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美是我见到的众多的经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五十的她依然风采不减。何海美年轻时没奔上好时光，聪明伶俐的她因为文革只好过早地做了初中毕业生。由于个头矮小，与别人一样干一天重活，她只能得4、5个工分，到年底分红连件衣服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给了城里做工的小金，丈夫一个月33块工资，那时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儿子生下后，由于户口只能随母亲，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过。更让何海美难上加难的是她母子俩所挂的户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给了城里人为由，连其儿子的口粮一起吊销了。家在城里的何海美却在城里又找不到一处可以煳口的活，于是就凭着自己手巧开了个成衣店。这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闯进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说地找走了她的缝纫机，并严厉地责令道：出路只有一条：关店别干。何海美天性倔犟，可为了儿子和丈夫，她含泪低下了头。俗话说：置死而后生。就在何海美欲生无路时，她的哥哥在部队回家探亲时带了几张剧：照，令左邻右舍的年轻人爱不释手。对啊，这是个来钱的好买土哩！何海美心灵手更灵，她知道照片制作并不太难，于是就花了35元本钱，买了一套简易的洗相设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放《红楼梦》戏剧片，看厌了样板戏的人们对这种古装戏异常有兴致，几乎场场爆满。何海美似乎有种特殊的商业敏感，她拿了一台借来的旧照相机坐在电影院的第一排，看准年轻人喜爱的几个镜头连连咔嚓，又回家连夜将照片冲洗出来，第二天当她带着自制的照片在影院门口的石板上摆起小摊时，围观者竟然里三层外三层的。一场电影下来，她所洗的几十张照片全都出手，许多小年轻连价都不问一声便买走了。
一二……五六……何海美偷偷一点，净利十几块钱！那一天她乐得嘴都合不拢。生意就这么做开了，但那时城里根本不允许有生意人出现，何海美只好到乡下的廿三里镇，据说那儿每逢农历―四七集市时可以摆摊设铺。头一回到廿三里，何海美看到的所谓能做买卖的也就是有那么百十来个人分坐在那条老街两边摆上些各式各样的小百货小杂品而已。何海美对当年到廿三里摆摊的情景记忆犹新：头天晚上夫妻俩先把照片洗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得出发，那时从城里到廿三里镇不通汽车，就是通了汽车也没人乘一做小本生意时的义乌人从来不会轻易花一分钱。廿三里的做生意光景，何海美一回忆起来就想笑：那时既没有摊位，也没有桌椅，我就在胸前挂一只哥哥给的军用挎包，站在供销社门门把一大把照片样张往一张白纸上一粘，就开始吆喝起来。我当时做的生意对一直做鸡毛换糖的本地人来说是个新鲜事儿，开始没有人买我的货。我便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对他们说，你们只管放心拿去转卖，卖得好我们双方赚钱，卖不掉可以回还，反正我天天在这儿，放心好了！这一吆喝还真灵，三三两两地就有人从我手中把照片买走了，因为有人真的把我洗的照片带到南昌、合肥等赚了钱，他们把一两毛钱的照片卖到一块钱一张，所以后来好多人从我手里进货，我便成了廿三里市场上惟——个经销照片的业主了，生意自然超出了想象。不夸张地说，后来我们义乌出现闻名全国的印刷品市场，最早就是由我卖小照片成功后引发的。
关于义乌的印刷品市场几年前就有所闻，不想它的发源竟是一位普通农家女的几张照片引来的，这真让人感到市场经济的魔力之大。如今已经发展有几万种热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每一个义乌小商品，毫不例外地都有像何海美那样一支支动人肺腑的传奇故事。
