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里市场后来因为人越来越多，再加上由于受改革开放不断深人的影响，我们义乌的多数出外做小生意的拨浪鼓手，此时已经感到传统的鸡毛换糖远不如直接做其他的生意收益好了，特别是那些经常跑广州、上海方向的人，更感到摇几个月拨浪鼓，不如走两趟广州、上海贩点小商品赚得多。再就感到廿三里毕竟是小镇，离火车站、离县城又远，很不适合做买卖，于是摇了几百年拨浪鼓的义乌人，从此放下鸡毛换糖的活计，把注意力放在了做各类小商品买卖上。在告别廿三里老街的旧市场时，我们小镇上曾经出现了齐山村的一户农民用了两台拖拉机把全家积存的1吨多重鸡毛换糖而赚来的硬币，拉到信用社储蓄。银行为此发动了全体工作人员整整数了五天，才把这两拖拉机的硬币数清，总共是43439元！
在我临别计三里时，村支书朱有富别有一番感触地向我透露了当地的这一传闻。这个真实的传闻，虽然是在无意间听说的，但它在我心头却占了很大的空间，因为我不止一次在品味拥有吨多重硬币的主人在平时是如何积存它的，而当这些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硬币被满满地装上两台拖拉机上驶向信用社的路上时，其主人该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虽然因为时间关系我没能采访到这位存硬币的农民，但从他一家一户所拥有的如此多的硬币以及他最终毫不犹豫地将其存人银行的那一瞬间，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义乌人独特的积财方式和从商的决断行为，那是十分叫人钦佩和深思的。
许多精神是可以学习得到的，而许多精神又是无法学习得到的。义乌过去创造的鸡毛换糖从商方式流传了几百年，使在一方贫瘠土地上繁衍生息的骆氏后代得以传宗接代。今天他们继续和发扬鸡毛换糖的精神，在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中谱写新的乐章，都具有深刻而不朽@宝贵精神财富。
就在被如今的义乌人、视为中国小商品市场莫基者的谢高华书记到任义乌前夕，义乌所在县城的稠城街头便开始了一群群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这中间有上面提到的冯爱倩、何海美、金莲珠等人，他们都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代经商者。这些人中间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黄昌根一现今义乌人市场里绝对的大亨。
黄昌根也干过鸡毛换糖的事，而且是廿三里市场上最早的客户之一？但因为黄昌根是地主狗崽子，生产队不发他外出从商的证明，于是他只好在家摇他的拨浪鼓。而正是这种非人性的压：迫使这位具有天才经商经验的农家汉子饱受痛楚。在今天千千万平个义乌经商者中，上一点年岁的都知道和了解黄昌根这个人，为在义乌所有经商者的眼里，早期的黄昌根是受苦最多的一个。他母亲是解放前的地主小老婆——解放后改嫁了还当了好人，所以这解决定了黄昌根要比别人更往下低；他黄昌根多才多艺、聪明超人，因而也就决定了在那些特定年代里他要比别人更多地碰上倒霉的事。那年他实在脚痒也想偷蔚出去鸡毛换糖，可老天不作美，在经过一条山溪时，滂沱的大雨唤来咆哮的山洪，挑着货郎担的黄昌根只觉脚底滑，连人带相掉进了滔滔而去的山洪激流之中当时他惟有的一个知觉是：此次是死定了。但上帝没有让其过早地结束苦难，一位卖山货的人路过时搭救了他……黄昌根因此认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哪来福呀？他听说廿三里市场上能做小买卖，于是手巧心灵的他便在自个家里办起一个小作坊一其实就是在家门前挪出一块空地，做黄泥哨子。这种不用任何本钱的事正好适合他黄昌根做。黄泥哨在当时对小朋友们来说是很受欢迎的一种玩艺，只要有力气和手巧就能制作，经黄昌根十个指头来回掐掐捏捏，一把把小哨子就成了，而且他一天竟能做500个这样的小哨。
快来买啊，一分钱个！黄昌根哪敢在市上把这些泥巴做的小玩艺卖高价，他把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压到了最低点，没想这些小玩艺大受欢迎，毕竟一分钱能买到一样东西，再穷的人也不会在乎这么便宜的买卖。黄昌根呢，回家一点钱，整整五块哪！他想我在家挣工分一天也就几毛钱，这几毛钱与五块钱之间的差异可非同一般呀！黄昌根望着门前的一堆黄泥巴乐得合不拢嘴，而就在这…瞬间，他的心灵深处从此牢牢根植下了要出去做生意的坚定信念。但黄昌根想不到他的生意越兴旺自己的命运就会越倒霉。
地主狗崽子搞资本主义肯定是罪加一等。一天，革命领导小组来了一群人把他的家特别是门前那个制作黄泥哨的家什搅了个翻天，最后留下一句话：你要是洱于，就准备再在批、卜大会上下跪吧！黄昌根心想，下跪的日子太多了，我又不是没跪过，汜要让我瞅着五块钱一天的生意白白闲过去，哪怕是难了。这不，不让狗崽子干了，可左邻右舍的老百姓们闲不住呀。捏黄泥哨的活儿大伙都学会了，可没有人会做那模具。于是东家出五块钱请黄昌根做一个。西家又出五块钱请黄昌根再做一个模具，哈，黄昌根乐死了：不到半小时做一个模具赚五块钱，比向己上街买小哨子还来钱呀！黄昌根真是因祸得福着实赚了一大笔当然，邻居们也没有少赚。这是1966年至1970年之间的事。黄昌根那时正少年，脑子聪明好使，费到卖泥哨子的人多了，他便翻着花样卖老鼠药。两分钱一包的磷化锌，经他一加工药性不改价值即变成了两元，升值100倍。那时正值抓革命，促生产的形势下，杀老鼠和斗地富反坏右同是农村斗争的重点，黄昌根因此常常一天就能赚得四十几元钱，而当时一般工人月的工资也才三四十元，用黄昌根自己的话说，老鼠药简直让我对老鼠都有了感情！
