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批判与停滞(1949—197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文化领域的重要任务是改造旧思想，塑造新思想，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1954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提出思想文化战线要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批判。1955年5月，《人民教育》发表了《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的社论，并开辟“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专栏，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相关主题的批判文章，对西方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展开批判。其中，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中最主要的一派和影响最大的一派①,受到的批判最为猛烈。

这一阶段，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著作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批判》(1956)②、曹孚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1956)③、陈元晖著《实用主义教育学批判》(1957)④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哲学》(1963)、傅统先著《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1957)⑤等。此外，为配合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的批判，一些人还翻译引进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实用主义批判的著作，如苏联教育学家冈察洛夫等的《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批判》(第1辑，1951)⑥、B.C.佘夫金的《杜威教育学批判》(1953)⑦、康福斯的《保卫哲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1955)⑧、哈利·威尔斯的《实用主义：帝国主义的哲学》(1955)⑨、林哈尔特的《美国实用主义》(1956)⑩、康·梅里维尔的《美国的实用主义》(1958)①,等等。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也试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体系，不再一味地批判西方教育思想，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教育哲学思想。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白恩斯和白劳纳合编、瞿菊农译的《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1964),其中涉及唯心主义、古典实在论、青年的基督教教育、存在主义、实用主义、分析教育哲学、语义哲学与教育等。①《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世界哲学》《哲学研究》等期刊也译介了不少西方教育哲学思想最新动态。这一时期引入和发表的文章，不仅涉及西方古典教育和哲学思想，如苏格拉底、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人的教育哲学思想，现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分析教育哲学等也得以引入。

遗憾的是，“**”中断了刚刚萌芽的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再次引入，1966—1976年，无论是中国传统教育哲学还是西方教育哲学思想都遭到了批判。②

1949—1979年的许多著作论文缺乏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没有对西方教育哲学理论进行认真研究，而是出于政治需要，许多著作的政治标准很高，理论辨析和证明、客观论证标准不高。

二、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重启(1977—1999年)

1978年后改革开放带来人们的思想解放，人们对待西方教育哲学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为重新评价和研究西方教育哲学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思想环境。很多人认为“很有必要对西方世界各个方面的状况有更新的和更深刻的认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促进我们事业的更好发展”,对待西方思想，我们“应当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研究和评价现代西方思想家及其理论”①。

在教育哲学研究领域，黄济先生指出，“我们对待教育哲学遗产和当代各个资产阶级教育哲学流派，都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历史地、实际地做一番缜密的和认真的研究工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服务”②。研究逐渐走出学术政治化樊篱，改变了过去全盘否定的范式。国外各种流派思潮大量传入中国，为中国学者思考教育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可以说，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重新研究，是与教育哲学的重建同步的③。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译介构成了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在翻译的过程中，学者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流派进行重新整理，及时吸收西方教育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一阶段，西方教育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翻译西方教育哲学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和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1980),陈友松主编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1982)等。二是翻译西方经典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西方经典哲学名著得以系统出版，为研究积累了重要的原著资料。三是译介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最新动态，如《外国教育动态》在1980年选登了R.D.范斯科特等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阐述了要素主义、永恒主义、进步主义、改造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等流派的教育哲学观点。四是西方教育哲学学者陆续来中国开展学术交流，中国教育学者走出国门学习交流，这都为传播教育哲学新成果和新思想提供了新途径。

同时，国内学者也开始了对西方教育哲学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哲学基础和基本哲学主张等进行全方位的论述和评价。这些评介性论著一方面介绍西方教育哲学流派思想，另一方面加上作者的解读，对系统了解西方教育哲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阶段国内学者出版的关于主要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包括：崔相录的《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哲学》(1989)、吴杰的《外国现代主要教育流派》(1989)、曹延亭的《现代外国教育思潮》(1989)、赵修义和邵瑞欣的《教育与现代西方思潮》(1990)、陆有铨的《现代西方教育哲学》(1993)、毕淑芝和王义高的《当代外国教育思想研究》(1993)、季苹的《西方现代教育流派史论》(1995)。此外，不少概论性的教育哲学著作也涵盖了对西方主要教育哲学思想流派的评介，如黄济的《教育哲学初稿》(1982)和《教育哲学》(1985)、傅统先和张文郁的《教育哲学》(1986)、刁培萼和丁沅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1987)、王为农和郑希晨主编的《教育哲学》(1990)、曾成平的《现代教育哲学新论》(1991),等等。部分教育哲学著作虽未全面概述，也涉及少数流派或人物的研究：张振东的《教育哲学的基本概念》(1982)对结构主义进行了评述；《教育哲学教学参考资料》编辑组编写的《教育哲学教学参考资料》(1986)收录了皮亚杰的《明日教育的结构基础》和陈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述评》。