我第一次走进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内的繁花般的世界里，一眼就被市场里头那望不尽边际的花类摊商所吸引。记得在京城有一次误闯小商品市场，我的女儿竟然再也不舍得挪动脚步，无奈中我也忍住性子细细观赏起这些据说来自义乌的头花小商品，不想我完全被义乌人创造的这些奇妙的手工艺品折服了，一方面不仅它有巧夺天工之奇，另一方面它的品种之多让人难以想象，更重要的是义乌农民们所拥有的那种叫城里人都感到超前的意识，令人由衷的钦佩。那天我女儿趁机大捞了一把，回家的路上要不是我帮着提拎那一大包玩艺，她一个人无论如何是回不了家的。更叫我称绝的是一向对商品买货异常挑剔的妻子，这一次却格外喜爱女儿买回的义乌头花产品。来到义乌的收获之一是使我有机会直接认识开发头花商品的这些拨浪鼓手。
义乌人告诉我，他们的头花产品源于廿三里的郑山头村。现在这个小村子已经成了头花专业村和全国的头花生产基地，每年出产的各种头花、插花、礼品花及其他花类商品已有上千种、万余吨，除供给全国几百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外，还销往香港、美国和南非等十几个地区与国家。其实头花产品完全是我们义乌人在鸡毛换糖过程中所创造的无数商品中的一个小品种而已。郑山头村的百姓回忆说：1982年，廿三里派塘李樟弟从广州带回一朵头花，是用纱绸制作的，老李买来是给他媳妇戴的。偏巧被我村摇拨浪鼓路过的金正海看到了，他当即想仿制。但李樟弟给媳妇买的头花用的纱绸只有广州才有货，有心计的金正海想了想能不能改用他平时鸡毛换糖从湖州红旗绸厂买的纱绸替代？一试果真行，金正海把自制的头花往市场上一投，姑娘、嫂子们爱不释手，销路旺盛，而且每只头花可净嫌利润五至八毛。金正海也是好样的，见头花生意好，毫无保留地向村上人传授开了，于是郑山头村在短短的时间里，家家户户都做起了头花生意。郑礼龙和郑朱龙、郑以枫、金益平四人还率先在这一年办起了头花专业厂。虽然当时这四户的厂不算大，但却是义乌农民从手工作坊式的加工业向机械工业迈出的具有历史性的关键一步。郑山村离城镇较远，开始大伙用自行车驮着货上街卖货，可供不应求；他们改再三轮车驮，还是供不应求；于是就同城里的汽车站商议开通一趟客车送货，然而依旧满足不了要货的客户。干脆，再加租一辆行李车！儿位头花生产的大户一商量，事情这么简单地定了下来。稀罕事，农民进城经商买月票！郑山村人的头花生意，惹得《人民日报》等都发表文章道。
现今有头花大王之称的郑礼龙，忘不了当年的郑山村从亊头花生意的初期，他为了留住进城送货的汽车司机们，亲自出钱修建了驾驶员停车场和宿舍。冬里，他怕司机冷，便每人供给一个电热毯；夏天热，只要司机一进村头，他便送上冰过的红枣绿登汤，有个夏季，光红枣他郑礼龙就买了100多斤。那时其实我不是怕送货的司机跑了，而是怕咱们郑山村的头花生意给别人抢走了。这不，后来我们的生产发展了，生意越做越大，自己都有了汽车，村上也有了四通八达的商业专线，头花的生意更是做遍了全国、全世界……郑礼龙不无感慨。
在廿三里的街头，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有位妇女叫金惠明，她丈夫在廿三里的街头听人说有种铁皮五角星很走俏，她听后暗喜，因为金惠明的远房亲戚在办铁皮加工厂，自然每天有不少边角料白白处理掉。金惠明心一动，连夜从亲戚那儿拉回一车边角铁皮，又和丈夫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地干开了。丈夫军人出身，对五星有特殊感情，他把铁皮五角星认认真真地漆上了红颜色，于是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红五星就这样出现在廿三里市场上。令金惠明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货一上市就被人一口吃掉，而且卖了个好价钱。她回家把喜讯告诉丈夫，两人兴头上决定：咱就做这红五星！这一干就收不住了：每天上午金惠明蹬着车到亲戚的铁皮厂把边角料运回家，下午就动手干起来，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停工。第二天天蒙蒙亮再到街上卖掉，如此一阵子干来，她金惠明竟成了市场上销售铁皮五金的专业户，本地商外地商都找她要货。于是金惠明由手工加工改为机械化生产，她的红五星竟然后来走遍了江苏、湖南等大半个中国。几年之后，做铁皮生意的金惠明成了义乌市场上的家电销售大户，而且直接能在自己的家庭工厂里生产出热销的产品。
