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满怀**地借助于每个个体，与他的道德挑战和需要内部发生总体变化的教导相呼应。尽管致力于一般的现代人类，致力于被普遍的腐朽扭曲的人，即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异化”的人，其吸引力仍然意味着一项可以被适当地归于产业工人阶级的成员的任务。只有那些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惨遭**的人，才能完成拒绝和反抗的壮举，最终结束人类的退化，终结曾经被称为“历史”而实际上只是人类漫长的史前史的时代。尽管“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在其毁灭中团结起来反抗人的退化一般条件：“这个阶级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同作为对这种本性的露骨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的生活状况发生矛盾而必然产生的愤慨”①。

无疑，现代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与19世纪马克思所探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有很大不同。严格地说，我们如果用一种新的语义学取代马克思的语义学很可能引起争议，但这样做是不无道理的。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更充分地领会马克思所关注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部固有现象的时代特征——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

根据今天的情况，我们或许会问：现代国家是否依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或者它是否正在变成一个新的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阶层，即变成与社会资本和个人劳动的控制者与专制者的权威截然对立的、无名的官僚政治精英阶层的工具?在马克思的伦理学看来，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1844～1845年对国家的假定来考虑这个问题，它的真正意义才会变得明显起来：“国家的存在和奴隶制的存在是彼此不可分割的。”①或者，像《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说的：“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②在现代政治条件下，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然而，只有根据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基本原理(假设),这个问题才能得以解决。正是这个原理(假设)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同一切形形色色的有阴谋的意识形态或专制政治区别开来。把自己组织为一个阶级和一个政党的工人阶级不需要宣布放弃自己天生的智慧：他们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历史主动**给一个先锋派；这个先锋派主张把革命意识和所谓历史辩证法具体化，把革命道德问题变成政治战略和策略问题。③

简而言之，无产阶级不能期望任何其他的阶级、政党、救世主或教会来拯救他们。“他们觉得，无产阶级渴望援助，但未想到，无产阶级除了渴望自己的援助外，并不渴望任何人的援助。”④无产阶级反对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鼓吹屈从和卑微，而无产阶级不会“使自己像狗一样被对待”。对他们来说，“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⑤。社会主义的道德谴责这种顺从和英雄主义。工人阶级嘲笑那些算计战争得失的空谈家，他们从自己可怜的仅能维持生存的工资里拿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所需的费用，把革命当作“他们生命中最大的满足”①。

尽管马克思一直希望在民主国家建立新的工人阶级政党，但他对整体性的阶级运动和政党的政治鼓动做了明确区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建人拉萨尔逝世后，马克思在给它的主席约·巴·施韦泽

(J.B von Schweitzer)的一封信中，列出了他认为每一个严肃的工人阶级政党议程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规定标准工作日；工人阶级在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工人阶级应该为整个社会解决这一任务)的事业中有计划地进行国际合作。”②因此，马克思把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合作(化)运动看作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两大胜利。他认为，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发挥历史主动性的意义深刻的例子，合作化的工厂就是大规模的生产“可以进行，而无需一个雇用劳动者阶级的雇主阶级”的证据。③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将导向政治霸权，那么他们在为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中一定获得了足够的经验去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关系。工人阶级争取有利于自身的立法改革，不过是在履行他们对自己的一项基本的义务罢了：

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

① Wage Labor(1847);MEGAI,6,p471.我们不能再质疑这样一个事实，即无产阶级的暴力[它曾激发了乔治士·索列尔(Georges Sorel)最重要的思想(cf.Reflexionssur la violence.Paris,1908)]在道德方面具有明显的重要性。这种暴力的积极价值与现代“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被动和服务性不同，与赞成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非理性的恐怖和容忍可怕的“集中营”成为政府体系的态度不同。如果继续讨论这一问题，那么我们就会引发对今天的所谓工人阶级政党政治所产生的道德问题的考察。尽管这样的讨论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还是应该被顺便强调一下。马克思既认为“公正”和“义务”等价值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而具有相对性，同时，也在没有做任何“辩证的”区分的情况下，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了“谬误”和“尊严”一类的概念。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①

