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教育改革日渐呈现轰轰烈烈之势，教育改革本身成为教育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社会转型性变革的深度推进，乡村教育的变迁也受到社会学研究的关注。

一、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

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旨在透过教育改革的表面事实，揭示与解释其深层的或背后的各种社会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为教育改革的判断与决策提供社会学依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主要是进入21世纪后，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开始在我国兴起；2006年以来，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出现较大发展。在吴康宁的主持下，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系列成果自2010年开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②,涉及对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诸多领域教育改革的实证分析与深入探讨。

吴康宁指出，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作为建立一个新的教育社会学分支领域的努力，需要有合理的发展路向：在研究视角上，应聚焦于“人群差异”,关注利益群体与教育改革的关联；在研究对象上，应对作为整个教育改革之组成部分的各种“分类教育改革”进行系列化社会学考察；在研究方式上，应首先加强实证分析，并以实证分析为根基进行理论探究。③他认为，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中国教育改革，其基础性问题便是：教育改革——谁的改革?当然，这一基础性问题是总体意义上的，在此之下至少可有如下三个基本问题：谁赞同教育改革(以怎样的程度)?谁参与教育改革(以怎样的互动)?谁从教育改革中获益(以怎样的方式)?第一个问题指向教育改革的社会基础，第二个问题聚焦于教育改革的博弈过程，第三个问题关注教育改革的人群效果。围绕这三个基本问题进行探究，中国教育改革之“谜”可被揭示出来。①

庄西真阐发了教育改革的分析路径，指出为了把握教育改革过程更丰富的细节和更清晰的脉络，应从如下三个层次考量教育改革过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一是微观的教育改革事件，二是中观的教育改革过程，三是宏观的教育改革文化背景。②

高水红阐发了教育改革的研究视角应实现的转变——“从旁观者知识学到参与者知识学”,认为在当前社会转型与教育改革的背景下，研究者要走出“知识与控制”的解释框架，从更具实践性的“知识与行动”这一分析框架入手提出问题，并寻求重新理解与解释教育改革现实的可能。③

马维娜阐发了分析中国教育改革的“集体性知识”解释框架。她认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诞生”存在诸多可能和诸多不确定性，各种力量之间的张力势必相互牵制、相互作用、相互弥补，导致许多可能研究与需要研究的问题，有必要用知识社会学“集体性知识”的解释框架进行阐释。中国社会是一个集体性很强的社会，在它身上进行的诸多改革，似乎无法回避这种集体性。这种集体性具有原发的植根性，它随着这个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国家性的“惯习”;这种集体性又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且每时每刻都有某种能量从外界流向内里。中国教育改革的运作理路应该建立在以历史为根基的结构基础之上，且以国家需要为存在形态，以地方集体性知识为治理法则，以细致入微之变为学校效用游戏。①“集体性知识”作为中国教育改革的一种解释框架，更多的是看问题的整体视角，即从整体观照的角度，凝视精神产品生产方式对社会活动、对群体间的关系、对人的精神状况所形成的错综复杂与跌宕纵横的影响；更多的是一个过程，即以某些特殊方式，诠释教育改革中的不断阅读、重新发现、一再开始；更多具有方法意义，即构成最一般的分析背景，是理论构想的来源与经验研究的实际范域。②马维娜所著的《集体性知识：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解释》③一书在内容上包括对中国教育改革释绎的时空逻辑的分析，对中国教育改革的一种解释框架即“集体性知识”的阐发，对中国教育改革中作为“整个的个体”的国家、地方、学校的分析，对“需要至上”这一国家观念的分析，对“因时博弈”这一地方法则的分析，以及对学校微观“游戏规则”的分析。

王海英所著的《常识的颠覆：学前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社会学研究》④一书以广东深圳22家公办园转企为案例，描述在学前教育机构从“公办园”向“企业”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地方政府、教师、幼教专家、家长围绕学前教育常识的坚守与再造所展开的一系列博弈与互动，以及这最终使学前教育的社会属性、办园体制、师幼身份、社会关系得以改写与再造的过程，揭示政府推动的市场化改革背后所蕴含的重建幼教新秩序的非公益性诉求，从而在理论上建构起关于学前教育市场化改革所达至的“去教育性”后果的解释框架。

彭拥军所著的《精英的合法性危机：高等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①注重通过政策文本、学术文本和个体文本的综合分析来还原高等教育制造精英的真相，通过呈现高等教育改革和转型过程中精英合法性危机的产生及其解决过程中各种不同力量间的抗拒与变迁，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式教育改革的特殊性。

