科学研究小组以培养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获得从事科学研究所需具备的科学知识与研究技能。苏联高等学校中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的学生人数可达到学生总人数的40%,研究团体规模较大，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③此外，苏联高校为推动科学研究工作顺利开展，也建立了教学研究指导组和教育科学研究院，对此，国内期刊进行了翻译介绍。④

(五)幼儿卫生与保教工作

中国学者对苏联教育专家戈林娜的幼儿卫生教育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戈林娜将儿童卫生学定义为在儿童身心发育时期对其进行保健并强化儿童健康的一门科学，因此，苏联政府及国家领导人极其重视苏联幼儿卫生教育，关注儿童身体的强健，强调对儿童进行卫生教育的方法是在幼儿家庭以及幼儿教育机构中对儿童进行教育，按时对幼儿的体格发育进行科学系统的检查，其中，幼儿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应与医生等相关卫生人员进行合作与交流，并依据科学发展规律，制定出儿童身体发展的最低标准，如身高、体重、视力等基本要素，共同研究幼儿身体发展状况。①戈林娜指出，正确、合理的饮食对于幼儿的身体发育和体格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②她主要是基于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视角，对幼儿消化器官的特征、所需饮食的质量与成分、幼儿饮食烹饪要求及用餐卫生等几个维度进行了解析。

除幼儿卫生之外，苏联一贯重视幼儿保教工作。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成立了专门的幼儿教育司，以统筹发展苏联幼儿教育事业。戈林娜认为幼儿园应该提倡幼儿的全面发展教育，在劳动教育和集体教育中培养幼儿的共产主义精神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幼儿园教师应该无微不至地关爱儿童，对儿童表现出真诚的爱与呵护。再者，戈林娜指出在幼儿教学工作中必须克服形式主义，要真真切切地引导儿童教育活动。③苏联的幼儿教育任务强调德育、智育、美育、体育全面发展。通过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要求，逐步实现苏联幼儿教育目标。④另一位幼儿教育专家拉季娜则认为，游戏是对幼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儿童依靠游戏来积极地研究和认识世界，但儿童的游戏必须加以指导。在创造性游戏中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并在游戏和劳动中培养各种年龄儿童之间友爱互动的关系。⑤

潘俊卿在参观了苏联国民教育展览会之后，总结了苏联幼儿教育发展经验，认为苏联的幼儿教育是中国学习的榜样。苏联幼儿园不仅保证了母亲能够很好地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而且较为重视幼儿劳动教育、体育训练以及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重视幼小衔接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因此，作者在肯定苏联幼儿教育成就的同时，也建议中国幼儿教育事业应该“以苏为师”。①

(六)成人与扫盲教育

有学者研究了阿尔巴尼亚的教育改革措施，并厘清了阿尔巴尼亚的教育发展近况。②阿尔巴尼亚通过调整国民教育体系，大力实施劳动教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水平，使学生具备共产主义精神与思想，关注成人业余教育等，于1956年便解决了40岁以下文盲问题，使该国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李敬永则译介了苏联教育家菲力波夫所作的关于“苏联怎样扫除文盲”的报告。十月革命后，苏联极其重视扫盲工作的进行，通过颁布扫盲法令，宣传扫盲口号，并大力建设图书馆、人民大学、扫盲学校以及工人俱乐部等开展社会教育，推进成人教育发展，使苏联扫盲工作成为全国性的一项重要发展任务。随着扫盲工作的进行，苏联也成立了扫盲协会和教学法委员会等专业组织，以制定合理的教学大纲，并出版《扫除文盲》杂志，推进扫盲工作的进行，最终取得了扫盲工作的较大成功。③此外，黄敏中、昌瑞颐探析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关于扫除文盲的教育举措。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