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德育原理，是随着国家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除了上述各项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校德育课程与教学的改革外，“大教育学”中的德育原理部分，对德育原理的知识体系进行了一些探索，对德育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有些德育理论的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一、“大教育学”中的德育原理的知识体系

正如前文所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7年里，我们主要学习苏联经验。除了学习苏联教育学理论体系中有关德育原理的内容外，我们还翻译了一些苏联教育家的德育原理方面的论著,例如马卡连柯的德育著作、加里宁的德育著作等。1956年，《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在这种形势下，苏联的教育理论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理论，苏联的教育学不能再用来学习了。在这场争论中，教育界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成为主流。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唯恐对凯洛夫《教育学》学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50年代后期，则唯恐对凯洛夫《教育学》批得不认真、不系统、不全面、不彻底。②我们说凯洛夫《教育学》不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要共产党的领导；说凯洛夫《教育学》是典型的书本中心、课堂中心和教师中心等。

1958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教育学教学大纲(修订稿)》有如下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教育学在教学改革和学习苏联方面是有一定成绩的，但同时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缺点，主要表现为：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学习得很不够；对资产阶级的教育观点和教育思想未给以应有的批判……为此，教育学必须做彻底的改革，以适应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革命、技术革命的要求，并需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我国的教育学。①在“教育大革命”时期，我们坚持群众路线，发动大学生参与编写大纲或教材，而且总认为学生编写的东西比教师编写的东西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教育学中的德育原理的特点是前期(1956—1958年)基本上沿用上一时期的教材体系。有关德育原理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探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基础，主要讲述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意义，全面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道德的学说，讲述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任务与内容。

二是重点研究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三是探索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问题，探讨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质、内容和途径。

四是把劳动教育作为德育的基本途径，探索劳动中的社会主义教育。

五是加强自觉纪律教育。

六是加强集体主义教育，这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核心内容。

1959—1966年，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我国学者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力图摆脱苏联模式，创建自己的教育学，于是教育学教材中有关德育原理的研究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1959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组和上海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编的《教育学讲义(初稿)》上、下册，在下册讲授了德育原理问题。该教材用两章内容呈现德育原理的基本知识：第十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和内容”;第十一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①该教材第一次探讨了“思想教育过程”,这是一个新的突破点。1960年，为了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领域中的“左”倾错误也随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教育学建设出现了转机。1961年4月11日至25日，中宣部和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为编写教育学教材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①此外，教育部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中学50条”)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40条”)。这是国人在1961年执行“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中小学教育的主要经验，尤其是1958年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得出的成果。它们为编写中国化的教育学、德育原理教材提供了一些条件。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教育学也是对凯洛夫《教育学》进行批判的结果。

1961年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会议确定由刘佛年主编一本教育学。之后，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经历了四次内部使用和四次修改补充，但因“**”始终未能公开出版。总结这一时期的教育学教材。

总体来看，1959—1966年的德育原理内容和前期相比相差不多，但有一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是部分教材对德育过程理论进行了研究，二是个别教材注意到了德育评价问题。这反映了人们对德育原理认识的不断深化。但学者对“德育”一词的使用比较复杂，有的用“思想政治教育”,有的用“政治思想教育”,有的用“思想教育”,还有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更有同一本教材既使用“思想政治教育”又使用“政治思想教育”。可见“德育”这一概念的使用相当混乱。

“**”时期，教育学(包括德育原理部分)体系的建设都仅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的语录、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经验的汇编与注解上，教育学变成了“教育经典注释学”“教育政策解释学”“教育文件汇编学”。学校以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中有关教育革命的论述为教育学基本教材，同时选编一些辅助教材。整个“**”期间，几乎没有一本教育学教材正式出版，只有少数学校编写的教材供内部使用。

总体来看，“**”时期的教育学教材贯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线，缺乏科学体系。其中，有关德育原理的论述基本上和前一阶段相同，主要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与任务、原则与方法。这一时期的教育学教材事实上就是德育原理教材，因为各个章节都充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忽视了对学生最基本的道德教育。

