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深入三峡库区，就不会知道真正的移民工作重点在哪儿。到了库区走一走，才知道移民的最大战役是在那些城镇的搬迁过程中。

据统计，三峡水库淹没线以下的县（市）城13个，建制镇或者场镇114个。湖北的秭归、巴东和兴山县城；重庆的巫山、奉节、万县、开县、丰都和云阳县城基本全淹，还有涪陵、忠县和长寿县城大部分淹没，这就是说，以上县（市）城内的居民都是移民对象。过去的街道、码头、工矿企业、商店、学校和医院等一切城市基础设施将随之搬迁。

没有比这更波澜壮阔、更激动人心的大搬迁了！我三下三峡，亲眼目睹了库区城市的建设与搬迁过程，那种场面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有情不自禁的冲动。

那一天与素有“中国诗城”之称的奉节县陈县长见面，正好是他刚刚从旧县城赶回来的路上。陈县长顾不得拍一拍身上的灰尘，颇为兴奋地指着身后如长龙般的车队对我说：“每天我们要派出200辆的大卡车，从旧县城向新县城搬迁。这已经搬迁了三个月！估计还得用个把月，才能把旧县城的人和物全部搬迁到新城。”

三四个月！每天200辆大卡车！你见过这样的大搬迁？这不是一场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战争又是什么呢？

陈县长还告诉我一个数据：“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由于新县城正在建设之中，居民们大部分仍住在旧城，学校先搬迁到了新县城，每天从老县城接孩子们到新县城上课的车辆就有50辆之多！”

我不敢相信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个江边的小县城，一个在山体岩壁上盘旋着的公路上，每天要进行如此规模的如此长久的大搬迁，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大战役？而作为战役指挥者的陈县长他们所要付出的心血和代价又是怎样的呢？

无法想像，也不敢想像。我知道即使在北京这样有宽阔马路、一流交通设施的大城市，每一次几十辆的车队要通过长安街时，指挥者的心也总是吊在嗓子眼儿——惟恐出一丝差错。

三峡移民的十几个城市，114个镇（场），在几年中天天进行着这样的大搬迁！你我去那种地方当一回县长市长镇长试一试，敢吗？

三峡移民战斗中，我们的各级领导与干部们，押上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

然而，这仅仅是表象。

在三峡库区，几乎所有被淹的城镇，都是历史名城名镇，也就是说都是老祖宗们传下的宝贝疙瘩。怎么个搬？怎么个建？一句话：动一动，都是非同小可！

城市的迁移，决定着三峡库区的未来。每一个方案，每一个部署，都将影响子孙万代。

科学的决策更显得至高无上。

湖北秭归的秭归县历史悠久，商朝为归国所在地，周朝为夔子国，战国后期称归乡，距今已3200余年历史，先后7次迁城。秭归老县城归州将全部被淹，需易地迁建。旧县城太小，站在屈原寺的大庙高处望去，就像临江戏水的一个脚指头。整个旧城就那么两条街，最宽处不足7米，县长书记进县委大院从不敢放心大胆地坐着车子进去，因为只要对面有个人骑辆三轮车便可堵死道路。老县城没有一个交通警，更没有一盏红绿灯——事实上这些都根本用不着。3万来人，挤在不足1平方公里面积的这么一块小斜坡上。用秭归移民办公室主任王海群的话说，是“晚上睡觉都不敢痛痛快快放个屁，怕吵醒隔壁邻居”。这位湖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的公务员告诉我，老县城不但没有交通警，没有红绿灯，就连一所公共厕所都没有。“我们这里的干部群众最平等——没有坑位，你县长书记照样等着忍着；有了坑位，你官大官小也照样平起平坐不是？”

可是今天我到秭归新县城所看到的，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景象让我感觉似乎连现在的北京市在许多方面都比不上秭归县城——可以说我对三峡库区的那些搬迁的新城镇都是这种感觉，因为在那里你看不到一所破旧的房子。这是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是深圳都不可能做到的，三峡库区的搬迁城镇却都做到了——他们居住在全新的漂亮的整齐的现代化的街道和社区内……

有句话叫：吃尽苦中苦，才有甜上甜。三峡搬迁城镇的人民享受着这份苦与乐。

他们在移民和搬迁中用智慧和奋斗创造着历史的新奇迹。

秭归县是三峡水库“首淹之县”，老县城属于全淹地。于是在三峡工程建设即将上马之际，有人传言说，既然归州全淹了，干脆将秭归一分为三，彻底抹了算了。“一分为三”是指将秭归分给临近的巴东、兴山和宜昌县。

