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阐述资本时抛弃了三个主题为一组的计划，尽管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系统地利用了这一计划。然而，在建构“经济学”的六册计划时，他又保留了三个主题为一组的模式。因此，无论如何马克思也不可能修改这一计划，同时也不会改变分析模式的辩证的本质，其分析的目标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从本质上看，这一计划比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出乎意料的再发现要早。然而，一旦马克思再次陷入大师长期被遗忘的辩证法中，他只有通过对《逻辑学》的概念三段论的取代才能解脱。“经济学”的六个分册有两个主题，每个主题由三个范畴组成。这两大主题，一个关注资本，另一个关注国家。就马克思而言，辩证法既不是黑格尔所谓的“概念的运动法则”,也不是“内容的本质和概念”的方法。②如果马克思接受黑格尔将“否定”定义为“所有活动，所有自发的生命活动，辩证法的灵魂的源泉”③,那他会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揭示这个定义。对马克思而言，在历史进程中，否定起了对抗和解放斗争的作用，这个可以被理解为过去几代人的回忆，

被理解为未来的创造性活动和自发活动。

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运用相当于质变，甚至是升华。马克思使用了几乎所有的黑格尔逻辑“范畴”的概念性内容。正是黑格尔曾经这样写道：“任何事物与生俱来就是相矛盾的。”这个命题“区别于其他命题，揭示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甚至是“制度”的真相和本质。①马克思继而把这种客观的否定的法则运用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上，运用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上。“经济学”

计划的第一个三段式很容易与这种“否定”的理性运用相适应。我们只需将马克思在《导言》中设定的顺序和在《资本论》中设定的顺序进行对比，就能看到其在概念上变化的程度。如果马克思将雇佣劳动这个主题放到资本这个主题里，他必然会抛弃自己著作的方法论前提，也就是否定“会本末倒置”。换句话说，他将不得不放弃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从资本到雇佣劳动的双重过渡——在肯定的方面是通过农业工人转化为雇佣工人(剥夺了财产),在否定的方面是通过作为私有权的土地所有权的解体进而转移到国家手里(地租转化成公共租金)——最后通过雇佣劳动导致资本的“否定”。“从雇佣劳动方面来的否定只是对资本的隐蔽的否定，从而是对雇佣劳动本身的隐蔽的否定。因此，现在要把雇佣劳动当作与资本相独立的东西来考察。”②计划与方法的关系，一方面明显地可以被理解为由抽象程度决定的经济范畴的必须优先安排的顺序——在特定意义上是具体化和复杂化程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按照三大社会阶级历史演化的程度。

我们常常可以在《导言》中察觉到，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优点的明显依赖。在《资本论》中，这种依赖变成了一个类似模仿的程序。而且，我们注意到，耍弄黑格尔阐述方式的欲望不仅体现在《资本论》头几章的价值理论中，而且体现在最后一章中。就整体性而言，最后一章仍然可以被看作著作的自然终结，也就是“经济学”的第六册，即最后一册。似乎马克思开始怀疑他完成第一个三段式的可能性，因此希望预想一下它的辩证法的结尾。他先简要描述了资本的“萌芽时期”,即对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残酷剥夺，对生产工具的“自由的”和私人所有者的剥夺；接着描述了第二个阶段，资本的真正历史或者那些成为“大批雇佣工人的领导者”的资本家剥夺的历史。这个过程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来实现的。随着资本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里，以及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的网络中，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性质”。最后，在走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新的奴隶转变为新的个体，变成了新的剥夺者。马克思借用黑格尔的矛盾说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设想：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

当马克思考虑旨在详细解释资本的“否定”的历史的和辩证的过程的雇佣劳动这一分册时，他自然会想到诸如此类的辩证原则。但是，如果认为这本著作的缺失给马克思的著作留下了一个无可挽救的缺憾，那就是错误的。②这同样适用于《经济学》的其他几册。例如，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已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著作的大量的阐述中，拼凑出《国家》这一分册的框架。就像前面所揭示的，马克思在率先系统安排各种各样的经济主题和范畴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为《国家》这一分册确立了理论领域的概念的界限。国家是社会的“综合”,是一种政治上的等级制度，是劳动分工的决定性结果。国家被分析和看作明显奇怪的因素和制度的复合体，诸如非生产性阶级、税收、国债、信用、人口、殖民地、移民等。

当马克思在十二年前准备他的“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他在笔记中详细阐述了下面的计划。这个计划仅仅涵盖政治和法律方面的主题，与后来的计划相比显得相当不成熟：

1.现代国家或法国革命的起源历史。

对政治因素的专横的夸大，与古代的国家相混淆。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将每个都分成商人与政治动物。