黄昌根自己也不会想到，义乌今天出现令世人都瞩目的庞大市场，正是当初有了像他这样一批依靠自己的聪明与勤劳，又不断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与可能，做着一样又一样小而实用的百姓、实用品，才慢慢形成与构筑起了现在中国小商品市场的根基和它的商业定位。光阴如箭，岁月如梭。义乌人还清楚地记着二十年前的稠城街斗，时常有一批极为惧怕被抓却又始终抓而不走的地摊小贩们，整天串东街走西巷别小看了这些人，在义乌人眼甩，这些提着竹篮或者仅拿着一块破布满城跑、满街摆摊的游击商们，无论是在昨天还是今天，他们都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因为正是这些街头游击商的吆喝声，才唤醒了千千万万曾经只会在异乡和偏远地方去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手，同时也给管理这片土地的那些父母官们以清醒的重新认识。
第代的义乌市场经商者都还记得这样一幕；手巧的黄昌根在大街1：正向来回走过的行人演试着他用肥皂重新加工制作的一种新型油渍洗涤剂。用了几十年固体型肥皂的百姓，对黄昌根发明的用**状洗涤剂去污特别是去普通肥皂去不掉的油溃，极感神奇。因此每当他在大街上吆喝售卖这些东西时，总能吸引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而正是这种非正常的街头行为，使得黄昌根―次又一次的被早先的造反派和后来的打击投机倒把工作人员抓起来批斗。黄昌根呢，好像就根本不把这种批斗当回事，似乎自己这样的地主狗崽子不被批斗才不正常呢。生活的无奈和有利可图的**，使他无法不上街兜售他自制的手艺制成品和连同他的聪明与智慧。那时商品乏源的义乌街头众多行人呢，又特别喜欢黄昌根这些人手中的既便宜又花样新的小商品。因而除廿三里外，义乌县城街头便从此不断开始出现像黄昌根一样的小商小贩，他们最初是各干各的游击式的兜售，后来是自发式成群结队地满街吆喝，再后来便是占地为市，设棚摆摊。那是老城的新华书店门口来往的人多，黄昌根等最早吃螃蟹的小商贩们就集中在那儿叫卖，后来他们觉得挤在大街上影响过路行容易被有关部门取缔，这时正好对面有块火烧房基空着，于是到了那儿。不多日子，做买卖和来买货的人越来越多了，黄昌根他们就把小摊延伸到了北门街的两侧人行道。
义乌城内的这条叫北门街的小街从此失去了它的宁静，而整个县城乃至县城外的所有1105平方公里的义乌大地也失去了宁静。神州大地的改革春风和本土上涌动的叫卖声，此时正剧烈地撞击着千万个行程途中的拨浪鼓手，他们从自己的亲友口中知道了家乡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着每一个细微变化。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单一地依靠传统的货郎担去从事鸡毛换糖了！义乌农民们心底里企盼的自我革命的时刻到了！
而此时，一个重要人物也将天降大任似的来到了义乌。
他便是谢高华同志。冯爱倩的一席抨击，打开了这位党的书记的心扉。
义乌人的一场新的为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由此开始……
1988年10月底，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团行十多人应邀赴义乌参加由国家国内贸易部和浙江省联合在此举行的98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我们老中青三代作家都第一次到义乌，一切都感到新鲜，一切都感到惊喜。虽说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走南闯北的文人墨客，啥世面没见过？但我们却真的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市场，而且是在一个显然远离开放地区的小小的县级城市。历经中国农民几次革命运动的《李双双》作者、老作家李准先生本来身体有病，一到义乌却比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兴致勃勃地游览市场。著名诗人李瑛先生更是诗兴大发，长吟农民兄弟赶天路……由于我在义乌逗留的时间比其他人长，所以许多当时我们作家们惊愕的事我都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比如在开幕式那天义乌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踩街游行，这样的街头大活动在京城首都也是久违了。当时我们作家代表团中就有人惊叹地想弄清义乌市政府为了举办这样隆重而热烈的场面而花费了多少财力物力。后来我才知道，整个踩街活动及其所展示给来自四面八方宾客的儿十个方队的彩车等，义乌政府有关部门除了组织外，几乎没有花费任何钱财。