“谁想当‘秭归末代县长’，谁就来接班，反正我不干！”时任秭归县长的汪元良愤怒地批驳谣言。

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单单这一条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也不能没有它。县一级行政区划的决定权在北京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不是谁说说就能做得到的。秭归人因此开始努力争取寻找走出大山发展的机会和可能。

他们把新县城的城址选择在离三峡大坝最近的地方。俗话说，依山吃山，傍水吃水。三峡大坝世界瞩目，如把县城建在大坝最近的地方就能迅速使县城与现代化接轨。

不行。管理长江包括三峡在内的实权机构——“长江委”否定了秭归人的梦想——三峡大坝7公里之内不得有城镇出现。

秭归人挨了一闷棍后仍不死心，而且有了更大的设想。他们在三峡大坝的下游看中了一块叫做高家冲的地方，不过那地方不属秭归，是宜昌县的。“没关系，试试呗！”秭归几位领导找到直管宜昌县的宜昌地委书记。

书记一听，笑了。然后摇摇头，说：“把自己的地种好，别总想打别人的算盘。”

秭归人好不懊丧。

那一年，国务委员陈俊生正好到秭归视察。

“有什么要求和想法，可以说来听听。”临走时，身兼国务院秘书长的陈俊生问汪元良。

汪元良一急，眼泪都快跟着出来了：“首长，我们秭归人民不怕为三峡作出多大的牺牲，就是担心没有一个好的县城城址供我们选择和决定啊！”

“别急，从头到尾慢慢讲来我听听。”陈俊生安慰道。

汪元良便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

最后，陈俊生叹了一口气：“秭归新城不定，就是五心不定，五心不定，就会输得干干净净。”

“首长，太谢谢您的理解了！可这么大的事我们做不了主啊！”汪元良又急出了眼泪。

陈俊生笑笑，站起身来，深情地拍拍小伙子的肩膀：“你把秭归的材料和报告都准备好，找个机会到北京去找我。”

“唉！”汪元良又掉了眼泪。

秭归人好不兴奋！他们随即投入了新县城选址战斗，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选在一个叫剪刀峪的地方。此地离三峡大坝最近，未来发展空间不可限量。

四大班子的决策会一散，汪元良县长带着资料和报告，直奔宜昌地委。这一关非常顺利，他又到了省城。

主管副省长一看报告就点头：“凡是好事，我都会全力支持。”

报告很快转到民政厅。管规划的专家对秭归新县城地址提出两点：一是那个剪刀峪是不是地名？得调查一下。二是如将县城定在这一地方，生活用水问题怎么解决，报告中没有注明。

汪元良县长急得直拍胸脯：“好好，我们马上回答好上面两个问题。”程序上的事急不得，汪元良为此花了9天时间。事后他说这9天里他急白了不少头发。

省民政厅的批文下达当天，汪元良直飞北京，住在国务院三峡建委招待所。怎么进中南海找陈俊生秘书长呢？

急中生智的汪元良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李伯宁！求他准行，老头是个三峡热心人，只要一提三峡的事他总是倾全力帮助。汪元良心头一喜，连夜找到李伯宁家。

秭归人民为三峡作出那么大的牺牲，这个忙我一定帮到底。李伯宁见过汪元良，立即挥笔给陈俊生写一封信，然后又叫自己的秘书，用他的专车亲自送汪元良进了中南海。

那一天太阳特别明媚，汪元良深情回忆着——日理万机的国务委员陈俊生见他后，很为汪元良的办事作风所感动，明确表示会马上将秭归迁城报告批转给民政部从速办理。

20天后，来自北京同意秭归县城搬迁新址的“红头文件”到了汪元良手里。那一天晚上，汪元良和县委县政府的几位班子成员畅快地喝了几瓶烧酒……

“8年啦，别提它啦！”酒桌上，汪元良他们时哭时笑，一直闹到天亮。第二天一早，几大班子人员全部到了县城新址，面对举目可见的长江三峡大坝坝址，他们不禁兴奋地敞开心扉大笑起来，那笑声在峡江两岸久久回**……