二、对德育理论问题的探索

这一时期，我国德育理论工作者面对一些新的形势和任务，结合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展开了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母爱教育”的讨论，以及对一些领袖伟人德育思想的探索。

(一)强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更加明确、系统地提出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这个教育方针特别强**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有原因的。当时随着我国教育规模的扩大，中小学生日益增多，但只有少数学生升学继续学习，大多数学生毕业后要参加生产劳动。许多学生对此认识不足，不愿意参加生产劳动，所以在当时强化生产劳动教育是必要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为我国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学校德育模式的形成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9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方针，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观点，反对资产阶级的观点；培养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反对个人主义；培养劳动观点，反对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劳力劳心分离的观点；培养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学校应结合政治形势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劳动，使学生受到锻炼、受到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是教育发展的方向，又是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1958年的教育方针特别强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让学生学习生产技术知识，培养学生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1958年，陆定一在《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长文，全面阐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义。同年，共青团中央做出了《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大力支持团中央“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的通知》,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都积极支持和帮助共青团执行这个决定，认为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是使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大举措之一。在这种形势下，各级各类学校组织了勤工俭学和大规模的下乡下工厂运动。当时我国之所以强化劳动教育，是因为劳动教育是实施德育的一个途径。①

(二)对“母爱教育”的讨论

1963年5月，《江苏教育》发表了题为《育苗人》的文章，介绍了南京师范学院附小斯霞老师精心培养学生的事迹，并强调：教师要以“童心”爱“童心”,儿童“不但需要老师的爱，还需要母爱”,“教师要像一个辛勤的园丁”给我们的幼苗带来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露。同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也刊发了题为《斯霞和孩子》的文章，介绍斯霞老师关爱学生的事迹，赞扬她“比一个普通的母亲更懂得怎样去爱孩子”。但这种宣传很快遭到批判。一些人认为“母爱教育”是在宣传超阶级的情调，抹杀了教育的阶级性，掩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观点，是教育上两种思想斗争的反映，要求展开讨论。在当时的气候下，《人民教育》刊登了《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等文章，针对《育苗人》《斯霞和孩子》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大加批判。这随后在全国掀起了对“母爱教育”的讨论。《人民教育》收到的563份稿件中有404份是赞成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进行批判的。当然也有个别学者赞成“母爱教育”,认为：“我们说的母爱，是革命的母爱，我们说的母亲，是革命的母亲……难道不能把教师比喻成为母亲、园丁吗?”①对“母爱教育”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64年，结果造成了学校德育功能的失衡。

(三)对领袖伟人德育思想的研究

这一时期，国人结合理论研究和前期经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也出版了一些关于领袖伟人德育思想的教育文献。例如：

《列宁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列宁论国民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教育为政治服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

三、对德育原理的中国化探索

这一时期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国人学习和翻译的苏联的著作明显减少。据统计，国人翻译的苏联的著作主要有：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教学》(陈昌浩、沈颖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恩·阿·彼得洛夫等人的《苏联的教育科学》(陈有信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哲学教学研究室等部门的《共产主义教育原理》(李子卓、金世柏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1957年，瞿葆奎发表了《关于教育学“中国化”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7.4],系统阐述了教育学“中国化”的问题。自此教育界人士开始了走中国道路的探索，对德育问题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德育原理领域的探索文章主要有：杭苇的《对立统一规律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教育》,1957.7);郭笙的《关于集体主义与集体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8.1];史国雅的《建立在马列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德育过程》(《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7.4)。

(一)关于道德能否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德育理论界出现了关于道德能否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这可以看成是我国独立探索德育原理的开端。1962年，吴晗发表了《说道德》(《前线》,1962.10)一文，认为道德是阶级的道德，是随着统治阶级的改变而改变的。无论是封建道德，还是资产阶级道德，无产阶级都可以吸取其中某些部分，使之发生本质变化，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生产服务。这些观点立即引起某些“批判家”的注意，他们指责吴晗不讲阶级立场。在《前线》1962年第16期上，吴晗发表了《再说道德》。1963年8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三说道德》,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在当时的背景下，吴晗遭到了批判。①参与讨论的主要文章有：许启贤的《关于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的一些问题》(《光明日报》,1963-08-15);李之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