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讲学，最难忘的是在北美，一位金发碧眼的研究生给我提出过的一个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日本文化当作中国文化的子文化，换句话说，日本人也认为中国是自己文化的发祥地，是他们的希腊与罗马，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对中国却施以了灭绝人寰的野蛮暴行，你对此又作何认识？”

这个问题，十多年来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虽说我当时很机智地作出回应，称“这又是一次‘下克上’”。但是，光以日本“下克上”的传统，足以解释他们对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么？这显然是不够的。

从公元6世纪始，日本接连派出4批遣隋使和19批遣唐使，使团人数多时达到五六百人，全面地学习中国的制度、科技、艺术文化，尤其是儒学及中国化的佛教，为此，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他的名著《文明论概说》中就这么说过：

“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教。”

鉴真东渡，为了传播佛教文化，先后失败五次，直至眼瞎了，第六次终于抵达日本九州，成为日本律宗的创始者，还把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介绍了过去……

到了明末清初，著名的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陈元赟，更在日本生活了50年，卒于名古屋，当年铸的梵钟，迄今还留有他的铭词：

运丁灰劫，再新琳宫。

琳宫司漏，多孔鸣铜。

警醒旦暮，震觉昏蒙。

百万千劫，圣德善功。

这仿佛是一个谒语，告诫几百年前后的日人——这难道不可以说，陈元赟在日本半个世纪，对其民族的根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方可以用此作训诫？

即便是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也与中国人的感悟不无关系，其时的政治家吉田松荫、横井小浦，对魏源煌煌百卷的《海国图志》爱不释手，他们从中的借鉴与得益，远远比当日的中国维新派要多。《海国图志》当是东方第一部较完备的近代世界地理典籍，其中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自有前瞻性的称许，为此，日人迄今对《海国图志》仍念念不忘。

可以说，日人是一个替于学习的民族，一个颇具实用理性的民族，两次向外的大学习，使他们有了宏阔的视野，从而迅速走向了现代化，人们不能不惊叹，他们在工业组织上的出色才干、技术工艺上的精细——这与他们的国民性也是分不开的。可他们调过头来向老师开刀，当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理？

尤其是走向细菌战。

世界公认，细菌战、大屠杀、慰安妇……等，是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的重大罪行。法西斯德国，正是通过技术路线与理性手段进行有组织的屠杀，600万犹太人就是这样在奥斯威辛等集中营中“人间蒸发”的。集中营并没有把犹太人视为有生命的同类，一个同样拥有生存权利、有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同类，而只是视为一件件的实验品、度料、垃圾，这才有一座座作为“杀人工厂”的建立。而上百万死于细菌战的中国人——这个数字迄今仍无法统计，原先估计的100万显然是太低太低了，在日本法西斯的眼中，也同样不是一个个拥有生存权利，李有生活情趣、活泼的想象力与无限创造力的生命，而只是“马鲁大”——圆木，“731”是这么称呼被活体解剖的对象，至于上十万死于南石头难民所的粤港难民，又被视作什么——一个已被治理为“皇道乐土”的城市的累赘，一个不堪负担的食品消耗链条……总而言之，当彻底地将其消灭于无形之中。

“波字8604”的细菌战罪行之所以能隐瞒得那么久，一是其组织的严密性，控制的冷酷；二是其罪魁们“坚不吐实”——其实，他们内心仍清醒地、理智地认识到这样的罪行是多么可怕。所以才百般隐瞒、推诿、回避、避重就轻！

是的，这一批人，没有一位不是高智商的医学专家，广州“波字8604”部队的部队长佐藤俊二，学历还是博士——显然，在杀人的本领与技巧上，他当可再封上一个“博士”，那种下令从本部取来杀人毒菌的冷静，那种在审判席上伪装无辜的从容，当是理性的表现。但愈是这样的理性杀人，其罪恶就更巨大，其行为就更无耻。

他们，当是人类理性的耻辱！

“波字8604”细菌战罪行的半个世纪成功的隐瞒，与整个日本社会对于那场侵略战争全然没有反省，且容不得反省的人是相一致的，刻意的隐瞒与拒绝反省，本就是历史逻辑的一致。

在日本人所著的《战争与罪责》一书中，谈到“日本的战后医学同战时直接相连，对过去没有进行丝毫反省。例如在中国展开细菌战，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陆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有关人员，战后却成了医学系的教授（京都大学、京都府立医科大学等）、公立医院的院长，或是在行政卫生部门供职，建立了像‘绿十字’那样的血液制药会社。不葬重个人的传统，仍然被发生了艾滋丑闻的‘绿十字’的企业文化，被厚生省和医疗工作者相互勾结而承继着”。而这个“绿十字”后来更与厚生省结合为一体，成为一个血液制荆的消费大国。其前身“旧本血库”的创始人，则是当年“731”部队搞活体解剖，人体实验的中枢人物。艾滋丑闻，则是他们进口未加热处理的血液制剂引发了艾滋病。