仿佛还是昨天的事；20年前，在城市里的姑娘们突然对一种折叠伞如醉如迷。谁要是手中有把花色小折叠伞，便是一种可以在别人面前显耀的本钱。记得有一次我从云南边境花了20多元买了一把带给了在北京的女朋友，她单位的小姐妹们见后嫉妒死了。但之后没几年，中国大陆的市场上便到处有了各式各样的色彩鲜艳的小花布折叠伞。而给中国人创造这美丽世界的竟是我们的义乌农民，这就是在义乌无人不晓的九联村制伞专业户们。九联村龚姓居多，十几年前，村民龚益民、龚昌金等龚氏兄弟看到南方一带的城市姑娘爱随身带一把花布折叠伞，雨天阳天都能用得下，便回村一商定，办起了一个制伞厂。不多日，小花布折叠伞就在廿三里一带市场上卖开了，客商像疯了似的抢着要货。于是小制伞厂变成了大制伞厂，一个厂变成了五个、十个厂。不到两年，全村八十多家农户在农闲时一半以上参与加工折叠伞。由于九联村的花布折叠伞在市场上销路好，自1994年起，全村人全部投人了制伞业，即使这样，他们的生意仍供不应求，因为每年市场需要他们500多万把伞的生产量。现今的九联村不仅自己成了制伞基地，周围的几个村子也成了他们的联营户。有人曾计算过：中国现在每年的折叠伞，市场销量在1000万把左右，而从义乌出品的则达95，从九联村一带出品的占了其中的90以上。你看，常常是义乌人的一个小小的动作，竟给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带着某种革命性的冲击！以花布折叠伞为例，十几年前的每一把这样的小伞市场在二十来元，现今在义乌市场上三四元钱一把就可以成千成万的批发到。这不是革命性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真不要小看了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精神。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史书中，专家们儿乎通病般喜欢记述昨天的微商和今天的比斤，盖茨式的传奇与业绩，但我以为应该在今后的世界商学史中加进摇拨浪鼓的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经商精神。在我看来，影响中国封建经济的徽商和影响今曰世界的比尔，盖茨固然值得我们作为座右铭来推进未来的市场经济革命，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国家，发扬鸡毛换糖的经商精神似乎更显得重要，更显得有中国特色与中国国情。
千千万万义乌人前仆后继地摇动拨浪鼓，不懈地进行着鸡毛换糖，其市场意义的理论价值非同小可。它可以视为中国的一种固有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人朴素勤劳的美德遗风。鸡毛换糖在一定程度上它既是人类最原始的交易取值方式，同时又是现实时代人们渴望倡导的敬业体现。有一种简单的理解：先不论我们已经比较富裕后的今天，既然是在我们谁的手头都比较拮据时，有人可以厚着脸皮去讨饭，或者干脆冒着胆子去偷去抢，但却很少有人愿意学着义乌人的样，挑着货郎挑，摇着拨浪鼓，专在别人欢颜笑语的喜庆节日里出远门、走长路；每每论说生意，有人总会夸口要赚大把大把的钱，却从不愿像义乌人走百里、上髙坡地去依靠鸡毛换糖挣回那一分两分的脚力钱。许多专家在考证义乌小商品市场后常常感叹：为什么一无地理优势二无产业特色的义乌人能创下震惊世人的奇迹？左说右说的论点很多，但没有哪一条叫板到点子上，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理论家们无法深刻地理会和感受义乌人在鸡毛换糖中所磨铸的本质东西。一句话，没干过拨浪鼓手，焉能懂得鸡毛换糖之奥秘和甘苦所在。不懂得这一点，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弄得清义乌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鸡毛换糖有着深刻和无垠的商业奥秘与精神实质。只有在久摇拨浪鼓的旋律中才能细细品出它的独特性与深刻性。
对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来说，廿三里是一个特殊而又不可抹去的里程碑，它不仅缔造了拨浪鼓和鸡毛换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形成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把义乌农民在20世纪末所进行的伟大实践，看做是中国农民运用邓小平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进行的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那么廿三里走过的路则是这种伟大实践的缩影。
