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诞生以来，德育(教育)就产生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古代时期，德育是教育内容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古代教育的主体内容就是德育。因为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人们在教育活动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习俗、道德礼仪和基本的生产劳动知识与技能。到了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开始推崇科学知识，也对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划分，于是出现了德育、智育、体育，这样德育就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德育原理作为一门学科产生，是20世纪初的事情。从国际视野来看，德育原理学科的产生，是以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道德教育论》的出版为标志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把德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上升到学科层面进行探索，是在20世纪初期。梁启超是早期代表，他对德育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公德”“私德”“道德公准”等进行了探索。1919年，蒋拙诚的《道德教育论》出版，标志着德育原理作为一门学科开始在我国得到研究。1949年以前，我国关于德育原理的研究材料比较丰富，出版了许多德育原理方面的著作与教材，例如，在学术界产生较好影响的教材有余家菊等人的《训育之理论与实际》、吴俊升的《德育原理》和姜琦的《德育原理》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接管与改造旧教育，到1951年年底基本完成了这项工作，随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活动。受苏联“大教育学”模式的影响，我国将1949年以前具有独立地位的德育原理取消，而把德育原理作为教育学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不仅德育原理是这种状态，当时的许多教育学分支学科诸如课程论、教学论、学校管理等都面临同样的命运，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的德育原理称为“大教育学”时期的德育原理。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82年。

从1949年到1982年，学校德育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教育青少年学生，确立了与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相适应的德育目标，建立健全了马克思主义德育课程体系(我们习惯称之为“政治课”,所以以下有时称之为“政治课”),建构了各级各类学校德育机构与制度，把德育与教学、社会实践与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有机结合起来，着力发挥学生会、共青团、少先队的骨干作用，深入开展榜样教育和理论教学。这些德育经验和德育理论，都为后来德育原理成为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

总体来看，“大教育学”时期没有独立的德育原理学科研究，人们对德育原理的探索主要表现在德育实践和“大教育学”研究中。有关学者针对当时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开展了一些德育理论研究，形成了一些德育经验、德育思想和德育理论，客观上也促进了德育原理相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和德育原理学科发展的逻辑，我们把这一时期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德育原理(1949—1956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德育原理(1956—1976年);拨乱反正时期的德育原理(1977—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