齐学红所著的《在生活化的旗帜下：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②一书，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围绕小学和初中德育方面的课程标准的出台这类关键性事件，揭示如下这一点：生活化作为各方利益表达的借口以及改革“共识”的达成过程，具体呈现在看似整齐划一、极具普适性的道德教育改革行动中。该书指出，在道德主体多元化与社会控制精细化的双向促动下，道德教育的改革进程呈现出逐渐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单一控制而向着生活本意回归的趋向。该书从生活与政治的关系维度构建学校道德教育改革的解释框架。

杨跃在《“教师教育”的诞生：教师培养权变迁的社会学研究》③一书中，通过个案群的呈现，梳理了我国新一轮教师教育改革中国家(中央)、地方、高校、社会、市场及师范院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围绕教师培养权的合法性而发生的权力关系变迁及其时代境脉和场域背景，并分析了各种力量之间展开的权力博弈及其产生的结果，对既“孕育”了教师教育又使其处于“难产”之中的多重权力网络进行了理论思考和阐释。她遵循社会学全景性、批判性的研究逻辑，从对师范教育发展和研究的历史回顾入手，进而对教师教育改革现场进行描述、分析，深入揭示出改革背后的实践逻辑和内隐机制。

二、乡村教育变迁的社会学研究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速，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地区进行了“撤点并校”的学校布局大规模调整。这对农村教育乃至农村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许多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在当代中国，乡村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议题，这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它关涉到中国的大多数人——农民及其子女的命运，关涉到这一群体生存和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乃至其人性人格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乡村教育是观察中国社会深层权力结构及其变迁机制的极好载体。

2009年，熊春文发表了《“文字上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一文，对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村地区“撤点并校”的学校布局大规模调整进行了深入分析。

“文字上移”是与“文字下乡”相对的一个概念，而“文字下乡”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对民国时期教育现代化趋势的一种概括。如果说文字教育在传统社会只是某些阶层才可接受的，是属于“庙堂性的”,且以维护政治—伦理秩序为宗旨，那么,现代以降，学校教育则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居民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具备基本知识能力为鹄的。这一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实施的“两基”工程(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虽然其间经历了“乡民毁校”“新学不胜私塾”“教育大革命”“**”等种种艰辛或反复，但现代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趋势是不变的。

文字作为教育的中介并与大众发生联系，始于现代化理念及事业的出现，因此，才有后来费孝通所概括的“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是从清末新学的创设开始的。历经百年左右的不断扩张，现代性事业借由学校(尤其是小学)这一制度形式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文字和学校一度成为村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是，就在“文字下乡”的过程近乎完成的当口，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乡村教育出现了一个“文字上移”的反过程。在短短10年的时间内，中国改变了“村村有小学”的面貌，每天都有若干村落学校在消失，这一过程进行的速度比“村落终结”的速度还要快。很多地方已经达到“一个乡镇一所中心校”的格局，大有重新回到“文字不下乡”的趋势。这些现象构成当前中国农村最为显著的教育事实。

大量数据表明，人口、规模效益这两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这一教育事实。“文字上移”“村落学校加速终结”是在人口、城乡关系、规模效益以及政策驱动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发生的。其根本原因，应该从中国社会的整体进程中去探寻。中国社会正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农村居民在生存样态上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越来越不以土地为中心，更不用说城镇居民了。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的生活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

这一事实的可能后果有如下几个。第一，农村学校向乡镇中心集中，并以寄宿制为主导形式，使得农村的学龄期儿童不仅从时间上而且从空间上脱离具体的生活世界而直接进入抽象系统的封闭式规训中来。借用吉登斯和福柯的理论，我们可以把乡镇中心校这种主流教育组织形式背后的机制概括为抽象和监视的结合。这可能导致农村的学龄期儿童在认知和人格发展上先天不足，尤其是他们的社会性发展方面，将遇到可以预知的困难。这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缺乏乡村经验和家庭天伦的滋润，而生活世界和初级群体对人的认知和人格成长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这是社会学的一般常识。第二，百年来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所造成的村落学校在短时间内急剧消失，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必然是巨大的。这就相当于将已经在身体里面长成的器官或骨架突然拿走，对身体的运行必然造成很大的打击。如果我们认定功能主义对结构和文化的强调还是有一定的真理性的，代表乡村社会一部分的村落学校的消失，必然导致或加速乡村社会的解组。这一过程所带来的乡村社会的文化真空，是仍然滞留在乡村的人口必须面对的。第三，“文字上移”的趋向表明乡村教育坚决地摒弃乡村经验，一味地向城市化、抽象化、普遍化进发，中国社会因此越发走向一种单面社会，这种社会很可能因为缺乏多面向而变得很脆弱。①

在后续的研究中，熊春文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趋势做了进一步分析，揭示了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运行逻辑及其对几个关键社会群体的深度影响。他认为，农民的离土趋向与政府的土地财政是驱动“文字上移”的双重动力。