廿：三里，当我着意再一次满怀情感迈步在那条百米老街时，我仿佛听到脚下无数块青砖都在隆隆发响。呵，那是千千万万个拨浪鼓手在向苦难的历史告别发出的铿锵步履和向往新生活的嘭嘭心跳声。呵，当我的脚步轻轻移动在那每一块青砖石垒时，分明再一次清晰地感受到那一条条缝隙间流淌的正是义乌人几百年来向命运奋争所付出的成吨成吨的血与泪；而踏步在老街尽头那小桥头的级级台阶时，我分明意识到义乌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奔小康过程中所肩负的沉重……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在那割尾巴的年代，有一妇女想上街用自己的长辫去换几盒蛤蜊油，途中，一群造反派丧心病狂地抢走了她心爱的长辫后向她扔下一堆唾沫，并骂道：见鬼去吧：臭资产阶级分子！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当有个农民第一次提着自家的母鸡上街想为新出生的儿子换几块稍稍柔软的尿布时，突然一群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人员将他拉进一间黑屋责问，而胆小的他竟然吓得当场小便失禁……
我忘不了有人告诉我：那年的一个风雪之夜，有位地富反坏右子女刚把几盘义乌青的糖块和货郎担备好，几个打砸抢分子带着棍棒和手电不由分说地横冲直撞进门，将那副未挪窝的货郎担和青竹做成的拨浪鼓，连同其主人一起砸得皮开肉绽……
我更忘不了冯爱倩说的：有一次上苏州没有进到货，我就改道到上海，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货进到后，老天下起了大雨。为赶路，我便冒雨挑着担子上火车站。哪知车上人很多，车厢挤得水泄不通。车门进不去，我便想扒窗子。可当时衣服湿，手也湿，车身也湿，我攀着车窗刚往上挣扎，手突然一滑，我的整个身子像小泥袋一样重重地摔在铁轨上，头也摔破了一层皮，疼得怎么也动弹不得。可眼看火车快要开了，我不顾一切地跳起来伸出双手再一次扒住车窗，但我还是勾不住，因为我的手是滑的，车也是滑的，可火车则在隆隆启动，我当时真的眼泪哗哗往外流，就在这时，是车上的好心人伸手将我拉了上去……等火车到了嘉兴，我透过车窗见也是经商在外的我们义乌的楼香云等四个妇女，正在站台上焦急万分地一边嚷边跺着脚，个个全身淋得像落汤鸡。我心头一阵酸痛，忙伸出双手招呼她们。我一手接过她们的货担，手抓住她们的胸前衣襟，拼着全身力气将她们一个个拉进车厢。楼香云她们上气不接下气地倒在车厢内脸色苍白，刚开口就哇的号啕大哭起来，那情景我至今想起便想哭……
我更忘不了朱关龙说的：那是1985年正月，我同堂弟楼桂贤和楼华明一起到温州进货。由于春节刚过，在温州一时找不到货源，于是我们又回到以往落脚的永嘉一带寻找货源。我们搭乘的是一辆机动三轮车。那三轮车刚开出不到十分钟，突然与迎面驶来的一辆大客车顶头相撞，我当时只听耳边一声巨响，随后是身子翻了个个儿，便不知人事……当我清醒过来，从倒地的车厢爬出时，第一眼便看到的是我的堂弟一动不动地倒在一边，他的嘴上和鼻子边直冒鲜血。坏了，堂弟他死了！我的最初反应就是这个。还有楼华明呢？我转头一看：楼华明正痛苦地呻吟着指指他的腿：快快，我的右腿不行了！我一看，他的脚不多不少，被扭了个180度。我想起了自己曾在部队学过医的，便迅速上前抱住他的腿，来了个扭正动作。老天有眼，还真的成功了1当我再回头时，发现堂弟的身子轻轻地扭动了一下，啊，他还活着！还活着！我悲喜交加地一边告诉楼华明，一边开始上路招呼过路的车子，请他们帮忙搭救我奄奄一息的堂弟。可……可我太失望太痛苦了，从我身边至少驶过了十多辆车子，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搭救我们，我眼看着倒在血泪中的堂弟带着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痛苦地离开了人间。当时我的堂弟年仅25岁，原定正月十五去完婚，可为了生意而被意外的事故就这样永远离我们而去。多少年来，每每想起那一幕，我的心总难平静，因为春节，我求了好多人想把堂弟的遗体运回义乌，却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愿意拉尸体的人，我为此伤心了好久好久……
