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风浩**。

珠江水依旧那么浑浊，从记事起它就没有清澈过，也许是因为它流经的是一个太古老的城市，冲刷不完那历史的尘埃。广州，这是一座有二千多年建城史的古城，一个与内陆城市迥然不同的海滨之城。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赋予它与黄土地的内陆完全不同的秉性。它的目光更多的盯住的是茫茫的大洋而不是背后的莽莽的群山，因而也就有太高的祈望从而就蒙受了太多的屈辱：鸦片战争与日军大亚湾登陆，前后几乎是整整100年。

100年，是怎样的历史在展示？！

而这，便有了香港独特的存在——它曾沦为两个侵略者的占领地，一是白皮肤的英国人，二是黄皮肤的日本人。珠江的浑浊，也许更多是因为这100多年的血泪，为了入海口香港这一明珠般的小岛的殖民史而流淌。河清之日，当是香港回归祖国母亲怀抱之时。

秦江把握住了这一时间的脉搏——再过一年，也就是1996年过去后，便是1997年了，香港便在蒙受了100多年的屈辱后回到祖国。一部历史也将随之结束。

而在回归之前，这100多年的屈辱史不应当是含混其词、支吾了事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尤其是日本侵略者肆虐的那几年，不应因为他们焚毁了全部档案资料而变成空白，更不能只清算一个侵略者而忽略了另一个。

在《日占时期1941-1945》一书中的第32节“娱乐消遣”里，特地列出日寇为“粉饰太平”恢复了赛马会之事，并乐此不疲。

其中一张照片上的说明是：

在香港赛马史上，出现少有情景：从骑师、马主，乃至观众，均是东方人。

看到这一说明。不知今日的日本人会有何种感触，当日。他们正是标榜“亚洲人的亚洲”，打着“亚洲的解放者”的旗号，干的却是屠杀亚洲人数以千万计的罪恶。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仍不认罪，日本军国主义者还要为战犯的亡灵超度，为那场不义的侵略战争辩护，甚至重新杜撰历史以毒害下一代人。他们，不就是以“同是亚洲人，同有黄皮肤”作遁词么？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并未过去。

如果说，打中国的遁词是因为那里是“共产主义与土匪的滋生地”的话，用不上“解放中国或东方”的漂亮辞藻，那么，打下香港他们可就振振有辞，冠冕堂皇了——攻打英国人是因为他们是白人殖民主义者。

但香港人呢？他们可是东方人、亚洲人！

但理由却一样充分：消灭他们，是因为他们成了殖民者的奴才，背叛了东方民族。

杀人总是有借口的，愈有了不得的借口，杀人也就愈不得了！杀个没完没了……

对于香港难民，消灭他们的借口自然是现成的。

当然，有时也毋须找借口杀人，杀了不让世界知道便是！

沿着珠汉堤岸，逆着海风拂来的方向，秦江奋力地骑着自行车。

他有个预感，今天不会一无所获的。

身后的白鹅潭已快见不着了，连广州改革开放的第一建筑——白天鹅宾馆，也化作天边的一道白色光波。江面上的天空何等寥廓。江水中的波涛仿佛在与自行车追逐。江堤上的绿草上，露珠还辉映着日光……

这两岸，已是工厂林立、居民区密布了，不再是过去的荒郊野岭。

白鹤洞也过去了。码头上舟揖络绎不绝。大的货船、客船在江心行驶——大凡进广州的船只，是必走这较宽的水道，经白鹅潭泊近，而不会走市区架有多座桥梁的河道。那儿勿伶只能供旅游观光了。

那隐约踞伏在树丛与乱草中的乱石堆，不难判断出是一个炮台——是有名的车歪炮台。当年，孙中山先生蒙难时，乘永丰号自长洲驶往白鹅潭，途经此处。正是一炮打哑了这个扼住河道的重要炮台，才使他安然抵达了目的地。