通过对全国县域的最新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依旧强劲的“文字上移”趋势，而且在对农村学生家长的分析中可以更加真切地看到离土中国所给予“文字上移”的动力支持。农民正是看到了学校上移所带来的脱离农村的希望，才倾囊而出为子女择校。农民对“好的教育的需求”甚至让地方政府都有些始料不及。这种被成功地制造出来的巨大的教育需求催促着地方政府在更上一级区域内集中教育资源，以满足群众需要，从而进一步加快了“文字上移”的步伐。实际上，我们在许多以家长或学生为访谈对象的个案访谈中发现，他们借以克服亲情残缺、想家念头、心理困惑的主要动力源泉就在于他们认为通过这种“好的教育”将来更有机会脱离农村。尽管我们的分析表明，从结构上讲，教育资源的不断上移对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意味着好的教育机会的减少而不是增加，但这丝毫阻挡不了“文字上移”的坚定步伐。

地方政府在促进农村学校布局调整进程当中表现出了足够的兴趣和积极性，其积极性不仅来源于协调国家合法性与社会合法性之间可能矛盾的任务，而且有其自身的动力之源。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无论在哪都不是教育局系统自身的事，而是市委市政府与县委县政府高度介入的大事。为什么地方政府会这么热衷于介入这项传统上“无利可图”的教育事业呢?其秘密恰恰在于，学校布局调整可能带来土地财政收益。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城市化浪潮以及由土地征收、土地征用带来的土地收益成为地方财政和地方GDP增长的主要引擎。学校布局调整可能带来土地收益(包括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无疑是地方政府热衷于这项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教育资源的向上集中往往打包在土地开发的总体项目中，成为带动城市土地市场活跃的重要引子，其实施同样包含着土地征用、土地转让，以及建筑业、房地产业甚至金融业的介入，其中蕴含着巨大的利益**。这就是我们无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还是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那里得到相同答案的原因，即土地成为地方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

离土中国与土地财政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大多数人的生计来源越来越不依赖土地；另一方面，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却越来越依赖土地。但事实上，如果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去看，离土中国与土地财政是我们时代的一体两面：正是农民、农业以及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所有农村事业的离土趋向，为城市化及其土地征收、土地征用提供了前提条件；反过来，城市化与土地财政的强劲动力又进一步加快了农民、农业与农村的离土趋向。土地财政的经济**与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会驱赶着“文字上移”这辆“高速列车”继续前行，其真正的转折点还得从中国社会经济的整体格局中去找寻。①

叶敬忠则从福柯的“治理术”和“生命政治”的角度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现象进行了深度分析。他认为，在当今时代，教育已经成为影响老百姓的生命政治，是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发展主义所持有的治理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并非农村城镇化的必然结果，而恰恰是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是追求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主义的战略安排。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所实行的“城市偏向”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对农村和农民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叶敬忠指出，这种现代化改造对农村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每年约有1.69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奔赴城市，寻找生计和未来，由此引发了约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二是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使得农村小学由2001年的416198所减少至2015年的118381所，下降数量之多、时间之短，为历史罕见，由此引发了显著的“文字上移”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分析什么样的结构性力量和权力关系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出现，以及结构性力量和权力关系如何构建和形塑了农村教育的社会景观。

在发展主义时代，以生命政治为形式的治理术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治理手段。对农村人口的家庭、居住、生活与迁移进行理性安排和无声控制，是有效服务于发展主义的治理术。除了对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和留守人口这二者的安排与控制之外，农村教育的很多政策与行动也是配置农村人口的重要手段和技术策略，尤其是由学校进城、教师进城和学生进城综合而成的教育上移行动已经成为推进城市化的一种治理术。学校进城、教师进城和学生进城等教育上移行动，均以让农村孩子享受更加优质、更加平等的教育为名义。教育上移，尤其是学校进城和优质师资进城至少会给城市带来三个方面的极为显著的效果。第一，助推房地产行业和高房价。第二，导致租房陪读现象的普遍出现。第三，带动城市商业的繁荣。教育政策的精心设计悄无声息地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带动了城市市场的繁荣，遵循了普遍追求的发展主义逻辑。农村教育成了一种效果极佳的发展主义治理术。

农村中小学校的撤并，有效地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更为重要的是，有效地将农村的经济资本，甚至是几代人积累的财富，转移到了城市，推动了各地政府所期望的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房地产等行业的兴旺，实现了GDP的增长和数字上的经济繁荣。这是主张教育为经济增长服务的“发展务实派”的做法。由此可见，学校布局调整并非一个单纯的实现地方财政自我减压的本能反应，而是出于主动推进城市化、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及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深谋远虑。①

农村的学生及其家长作为这一政策的直接承受者，承担了更为沉重的代价。在表面追求“教育均衡发展”与“增加优质教育供给”的旗帜下，这一政策的运作逻辑却事实上包含着深深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