三、西方教育哲学思潮的全面深化研究(2000—2019年)

20世纪末期，教育哲学研究步入快速发展阶段，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为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和教育发展提供了理论参照。

首先，国内学者围绕西方教育哲学思想出版了很多著作或发表了很多论文，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评价，深化了人们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认识。著作主要有：陆有铨的《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1997)、张全新的《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哲学》(2004)、何齐宗的《现代外国教育理论流派述评》(2006)、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当代]西方教育思潮·理论流派与梅逊选读》(2006)、陈晓端和郝文武的《西方教育哲学流派·课程与教学思想》(2008)、黄志成的《西方教育思想的轨迹——国际教育思潮纵览》(2008)、彭正梅的《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的历史考察》(2010)、唐爱民的《当代西方教育思潮》(2010)、毕红梅和李东升的《当代西方思潮与思想教育》(2010)、刘良华的《西方哲学：“生命·实践”教育学视角之思》(2015),等等。

其次，国内学者不再止步于评介，越来越多地将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研究纳入其教育哲学著作，有选择地进行融合创新。主要代表性著作有：黄济的《教育哲学通论》(1998)、张全新和张宗祥编著的《教育哲学概论》(2003)、冯建军等的《教育哲学》(2011)、曹长德主编的《教育哲学》(2015)、陆有铨的《教育的哲思与审视》(2016)、王尹芬主编的《教育哲学》(2016)中均有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流派的系统论述。此外，陶志琼的《新旧之间：教育哲学的嬗变》(2003)对未来主义，钟祖荣的《基础教育哲学引论》(1996)对分析教育哲学，王坤庆的《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价值论视角的研究》(2006)和《教育哲学新编》(2010)对后现代主义教育，周恩成主编的《教育哲学基础》(2014)对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等，于伟的《教育哲学》(2015)对实用主义，刘良华的《教育哲学》(2017)对古希腊罗马教育哲学、西方现代知识哲学和政治哲学分别有论述。

再次，国内学者逐渐聚焦某一流派或人物、某一领域的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研究，并积极探索其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实践的关系。例如，张传燧主编的“中西教育思想解读”丛书分别为《解读行为主义教育思想《解读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解读结构主义教育思想》《解读人本主义教育思想》《解读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等，丛书较为系统和深入地梳理了几派教育思想的内容，而且结合当代教育改革实践和教育理论发展实际，阐发各派思想的现代意义。于伟的《现代性的省思》不仅对后现代的历史发展和理论家的学说进行阐述，并结合后现代思潮对我国教育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创新的影响，探讨了后现代思潮与我国教育理论本土化的问题。①刘良华的《西方哲学：“生命·实践”教育学视角之思》从生命与实践教育学的视角来理解西方哲学史的发生与发展，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的“生命哲学”是如何解释“生命”的；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的“实践哲学”是如何解释“实践”的；西方哲学是如何解释生命与实践的冲突与转化的。这拓展了国内学者新的研究视角。

最后，国内研究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研究领域还进一步分化，相关研究进一步拓展到教育的各个分支领域。如陈晓端和郝文武的《西方教育哲学流派·课程与教学思想》着重对理想主义教育、现实主义教育、自然主义教育、自由主义教育、实用主义教育、存在主义教育、要素主义教育、永恒主义教育、社会重建主义教育、结构主义教育、分析哲学教育、批判理论教育、后现代主义教育13个西方教育哲学思想流派的课程与教学思想进行梳理和比较。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