这么说，此岸所对应的，该有另一个炮台了——查了一下史志，这个炮台的名字就叫做“镇南炮台”。

但这里却是一片厂房、一片楼舍。是厂区，也是居民区。保存下来的炮台，想必也给湮没在其中厂。

就从炮台寻起吧——这个位置，与越秀山下老人说的差不离。

已是太稠密的街区。小商贩把什么都推到了马路上，弄得满目琳琅。叫卖声没有节奏更没有韵律感。小店的微笑女郎在捕捉着任何一个眼神略有迟滞的过客——不过，她们是绝对不会拉住推车而过、风尘仆仆的秦江的。在这利欲物欲如流的街市中不会有他驻留片刻的机会，他也不需要这样的机会。他偶然会问自己，在这样的地方，众人会把他当作一个什么角色——东方人每每太注重自己在旁人心目中的形象，而忘却了自身应是怎样。当年，日本也许正是因为沙皇俄国、美国、法国，当然还有老牌英国殖民者、乃至小小的荷兰在亚洲攫取了太多的殖民地而自惭形秽，于是才有甲午战争、才有偷袭珍珠港，哪伯自不量力。

其实，作为中国文化人，在这喧闹的街市中是不可以自问的。这既没有昔日的科举可一朝成为乘龙快婿的侥幸，更无今日西方知识分子的风光与洒脱。市民们更多的是把你当作一名不得意的搏佬（农民的蔑称）。而早已发迹了的农民也同样把你当作怪物——书有什么用，书当得钱花么？总之，你两头都不是，如同风箱中的老鼠，而在这般处境下，竟又自不量力地在对一桩历史大案作调查，就更显得滑稽可笑了。你算老几？

“文革”中是老九，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今日是老十几了，地富摘帽、反坏甄别、右派平反、特务无从说起、老走资派反而光荣，再加上个暴发户，还轮不到你呢！