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则向我透露了另一个有趣的信息：考虑到整个活动时间，计划中的方队出场是经过严格的筛选和控制而确定的。但后来活动布置时则令组委会的同志大为伤脑筋，因为政府原考虑为了节约经费，便对参加踩街方队的要求作了原则上的规定，即采取各单位、各企业自愿报名、自筹资金的做法。这条一公布可不要紧，却使具体办事的组委会办事人员弄得不知如何是好。最初一呰日子，报名参加踩街的单位和企业成百个，后来我们作了一定限制，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比如一个彩车方队，早先我们怕因为经费比较大而弄不起来。可事实上消息一出去后，想参加彩车方队的最多。有影响、有实力的单位和企业就不用说了，光个人或以家庭出面的就多得让我们来不及应付接待。大伙都这么说：只要让我参加，儿万几十万的钱是小意思！听了市政府的同志介绍，我手中的笔忍不住有些颤抖，心想义乌人也不知咋回事，做鸡毛换糖这样一分一厘的小本抠门生意是他们，像踩街这样过市一回扔下几万几十万元钱不眨一下眼的也是他们。说真的我有些弄不懂。后来宣传部长朱连芳解开了我心头疑虑，他说富裕了的义乌人现在最想做的是希望能向社会作回报，因此像参与博览会这样很有面子上的事，谁都愿意干。
是啊，人们追求巨大物质利益的最终目的，不就图个过上更加自由自在的幸福日子和心情舒坦的精神境界嘛！
人所具有的巨大的贪婪性与博大的施舍性，总常常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上。对曾经是非常贫穷的中国农民来说，追求基本的生存和富有从来是惟一的也是最终的目标，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几千年来一直为之奋斗过，然而就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过。今天的九亿中国农民中，虽然很多人在新政策下得到了基本和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大部分人仍然处在非富裕阶段。义乌人则不然，他们已经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一切，已经由贫穷过渡到了小康，又从小康迈向富有……而这正是中国农民最梦想实现的王国。
中国农民梦想的王国是个什么样呢？是有田地？不，他们现在已经都有了。是有饭吃？不，他们也已有了。是有钱花？有很多钱花？是的，富有的第一阶段就是物质上的满足，而物质上的满足，也是中国共产党承诺为人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做好的头等重要的事。
实现农村的富裕生活，在我们的传统埋论和概念中似乎只有靠土地一条出路。当然这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我们不能千篇一律。义乌是个人多地少田又薄的地方，人口密度比全国平均密度高出四倍多。义乌人既继续了祖先的从商传统，又适应了新历史条件下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开创了个农民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在今天，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不仅已被从商的经营荇首肯为华夏第一市，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外国实业家们也一致承认它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然而在我看来，义乌市场的有形世界纵然令我们中国人自豪和扬眉吐气，但我更看重义乌人创造的一个滨纷多彩的无形世界，这就是义乌人在建立大市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创经验与不懈追求精神。它的存在，远比一种指标、一幅蓝图要宝贵得多。
义乌人创造的无形资产早已开始发生魔力。不是吗？看一看它与周围地区已经拉开的距离，看一看它与同时代中国农村的进程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1982年，谢髙华书记在听取冯爱倩等经商者的心声后，毅然决定在当时的县城一条老街上辟出一块地用作小市场，并随即发出了农民地域经商的四个允许，这无疑给早已憋了一股劲要想好好干几把的众多拨浪鼓手打开了绿灯。但后来发展的形势之快又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不出多少时间，北门街的小市场人山人海，逢到赶市**更是无法行车走人，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市容，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发展。面对这突如其来所出现的现象，多数人包括不少干部在内不知所措。那时人们的思想里通常把经商与搞资本主义连在一起看待。是放任这样的潮水漫天冲涌，还是及时制止或者睁一眼闭一眼地不去管它？