因此，很明显，作为一种阶级运动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与政党的政治鼓动严格地区分开来。不同的政党通过不同的名称把工人隔离开，有时甚至把他们分成不同的敌对派系。然而，如果工人阶级的联合会有革命的自觉性和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直接结果做斗争的责任感，他们就能够实现这场阶级的运动。工联不应当夸大日常斗争的最终结果，也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由于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而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搏斗。他们必须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现存制度产生的直接结果的原因，运用这些“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②。他们应当“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核心，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发挥作用。③作为“社会主义的学校”,他们必须避免政党的影响，因为他们“可以独立地建立起反对资本力量的屏障”④。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工人政党——在“伟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任何阶段都绝不会通过现实政治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尽管承认拉萨尔在使无产阶级运动在德国复兴方面的“不朽功绩”,马克思还是不能原谅他在所谓政治现实主义的幌子下通过同封建势力的政治联盟(拉萨尔声称要控制它)来损害工人阶级的企图。马克思曾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说：“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①当工人为了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反动的力量——被迫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时，他们“一有机会就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之外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②,而不需要掩饰自己伟大的最终目标——颠覆资产阶级。

因此，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道德原理作为出发点，马克思学说中最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如政治权力的征服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得到合适的解释。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权力是一个渐进过程的最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日益觉醒，工人们将通过革命的实践达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会支持资产阶级民主对政治权力的占有：这一壮举一方面标志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另一方面标志着人类“野猪的历史”的终结，以及以群众的觉醒和对经济政治斗争的积极参与为特征的新纪元的开端。③

在他写于1843年，直到1927年才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法律体系的本质和历史意义做了简短而中肯的分析。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把个人很明显地分成了两个对立的存在：作为类存在的人和市民。但是，一方面，人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部分，变成了只受个人利益驱使的利己主义的人；另一方面，人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政治存在物，“一种寓言式的和道德上的个性”。我们想起了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他的《社会契约论》(1762年)里对“公民”(man-citizen)的定义。这确实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新颖的概念，卢梭用极强的逻辑非常完美地对它进行了论证。这一概念为后来的1791年《人权宣言》提供了基础。卢梭指出，“把人民组织起来”,改变所谓人的本性和用“部分的、道德的存在”代替肉体的、独立的存在是必要的。因此，“必须剥夺人的原有力量，赋予他一种外来的、非由别人协助不能享用的力量”①。卢梭作为回到自然的倡导者，显然与他作为国家社会主义(étatism)的拥护者非常矛盾。

马克思对卢梭的论述做了一个很自然的结论，他进一步指出，一旦资产阶级实现了完全的政治解放，无产阶级就能够正视全人类的解放——它的革命目标。“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从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②,人类的最终解放才能完成。通向人类的普遍解放之路，始于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法律的反对。这在一个专政阶段得以推进。在这个阶段，工人阶级被迫成就了他们对那些不愿自动放弃自己作为剥削者阶级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少数特权者的威信。①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将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必要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对抗状态逐步从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方面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同时也为它的取代者准备了空间。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预示着物质的和精神的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在这个水平上，走回头路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假设排除了一切失败的可能性。为了配得上“无产阶级”的名字，一种专政必须通过新的社会形态取得胜利；而实行专政的目的是创造，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不过被证明是一种后天性。所以，任何一种被颠覆的专政都不可能是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专政。

作为一种道德挑战，马克思的思想从来没有失去有效性。就像一个世纪前一样，它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和深刻的教育意义。马克思在19世纪为了唤醒工人阶级所提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同样是评判我们这一时代的革命意识的尺度。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了不幸，这些不幸甚至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作为今天的创造者，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绝没有夸大他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而在20世纪早期，这一理论可能被看作着迷的产物。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威胁不仅十分清楚地证明马克思最悲观的预言依然有效，而且更加凸显了这些预言的意义。因此，我们会发现并承认，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不是一位学者或者空想家，而是一位社会革命的道德理论家。

①毫无疑问，马克思在他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中发展了通过无产阶级来反对和打破国家机器的思想，尽管他这时的思想与《共产党宣言》里的有所不同。然而，无论如何，马克思都不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无产阶级将放弃从资产阶级革命中获得的基本权利，或者一个“新的”少数将变成社会的独裁者，提出他们对政治权力和“辩证的”无限权力的要求。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恩格斯手里被扭曲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第一个向世人宣布公社——用马克思的话说即“工人阶级的政权”——实际上是他认可的未来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Cf Jules Andrieu,Not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Paris en 1871,ed.with an introduction by M Rubel,Paris,1971,pp xvi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