连守在酒巴门前的小姐，对你也是不屑的目光。这目光中你可以读到对穷人的轻蔑。

在街市上徘徊，他真不知问谁好。

——旧炮台？没听说过。

——州十么，镇南炮台，有过么？

似乎连中年人也没什么印象了。谁也不愿为秦江的问话而驻足，终于见到一个拿小旗管理交通秩序的退休老人。

——炮台？过去有一个，现在只怕没了。都圈到自行车厂。

——对。我好久没进去过了。不过，听说早就给炸了。

秦江沉吟了一会，还是拿定了主意，非进去看上一眼才甘心。

——大学教授？搞什么的？历史？历史同自行车有什么关系？

急中生智，只好撒谎：

——你们厂里有古迹，得考察一下。如果是真的，也是厂里一笔大财富。没经过历史学家考证，算不了古迹。

——这么说，我们厂该发达了……那，你进去吧。

过了几个月后，门卫却后悔不迭。放这位教授进去一回，却弄得一厂子的鬼气，弄得所有人都不安宁——自然，当门卫的可没少被咒骂：简直是纵兔入门，大大的失职。

秦江进了厂，访问了两位老工人，经他们带路，终于找到了炮台的残迹。

偌大一个炮台，只剩下丈把长的境基了。大概没炸得动，据说是糯米加磁瓦片夯出来的，子弹打上去都不留痕迹。却不知道那一大部分又是如何没了的？

而这墙基，已陷在半旧了的建筑物当中。大概是依托它还有点用处吧。墙头上已长满了青苔与乱草。日晒雨淋，如无人指点，谁也想象不出这是个炮台。

但找到炮台，还不足以确定这是难民所的旧地——现在附近已全是厂房、宿舍、食堂什么的了。

——这里的地名是什么？

——南石西村。

这个地方显然与材料上的不符。仅一个“石”字，太不足为凭了。

那么，有没有老地名呢？

来到了南石西村的居委会。

——南石西村就是南石西嘛。

年轻的管理人员说。

没料旁边一位头发斑白的老人却说：

——我们老一辈的，都叫这儿“南石头”。南石西村就叫南石头村。叫惯了。只有年轻人不这么叫。

“南石头”？

——等等，是南石头么？

脑子里似乎有一根弦触动了。

——祖祖辈辈，都叫南石头。不会有错的。

——不是叫“滩石头”？

——不叫滩石头。什么滩石头，就是南石头吧。

秦江骤然明白过来，日本人也许在发音中有误，把“南石头”听成了“滩石头”了。

广州不会有另一个“滩石头”——这两三个月，几乎可以把广州地名全背下来了。一定是这个地方。

当然，还不可以贸然下结论。

还需要更多的证明。

——那么，这里有过难民所么？日本人在的时候搞的。

老人却摇摇头，说：

——我是后来回到这里的。日本人来时，我到乡下去了七八年，直到解放。你可以去问一下别的老人。

可借，当日没再找到别的什么人。

回到城里，秦江便往公安局跑。如今，各局都在修志。人称，盛世修志，广州这些年经济起飞了，拨资金修志理所当然。

公安局中，却无难民所资料。

可眼前一闪，竟出现了“广州惩戒场”字样，其位置正是旧镇南炮台原址上。也就是说，把炮台改成了惩戒场了。

史料实录

该惩戒场建自民国元年（1912年）6月。利用河南南石头西边珠江白鹅谭畔的旧镇南炮台旧址，改建为惩罚罪犯之所。面积47亩多（约占31000平方米）。场分内外两部，外场西通河岸，筑码头以泊轮船。利用其原有之深碌厚壁，又于场外四周，开碎巡逻路线，铺水泥路面……

该场于1913年开办，后改名为惩教场，并逐步扩充。该犯房全部用井字形，当中为运动场。东西南北建四楼，楼上楼下两层，各房建在楼之四翼，又成十字形，中隔铁闸，以便管理。计四楼上下统建犯房304间，除暗室不计外，约共容1000人左右。1922年，每月收钾犯人在1200人以上。内有作业工厂6座，建于犯房四角及两旁……

这是载在《广州市政概要》上的文章《悠戒场沿革及进行概说》，系1922年所编。

按日本人提供的资料，这里日后便改成了难民所。

但仍需证明。

秦江马不停蹄，一口气又跑到了广东省档案馆。

几经翻找，终于又查到了一份伪《广东省政府公报》，这是第4期，1940年8月出版。

1940年，是日寇侵占广州差不多两年之际，这年8月10日，由伪广东省警务处处长李道轩呈请，要求在广州南石头旧址恢复惩教场，经费由财政厅纳入这一年度的预算。

伪广东省政府第20次省务会议原则通过了这一呈请。

第二年，1941年4月，伪广州市工务局又决定在这惩教场北边、珠江畔，收用南石头部分土地设立粤海港检疫所——这是从敌伪档案中查出来的。

这样，检疫所、旧炮台都得以确认了，而监狱和难民所尚未能落实——那个惩教场最后当什么用了？还需进一步查证。

秦江回到大学后，又分别打了好些电话。

广东省志办，广州市志办，广东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省党史研究所，市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文史办，军事志办，省战史办，省防疫办，大专院校的近代史研究室，科研机构，社科院，社科联……

——细菌部队？“8604””？对不起，我们闻所未闻。

——真要早有所闻，报章上早有披露了。

——这么大的新闻，如今小报上早卖大钱了，还轮到你来问。

——50年了，除非掘地三尺。

历史，就这么湮没了么？

如果确有此事，那又是为什么湮没的呢？当然，日本侵略者深知这是见不得人的事，严格使用保密措施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纸是包不住火的。

50年了，是需要掘地三尺了！

电话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有的人回电话那种懒洋洋的、轻蔑的口吻，始终让秦江心中一阵阵刺痛：

——都什么时候了，还去翻骼麟当摆设么？挣钱都来不及。说说，有什么利益？除非大卖买，没谁去触这霉头，可别藏着财路不吭声，让我白给你查半天。

麻木？不仅仅是麻木，还有更深层的东西。也许，正是这深层的东西，才使这段可怕的历史人为地深藏了下去。有人称中国文化是酱缸文化，自是激愤之词，却也不排除正是这“茜缸”淹没了一切。