我更忘不了卢浩说的：我父亲原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中校教官，1949年在杭州投诚，经过党和政府教育，被留任在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院校任教。在极左年代，我父亲阴差阳错后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于1965年病逝。他老人家一死了事，而我却从此成了罪人。反革命狗崽子成了我儿时的别名。长大了，没人愿意嫁给我这样的坏蛋，无奈我跟自己的表妹结婚，而这我从没后悔过，然而有人却连生活的权利都要从我这儿剥夺。村上的人可以出去摇拨浪鼓，我却不能，似乎放我一出去就会跑台湾去。十年浩劫结束了，我也由狗崽子变成了与别人一样的可以行使正当权利的公民了。可在最初的开放年份里，一切变化都在非常非常的沉重之中。村上的人都开始经商做小买卖，我学着也捣鼓起来，可刚一动手，背后的枪手就来了。那年，队上分给我1200元的政府征地费。苦了快半辈子的人了，我也想学着大伙的样做起买卖。于是我到杭州边的一个地方进了1200双袜子，下午坐火车回义乌。那时车站上的打击投机倒把的便衣检查人员到处埋伏。我刚把200双一包的袜子从车窗递给妻子，突然几个彪形大汉从我妻子的背后冲上前来，扭住我的妻子胳膊我一看吓坏了，慌忙将头缩回车厢内，随即脱下外衣，又转换7—个座位。我知道不这样做的话，马上就会面临噩运。果不其然，几个便衣检查人员迅速登上车厢，逐一搜査，好在我若无其事地装着与一位乘客聊天，才未被认出。可等检查人员下车时，我摸摸自己的衣襟，早已湿尽了一片——那是冷汗呀！我好怕好怕，怕得不知如何处置：是下车还是怎么着？我心头只有个念头：绝不能让我全家的1200元货物泡汤！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车开了，开到了离义乌的另一个地方，我又急又怕，这时一个好心的乘客帮了我，使我在半途跳车逃下了火车。我终身难忘的那是个再不能黑的夜晚。当我一脚卨一脚低地摸着回到家门时，妻？
哇的一声哭得差点背过气。她告诉我：来搜家的人刚走十儿分钟……第二天一早，我就被叫到车站候车室一个房子内受审。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把你弃农经商搞资本主义的罪行交侍出来！瞧，那时候做点小买卖有多难！多心悸啊！从4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小屋子出来后，我的后背就像多长了两只眼睛，时不时地往后要看看有没有人在后面盯着呢。妻子劝我说有什么怕的，咱一没偷二没抢，让我再去街上卖袜。我就是不愿去，她偏让我去。最后我只好去，当我战战兢兢提着一包袜子上到街头刚放下正准备吆喝。我又一下目瞪口呆：几个打击投机倒把人员像铁面包公似的站在了面前……我怕，我真的想如果不是后来党的政策开放，我现在恐怕早已得精神病了，咱义乌人做买卖的开始时期，没有几个不像这样天天是在心惊肉跳的情况下出外摇1拨浪鼓，做小买卖的……
在我去拨浪鼓故乡的那一天，廿三里镇正在举行一个特殊的表彰会，几十名自动出资捐助政府修路的农民披红戴绿、手持镜框，从崭新的镇政府大楼里走出。当我得知此情况时很想上前采访一下这些无私为公益事业作贡献的农民兄弟。但我始终未上前打扰哪一位，原因是廿三里镇党委女书记告诉我，她这儿的大多数公路都是农民自己集资兴建的。开始我心头有些疙瘩，想是不是这里坑害农民的现象很严重？女书记大笑起来，说这可是你们太不了解咱义乌人了。她说我们义乌在处理农民利益问题上在全国也是做得比较好的，从不在利益问题上坑害农民，恰恰因为在政策和制度上这么多年来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农民才真正富裕了起来。而富裕了的农民今天他们又主动自愿地出钱出力来支持政府搞基础和公益事业。比如像最近镇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当地的投资环境，决定修建一条新交通要道，由于政府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当农民们知道后，主动组织起来进行捐献，三西多万元没几天就集齐了。女书记自豪地说，在义乌，农民们在做生意上一分一厘会算，但对支持公益事业上也是最大方的，几千元、儿万元甚至几十万、几百万的拿出来不眨一下眼，而且是作为一种荣耀。我相信，因为在去年的那场大洪水过后的捐助活动中，义乌农民的捐款数额在全省是最高的，如果人均计算恐怕在全国农民中也是最多的。有位农民一个人就捐了10万元。
这就是义乌人。他们的每一次抬手举足都叫人心服口服，都叫人难以置信，然而我们更多的是缺少了解他们每一次举手抬足时所经历的非凡。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