三种态度，后一种态度居上风。然而已经决出堤坝的潮头怎有回逆之理？就在这义乌市场正式形成的徘徊时刻，一位颇有远见者站了出来，他就是义乌市场管理部门的前身一稠城工商所负责人的徐至昌，徐至昌这个人物在义乌也算是位名人。倒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成了义乌市场管理的奠基人之一的缘故，而是他年轻时就因同单位的人一起到乡下调查的路上说了几句不合时势的话而被人背后捅了一刀，结果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这期间吃了多少苦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他在稠城工商所当负责人时，距平反和恢复公职仅两三年时间。那时北门街冯爱倩、黄昌根他们那些做小买卖的商贩，已经有了六七百个摊位了，可徐至昌他们的工商所小市场管理工作才刚开始，连一间正式的房子也没有，临时租的一间农民房，内放一张办公室、一台扩音机和两条专门用于接待及处理小商小贩的木発。为了照顾另一位日常处理事务工作的同志，他徐至昌甚至连只办公桌都没处放，于是只好天天上外头与工商们为伍。这样的日子还真给徐至昌这位工商干部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十几年后，已经退休在家的徐至昌谈起当年的事依然激动不已：当时我感受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义乌市人多地少干啥啥都上不去，可为啥冯爱倩那帮做生意的事却越做越红火？而且从县委发了《第一号令》后，来北门街摆摊的人与日俱增，最后达到无处退路的地步。好多小商小贩也不断向我建议要扩展市场？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市场管理人员，我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经商者的心声向上反映，而且结合我多年对义乌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考察，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想法，即我们义乌要在没有任何自然优势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力，就应当紧紧抓住农民经商这个积极性，大力开发和拓展商品市场。于是我决定将自己的想法和经商者们的意见，汇总成一份报告给县领导。有人听说后，同工商所的同事就劝道，说老徐你平反才刚过几天舒心日子，千万别再忘了心直口快的教训啊！听了大家的话，我心头也矛盾，同事们的好心我明白。但令我不能平静的是众多经商者们一颗颗滚烫的心。他们听说我有可能因为他们说话而面临双开除的可能时，便都来找我说：老徐你为我们写报告，如果有一天被开除公职，我们就带你一起做生意，去赚比你现在多几倍的钱；如果你坐牢，我们就天天给你去送饭……徐至昌说，~他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人如此向他掏心窝，于是就更坚定了他向领导建议在义乌正式建立商品交易市场的决心。1984年3月15日，一份署有徐至昌大名的《关于建议中共义乌县委采取强有力措施，迅速建成规模巨大的小商品专业市场》的报告送到了县委……
十几年过去了，义乌已今非昔比，徐至昌也从一位年富力强的汉子，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现在再看看当时他写的那份报告似乎并不感觉它有什么太高明之处，然而在那个时期的那种情形下，有人如此大胆地构想出了义乌今天这样一个宏大的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为它所包含的内容可以任我们去畅想，去思考。像今天的经商者不忘谢高华书记一样，义乌现在的经商大户还是小户，只要曾经在北门街一带摆过摊的人都还记得徐至昌给他们提了一件发生命运根本变化的好建议。
徐至昌的报告正巧转到了县委书记谢高华手里，自1982年九、十月县委发出《第一号令》后，百姓对公幵允许经商一片赞美，但随即也有人不断在谢高华耳边吹冷风，说打小市场开放后，所在街道人满为患，经常发生行人与车辆的矛盾。一个时期里居民对此还真有些怨声载道。到底怎么办，当时县委和谢高华书记也正在思考之中。徐至昌的关于移址扩建市场的建议，无疑给谢卨华和县委决策以商兴县的大目标点了把火。
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做什么事？说到底，就是为人民群众办事。徐至昌的建议说明了啥问题？说明了我们当干部的有些思想和观念还跟不上群众。这怎么行呢？这可是要拖改革开放的后腿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谢高华一边抽烟一边不时地站起身子向干部们大声说着，台下则静得出奇。大家知道，这个会议有非同般的意义：县委要作出一项将影响未来义乌的决策，要把经商、兴商当作彻底改变义乌落后贫穷面貌和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战略任务。