这无疑是相当典型的实用理性，当年借助罪行而进行的“科学实验”，已用于战后创造经济效益的企业运作的生意之中了，以致发生艾滋丑闻。当然，美国人是早已看到了这一点，这才有当年作为日本占领军长官麦克阿瑟的密电：

“731”部队的细菌资料对于关国国家安全保阵上的价值，远远比利用它追究石井等人的战争犯罪更重要。

尽管后来具体实施这一“赦免”的美军代表狱里·桑德斯上校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现在看来，当初放纵那批犯了罪的日本人是一个错误。”美国更完成了巨著《杀人工厂：1933~1945年日本细曹战及美国之掩盖》；司法部亦禁止日本央名昭著的“731”部队沙嫌对人类犯有4行的日本罪犯入境……可这毕竟已太迟了。

日本国内早已有人毫无罪感地宜称：“用活人作试脸品，促进了日本医学的进步。”

至于那位不仅逃脱了惩罚，而且逃脱了审判，一直逍遥法外的细菌战之罪魁——石井四郎，当日就是这么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如果以文书形式保证他及手下可以免除战犯追诉，他愿意提供细菌作战的细节资料。”

他如愿以偿了。

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乃至集会上，他都宣称：“是细菌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

这里用的是“拯救了”这一完成式。

那么，这句话背后，究竟包含有什么意思呢？作为战争当中，细菌部队起到了“拯救了日本国家”的作用，还是战后，由于细菌资料的交易，“拯救了日本国家”呢？不管是之中，还是战后，“拯救”的作用是完成了的。

这段话，是相当自负也相当理性的。他之所以发动细菌战，是有着明确的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必需手段，而这所借助的，则是现代的科技，为了“医学的进步”，从而发动战争，使用战俘或难民来进行活体解剖，获得科学的数据及临床经验——这是何等清晰的理性审视，似乎纯粹是一种职业，不受任何道德与法律的限制。

战后，一些西方学者，很是关心工业国家里控制模式的变化，并主张社会应控制对人们身体压迫手段的运用。他们主张精心建立有关工作I调控的系统，而这种“精心建立的调控”，则会左右人的意识并漫透到日常生活中，从而规范着人的行为。这种控制，被视为“理念的极权”。而细菌战本身，当是这种精心建立的调控之示范，它务必拥有科学精神，严谨、周密，运算与试验，都应当一丝不苟，当然，事先得有一个精心筹划的科学方案——这种理性的杀人，比狂怒之下非理性的杀人，无疑更为可怕，因为所杀的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有组织的屠杀，且毋须承担任何道义与良心的贵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对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对日本俊略者的细菌战，都使用了同一个名词：“杀人工厂”，一种工业化的屠杀工序。

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在近现代工业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严谨、刻板，讲究技术与效率，都是值得钦佩的。但是，这种技术与效率，用于战争，尤其是用于“杀人工厂”——集中营与细菌战，其后果则是非常骇人的。我们不禁要问，在如此先进的现代手段的背后，亢奋的又是怎样一个狰狞的灵魂？

那种子为父隐，后人为前人掩盖劣行，那种道德谎言，为维护所谓国家或民族而不惜撒下的弥天大谎……种种，只有极权主义国家、封建专制下方可以有的，那么，在由麦克阿瑟强行推行民主化了的日本，为何仍会有如此种种类似现象呢？

在民主化背后，仍是贵族政体，恰主政体乃至骨子里的专制政体？美国原驻日大使赖肖尔在《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中称：“对独裁权力乃至领袖权威的反感和对群体合作的强烈偏爱，构成了日本政治遗产的特征。”这多少对日木是有所了解，但可惜他对整个的东方专制主义缺乏更广泛的研究，他对“群体合作的强烈偏爱”之实质仍缺乏了解，要知道，所谓的“民主集中”便是这种“合作”的另一种描绘，其导致的则是“集体专制”，这同“理念的极权”并无二致。换句话说，保留了天皇制下的日本，其文化的内核，仍旧是一种病态的专制色彩。日本不可能完全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东方的胎记是无法抹掉的，当今日本政府的处事模式，东方人一看就一目了然。表面上的技术现代化，永远也盖不住骨子里的文化极权。这才有今天与当日被其侵略的国家无法协调的结果。似乎没有一位独裁者，可他们心目中仍有一位不可替代的虚拟的“至上者”，如同《工984》中无法确定其是否存在的“老大哥”。