可这被淹没的又是什么东西呢？

不打电话了。

反正，一部破自行车不怕被偷走，也够自己去折腾一阵的。

——就让它去颠个支离破碎好了。

秦江又一次回到了南石头。

他已初步确认了检疫所的位置——如今，已改作他用，成了派出所了。他进去查问，竞无一人知道这个地方的来历，惟有叹息。秦江却仍趁此便利，在派出所查询一下七旬以上老人。

说也怪，这个地方的七旬老人，比任何地方都少。这个区的人平均寿命，也在全市之下。这一现象让秦江隐约感到了什么……

忽地，一位女户籍员笑了，竟说：

——我想起了一个人，不过是个疯子。

——疯子？

——说疯也疯，说不疯也不疯，

——怎么说？

——你见了就知道了。

——他在哪？

——在公园里。

——住公园么？看守公园？

——也算是吧。

——能带我去么？

还好，这个女孩子不似别人那样拒人千里之外。她站了起来，说：

——试试吧，看你运气如何。

于是，她领着秦江走出了派出所，走过了自行车厂的围墙，走上了大街，一直向这个街区的唯一的街心公园走去。

一路上，她没少说疯老人的奇闻轶事。

老人有70岁了么？也许有，也许没有。但的确显得有古稀之年了。可能受的折磨太多，显老，说不定还没70岁。那50年前，正是10多岁，如果清醒，该是记事的。老人对年轻时的事，反而记得要清楚一些。只是他清醒的时间不多。真的，看你运气。我为什么说他也算是看公园的，这自有一番道理：打我晓事起，他就没一天不在外面。餐风宿露，流落街头。人民政府好心给他分了个房子，说他过去吃的苦太大了。可房子一到手，他就把四面墙拆得只剩下几根立柱了，你说怪不怪？他说，一关上门便觉得憋气，要室息，所以，不能有墙，光开个门也不行——就此人们就怀疑他有精神病了。所以，让他住到公园里，无论他做什么，也不管了，反正让他有个落脚之处。公园住处，给他开了个大门，窗子也很大，他这才没拆墙。有一天，小偷把他的东西都偷光了，他也无所谓。他说小偷总归没偷去他的命，也偷不去他的命。

——谁会要他的命呢？这么个腌攒的老头，要去了还嫌累赘呢。

女户籍员又笑了。

可他却把命看得十分要紧。平日，别否他一身泥尘，可吃起来却很是认真。自己开火煮饭炒菜。开始，大家以为他老，牙齿不行，所以，才把饭菜煮了又煮，煮得烂烂的。你知道，广东人好吃鲜，太熟了就觉得没味。尤其是老人更是如此。什么鱼生呀、冰镇龙虾肉呀。可这位老人恰恰相反，稍放上十分钟八分钟的菜，马上就得回热，任何生冷的东西都不吃，菜都煮得发黄……这类古怪的事，太多了，要细说，可以说上一天。

听到这些，秦江都缩紧了，浑身发冷。

一个人，为何会有这样的一种变态？害怕住在屋中，害怕吃生冷食品，还不知道害怕别的什么——这只有在年少时受到极强烈的刺激，才如此刻骨铭心。

哪位心理学家说过：年少时的记忆是用凿子刻在石板上的，至死不会消褪；老人的记忆，是树枝画在沙滩上，一下子就让水给冲没了。

公园里，退休的干部、工人都自得其乐。有逸鸟的，有练功健身的，有清唱粤曲的。找来找去却就是找不到户籍员要找的那位老人。

——领我上他“住”的地方看看。

——“住”？他可是天作帐、地为床的。就在这公园里。只能去看看他烧饭的地方。

——可也是，我用词不当了。

在公园的一角，搭了块桅皮，自然是遮风挡雨的。一个煤气罐挨墙放着，有一个单灶的煤气炉，墙上挂着各种灶具：锅、煲之类。

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但他并非僧人，不曾出家，膝下并无子女。

——他不要子女，怕给子女带去什么病。他讨过两个老婆，都过世了，他也就不敢再讨了。

听这话，秦江感到莫名的恐惧。

这老人有怎样可怕的内心世界？他竞产生了一种畏怯，不敢再找这个老人了。

这天回到家，他竞又接到那位女博士的来信。信是从欧洲寄来的。

博士说，她最近申报了一个课题，研究文学与人性，得到了一笔费用。她先飞越大西洋，到了法国，再到德国。这样，也就有机会到中国。几个月后就能见面，讨论一下《楚河汉界》。