我们义乌需要发展，可我们既没有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又连个侨胞侨眷都找不出来。靠什么来着？有呀，人民群众已经给我们指出来了，那就是我们义乌有不怕吃苦不断进取以小本滚雪球的看家本领——鸡毛换糖呀！别小看了这一把鸡毛、一个纽扣，它里面的学问还是进了马克思《资本论》的哟。今天我们要把这看家本领统统的全部的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你们给我举个手，看看谁摇过拨浪鼓？
谢髙华书记的话刚一落，台下顿时哄地热闹起来。
举手啊！台上又催了一句。于是台下树起了森林一般的手臂……
台上的谢高华书记一边重新又点上一支烟——他的烟瘾使他的嘴上基本不断燃烧，特别是在异常兴奋之际。好好，我们义乌不愁富不起来！你们自己着看，除了我这个外地来的和个别同志，你们都曾摇过拨浪鼓，都干过鸡毛换糖嘛！行，义乌以商兴县一定能成，这是我们最大也是别人无法与之可比的优势！
谢书记，是不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放开经商这个口子了？有人问。
这还用问？而且明年再开县委扩大会议，第一议程我就要让诸位讲…讲谁发动群众经商最好，谁就是第一个受表彰的干部！谢高华答道。
那么私人开厂也是可以了？
这也还用问嘛？不开厂就干不了大事。义乌人的厂开得越大，我这个县委书记就当得越踏实！
哈哈哈……谢高华的回话引得一片欢笑。
再想问个问题：我们干部家属能不能也去经商？
可以。干部家属也是群众，也是义乌人民的一分子嘛！
那我们当干部的能不能去参与经商呢？
这可是个尖锐而敏感的问题。喧哗一片的台卜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目光集到了谢高华的脸上。干部们兄见谢高华再次接上一支烟，然后把话筒往嘴边挪了一下，大声说道：只要不影响工作，不搞特权，我看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去经商做买卖！就像你们当年偷偷外出鸡毛换糖一样！
好、好——！干部们说这是文革以后一次最开心的会。而就在这次会上县委作出了《关于建造稠城镇小商品市场》的正式决定，并批示工商局在县城内的太祖畈一带划地建市。
1983年12月26日，义乌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固定场所的个商品市场建成并开业。冯爱倩、黄昌根、何海美等一批曾经多年来一直流浪街头、东搬西移的小商小販们，第一次佩戴着胸徽、穿着整齐的职业服装，像国营商店的营业员一样站在自己的柜台前售货卖商品，他们中间好多人都激动得哭了，因为他们不仅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的经营地方，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像人似的被顾客叫做同志、服务员了。别小看了这种变化，它给予经商者的不仅是简单的一处漂亮的经营场地，它所给予的东西恐怕连冯爱倩他们自己都难以说全。那应该是一种人格的恢复，一种必须的尊严，一种可以施展才能的战场，或者说是一块通向自由王国的天地吧。总之你只要能比喻出的都可以用上，因为今天的义乌人从建立正式市场后从中获得的内容太宽泛和丰富了。
赚钱在当时是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现今在义乌名声显赫的大户几乎都是在那个时期真正发迹的。
此间担任市场个体劳动协会主任的何海美，给我谈了她在那段时期的心理历程——
从简陋的北门街的地摊市场向第二代市场进驻时，有一天县城所在的稠城镇位领导的秘书突然来找何海美，给她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说何海美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领导安排你到义乌饭店上班。如果这个消息提前几年，何海美一定激动得向这位秘书同志跪下来谢他，你想，一个乡下户口的农家女子出嫁到城里后，她何海美近十年间为了寻找一份工作，不知求过多少人，但回答她的最多也是一份临时工。那时对何海美来说能有一个正式工作不仅保证了自己和新出生的儿子有饭吃，而且更看重的是意味着她的身份得到了彻底改变，即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城里人！那时在普通的农民眼里，一个城镇户口、一份正式工作，就是搬不尽的金山银山。但令这位秘书没想到的是，他过去一次又一次接待的这位要求安排工作的何海美，竟然摇摇头回答说她现在兵想经商，不想再要啥正式工作了。想好了？可别后悔。早想好了，决不后悔。何海美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的好意，是有她道理的。她说她当时看到第二代市场的建设，特别是政府和顾客们开始把她这样过去被赶来赶去的小贩也当作人一样对待了，心里有种说不尽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