《战争与罪责》一书中，有一段颇值得玩味的话： 日本面对战败一种反应是“无罚化”，“不想正视自己做过什么，失去了什么”，“另一种反应是由崇尚精神转而崇尚物质，用唯物的价值观掩盖战争的心理创伤，认为是物质力量不够而输给了美国，于是要通过经济复兴，重建工业，赶超美国经济而重新站立起来。这其中隐藏着不承认自己精神颓废，不承认在中国文明前欺北的固执，还隐藏着战争中极端精神主义的反作用而导致的物质主义和经济主义。不是合理的、协调的经济主义，而是极端精神主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的经济至上主义。这不过是把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移向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为物质的富裕就是一切”。

作者并非理论家，但这一分析，同我文前说的外表与内核，可谓异曲同工。或者说，是另一类佐证，颇值得我们深思：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

伯力大审判中，对揭露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而言，功不可没。没有这次审判，二战后对战犯的反人类罪行的揭茸，便是不完整的，只是因为时间仓促，加上美国对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的庇护，这次审判是很不彻底的，揭露的事实仅是冰山的一角。

但审判的对象，却只因他们的身份，便是对热爱和平的善良的人们以沉重的一击，不防随手拈出几位来：

川岛清： 医生、细菌专家、少将军医；

棍家隆二： 医生、医务处长、中将军医；

高桥隆笃：化学家、生物学家、中将兽医；

佐膝俊二：医学博士、军医学院讲师、病理学专家、军医处长、少将军医；

西俊英： 医生、细菌专家；

尾上正男：东京医科大学毕业、细菌专家；

……这一位位，均是技术官僚，医学专家，有的还有博士学位。正因为技术上的精通，他们杀人是不见血的，甚至没有任何负罪心理，而他们只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罪犯中的一小部分，与大量选脱了审判，战后把这种杀人试验成果转换为发财的生意的罪犯们，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这里须补充一句的是，上列罪犯中的佐藤俊二，在被审中完全隐瞒了在广州“波字8604”部队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以致苏联律师在为其辩护时，竟把他在广州视为无所作为，并以此为由，酌情减刑，把原拟判的25年减为20年——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这种商度的医学知识与高明的骗术，隐瞒术当是成正比的。诚信的缺失，撒谎成性，本身就是专制极权下的“惯性”，就算这种专制极权崩溃，也难以一下子纠正。

正是封建专制及极权的惯性、狂热的武士道精神，把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商深的科学医学知识与现代技术效率，演化成了诸如广州南石头——东方奥斯威辛式的“杀人工厂”，那时医学博士们只是坐在操纵台上按按键盘，便可以理智地，不见血地杀人，而且是成批量地生产……尸体。日本的近现代化进程，在精神与文化上不易之下，终于在细菌战中最后完成了白己。这便是日本“第二次大学习”所导致的终结，自然不会把“第一次大学习”中视中国为他们的古希腊和罗马当一回事了。

这样走下去，他们还会走向哪里？

在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之际；

在把二战罪行的成果转化为生意之际；

在“子为父隐”，美化历史，逃避罪责之际；

在……

全世界人民都在叩问。

这正是那么多人签字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务理事国的根本原因。

《战争与罪贵》的作者锥心而问：

那么日本人没有良心吗？全然没有负罪感吗？即使存在担心被周围知晓的耻辱意识，也都无论他人如何痛苦，全然不存在使自己感到痛苦的负罪感吗？

而后，他自问自答：

不，我不愿意这样想。

在这里，我们也愿意说上一句：我们同样不愿意这么想。

无论“二战”给中国每一个家庭造成多大的痛苦——笔者的好些直系亲人便是死在新加坡被围困的日子里，但中国人并非要复仇，他们只需要两个字：正义！

历史的正义，总归要昭示于世界，也包括日本！

对细菌战，细菌战下的“东方奥斯威辛”的破译，是对当下日本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重新认识，历史延续到今天，今天中永远留有历史的投影，这是一位郑重的学者的认识：如果没有顽强的社会心理与精神文化支撑，高超的医学是怎么也不会成为“东方奥斯威辛”虐杀的武器。

这里须重复一句的是：

在寒带使用毒气与在亚热带、热带使用细菌战，这仅仅是自然地理上造成的差别，而其结果则并无两样。

这便是我们称南石头难民所为“东方奥斯威辛”的理由。

这里须说明的是，早在1994年初，广州电视台便约我写成10集电视连续剧《黑色“8604”》，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拍摄，于是便改写为纪实文学《东方奥斯威辛纪事》，这次，承“珠江文化丛书”厚爱，纳入其“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专辑”，并作了相应的修改，由黄伟宗会长作序，并增加了这一前言，且在事件发生地广州出版发行，自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此前言，当是进一步深入思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