就这么一个短篇犯得上小题大做，兴师动众么？这位华裔女博士也染上了西方人治学钻牛角尖的毛病了吧？信中，自然少不了谈谈这篇令她兴奋不已的短篇。

你在这篇严格意义上的短篇小说里，我觉得它至少达到了新的高度，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大墙文学已经死了，可你又让它获得了另一个意义上的生命。你把大堵写塌了，从而给大墙文学突破大琦而拓出了断路。

这8000字达到的两重高度是：第一重，我把它简括为“少年与无意”，第二重我名之为“无意与必然”。这封信先讲第一重。

小说写的是一个17岁的小看守与犯人之间的三次冲突：第一次是把犯人的地窗关了；第二次是把天窗关了；第三次是用竹筒向犯人浇石灰水。三次冲突不但无声无息，最关健的是这个年轻的小肴守对犯人采取的三次行动，都是和他少年时代无邪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三次残酷的行为几乎可以说是他少年游戏的延续，只不过时空背景换了而已。而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

在极热的太阳下，17岁的小看守守着这种单调的责任，使他万般无聊，热得发烦。16个犯人又在吵，为了分地方睡觉。吵声剥激了他，使他想起了儿时的快乐游戏。于是便恶作剧地实施7游戏。他想起了他曾抓过的一只小鸡，为了不让它叫，于是把它放到兜里闷住。小鸡便不叫唤了。类推起必，他把牢房的地窗和天窗关上。这使牢房中本已热到极点的犯人开始出现**：有人热得开始疯狂地抓挽胸口，直到抓出紫斑来，并喝了洗澡水，轮流趴在水泥地上解热。小肴守还觉不过鹿，便想起用竹筒当水枪滋水玩的游戏，而这回他滋的不是水而是石灰水。这个游戏的效果极令他兴奋：它使一个犯人的眼晴被击中，一头栽到尿捅里，所“幸”的是尿的浓度比石灰水的浓度低，反倒替他冲洗掉眼睛里的石灰水。牢房里是“狼奔永突”，阎得四脚朝天。

我不敢说这个小看守是“人性恶”的代表。我认为人之恶是和杜会对人的要求相联系的。一个人只有走上社会并与之发生几次碰挂，才能分清自己行为的善与恶。小看守只有17岁，监狱是他初涉人世的第一个地方。他也许梦幻着做一个能干的士兵。如果他在工厂做徒工，也许他是最能和师傅恶作剧的徒弟，过分时他也可能把师傅坑了，但这无伤大雅，可他初沙人世时，所处的竟是个差分毫谬千里的地方，他不能领悟到他是法的延仲，而不该是法的反板。当然我不认为他是个天生心地善良、性情柔弱的孩子，但我仍不敢说小看守的行为是经过了杜会熏染后的完整的恶。少年的许多行为是和无意相联系的，无论是从少年善的或恶的行为中，你都不能认定是他深远的人生目标的顺次实观，也推不出是他生命信仰的曲折显示少年总是与无意、膝脆、偶然、不定性等概念相联系的。因此，人们的期待总是指向他们。美好的理想、实现不了的愿望，伟大的责任都愿意留于他们。那么，我们是不是因为人的发展阶段中少年时代总是与无意有一种不可克服的联系，就原谅或者无视他们的过失呢？

这封信到此戛然而止，还留下第二重问题未曾讨论。博士大概想留下一个悬念。

当然，更多的是思考。

那么，公园里的那位老人，标准的“homeless”，如果他的少年时代，恰巧是与那位小看守相反的话，其今日的生活与少年的无意又是怎样一种联系呢——当然那不是过失而是不幸。自然，过失也是一种不幸。可老人的少年之不幸是另一种相对一般意义上的不幸，又怎样笼罩了他整整的一生呢？也许，该把原文找出来，我已忘却了当日的冲动与构思了。

秦江这么想——这一来，就该有个续篇。

但中国的今天，绝对不应是那个故事的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