2.宣布维护人权和国家宪法。个人自由和公共权力。

3.国家与资本主义社会。

4.议会国家和宪章。议会宪法国家；议会民主国家。

5.权力分离。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

6.立法权力和立法机构。政治俱乐部。

7.行政权力。集权和等级制。集权和政治文明化。联邦主义和工业主义。国家管理和地方管理。

8.司法权力和法律。

9.国家和人民。

10.政党。

11.选举权，为取消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而斗争。①

这个提纲构成了在“经济学”框架中将要实现的广泛的研究和阐述计划，并让我们再次坚持这一点：并不是由于计划的变动，马克思才没有写《国家》这一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经济学”中尚存的计划和主题，特别是《资本论》中的计划和主题，考察从各种各样没有完成和已经完成的著作中抽取的关于方法论的思想，那么我们可以推测——如果“理解”这个字眼太生硬——计划的后三册的逻辑关系的本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国家》这一分册中，我们了解到这种实现是通过对民主社会的侵犯和侵占而形成的。这种观点将国家看成民主社会的“发源地”,前者仅是后者的必然结果。①马克思选取了抽象原则，使自己致力于用单独著作的方式来解决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问题。以这一原则为基础，马克思形成了一种类似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研究方法。②因此，为了说明资本的形成，马克思假定商品的价格和价值完全相符合。“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些现象时，不致被那些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③此外，为了解释资本积累是通过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而实现的，马克思的方法要求把对外贸易排除在分析范围之外：

为了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其纯粹的状态下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做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④

尽管没有对外贸易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但马克思为了使用抽象方法而采用了启发式的虚构：

因而，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因此，我们把它完全撇开。①

当然，要得出关于对外贸易这一分册的形式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适当概念，这些评论是远远不够的。尽管马克思后来的著作表明，他已把他的研究转向了劳动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总的来说，这些评论也没被加到1857年的最初的计划中。我们同样也很难推测出“经济学”最后一分册可能的结构。依据第一个计划，最后一册是要考察危机和世界市场。另外，马克思在他没有出版的著作中留下的阐述也很少。从中，我们只能得到马克思究竟是如何创作这一分册的大体印象。如果马克思已经完成了“经济学”,他会运用这些论断来构建这一册，即六册中的最后一册的结论，注定会突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现象的矛盾，突出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由世界市场支持和滋养着的“整体”。在最后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旨在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基础。②

信用制度中固有的危机的萌芽本身就是一种未来复兴的迹象，这种复兴提前表现为生产制度中两种资本主义的升华：股份公司和工人的合作工厂。马克思再次使用黑格尔辩证法的语言，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范围内的“否定”(或扬弃)。③它代表了经济过程的局限性。从资本的立场出发，在将资本的积极的作用物转化成掌管其他资本的简单的管理者时，即在将生产工具、剩余劳动的所有权和在资本再生产实际过程中发生的作用相区分时，这个过程仍在继续。从劳动的立场出发，它打开了旧的体制中的一个缺口，因为企业的雇佣工人作为合作人，变成了生产工具的主人。摆脱了这种制度框架内资本家的个人权威后，他们开始设想将来的人会怎么样。将来，联合劳动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将被确立：

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①

作为一名承袭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思想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愿望并不是建构任何科学或哲学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只是要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②。不过与他的老师相比，他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存在方式。如果他最后不能提供有关人变成人类、社会变成社会交往是历史必然的统一的科学依据，那么马克思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提供的雄辩事实，证明了人类解放的道德必然性。这是在他之前的所有乌托邦主义者的梦想。

就马克思的想象力而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范畴的批判还远远不够。即便是在资本和国家统治的社会中，马克思仍然看到了一种新制度的建设性方面和相关因素的萌芽。马克思拒绝编造未来社会和乱开药方，拒绝模仿他的乌托邦的先驱和老师，但这绝不表示对乌托邦的否定，而是对乌托邦的升华。马克思的批判计划开始于1844年。马克思后来的一系列著作都是针对这一计划而写的，展示了一种“肯定的见解”①。马克思连同摩西·赫斯、恩格斯在准备“17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时又开始了这一计划。②我们在马克思1844～1847年的笔记中发现了下面的主题。鉴于马克思新的但还没有形成的历史计划，我们最可能对这一主题进行如下阐述③:

很明显，这种安排并不是在纸上随意写的人名簿；相反，它与精心决定的历史与逻辑发展的顺序相吻合，与马克思个人的研究计划和出版作品相吻合。这些让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实现乌托邦历史的革命途径。“经济学”是对资本和国家的科学批判，马克思对它有着严格的方法论计划，除此之外，他又增加了一个在形式上更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计划。这个增加的计划对当今世界的意义更大：它揭示出要将乌托邦的“合理内核”看作人类环境模式，而这种模式是现在处在命运十字路口的物种必须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