6年后，与三峡大坝毗邻的秭归新城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三峡库区第一座依靠国家、本地和对口支援建设起来的全新的现代化新城，它的城区面积5.5平方公里，4.1万多被淹移民全部搬迁到新城，而且新城还留有6万人居住的空间。在采访三峡时，我有幸专门参观了这座搬迁了7次的屈原故里。如今的秭归已今非昔比，新城那几十米宽的马路，那成片如林的高楼，那绿阴镶嵌的巨型休闲广场和保持原生态植被的自然森林公园，一直延伸至三峡大坝下……它有着无可比拟的独特地理优势，有着现代化城市应有尽有的发展空间，难怪连“澳门赌王”何鸿燊先生都跃跃欲试要在秭归投资未来的“三峡水上飞艇航母”……

与秭归相比，开县的被淹可以说是“飞来横祸”。它距长江70多公里，许多当地的百姓，一辈子连长江是啥样都不知道，可三峡工程却使他们成了移民。干部们告诉大伙说是以后三峡水库的大水要把这儿的房子和田地全淹设，所以才让大家搬迁的。这不是“飞来横祸”是什么？

开县是共和国开国元勋刘伯承的老家。这是一个“六山三丘一分坝”的特殊地区。在开县全境，即使登高远望，也见不到滚滚东去的长江。开县建县于东汉建安二十一年（公元192年），是个有着1780多年历史的老县，现有人口140余万。此地虽山高路深，却是物产丰富、矿藏遍地的聚宝盆。县境内有个储量500亿立方米的特大型天然气田。开县的柑橘年产量达6万吨以上，在三峡库区名列第一，素有“金开县”之称。

在三峡库区，那些依长江而居、吃长江水而长的人，此次因兴建三峡水库搬迁，在情理中。可开县人感情上有些不好接受：他们与长江“井水不犯河水”，偏偏回灌而来的长江水，将淹掉他们开县高达85％以上的面积，受淹的人口12万人，接近三峡北库区的全部被淹人口。

当三峡“175方案”传出后，“金开县”上上下下几乎全都沉浸于欲哭无泪的状态之中。一方面，建三峡水库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必须全力支持。另一方面，自古以来自产自足、年年丰裕的开县与长江“井水不犯河水”，现在要为长江作出牺牲，而且牺牲的几乎是“金开县”的全部——其实就是全部：被淹的85％的地方都是开县最好的坝地和山丘，剩余的15％的地方都是高地荒山，是不可种植之地，更不适合人畜居住。沿长江的被淹县市，一般都是“一条线”式的，呈现梯级状态。开县则不然，它的淹没区呈一个巨大的葫芦体，地势平坦，高低差几乎没有，一旦三峡水库蓄水，淹没将是一次性的彻底的淹没。开县领导算过一笔账：县城和10个镇（场）全迁，按开县自身的建筑施工能力，需要35年才能完成；如果引进一支3000人的建筑施工队伍，在资金保证前提下也需要19年。作为纯粹的回灌被淹区，开县的损失还有一个最让人有苦说不出的隐性问题：由于地处水库回水末端，三峡电站蓄水与放水形成涨落（汛期水位145米至150米，汛后的冬季水位175米）。每年30多米的“涨落”造成被淹区时裸时泡，必然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气候变化。处在已退至高山丘地的开县人如何面对？而这一切又不是在当初“长江委”进行的实物指数调查中所能体现出的。

开县吃足暗亏。他们在高喊“支持三峡建设”的同时，心头裂开着一个血口。也许正是因为开县远离长江，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淹没大县和移民大县，却很少能见到高层领导巡视。相反，那些淹没不算很大的地方因处在三峡名胜，却总有人光顾……

开县人默默地承受着，期待着。

终于有一天，他们盼来了中央领导，盼来了能够表达心里话的机会。

“正是不到开县看一看，就不知道三峡移民有多难啊！”全国政协副主席、“老水利”钱正英面对开县风景如画的秀山良田，感慨不已。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看了开县的坝子，听了县领导的汇报，又深入到被淹农民家里，然后站在大片大片瓜果飘香的坝子面前，久久不语。他深情地说：“来开县两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开县为三峡工程要牺牲那么大，二是没想到开县这么繁荣。”

三峡整个库区都难寻到像开县那么好的坝子，淹没了太可惜！郭树言立即指示一起到开县的三峡建委移民局和长江水利委员会的负责人：“马上着手对开县淹没和移民情况重新作调查研究，以供国家最高层正确决策。”

一场尽全力保护“金开县”的战斗在轰轰烈烈的三峡大战中悄然拉开序幕。

同年10月，当郭树言再次来到开县视察时，随行的长江水利委员会的人便带来了《 小江大防护工程规划设计报告 》。这个《 报告 》是建议在长江支流的小江下游云阳县的高阳镇修建“小江水利枢纽”，从而将三峡库水拒在开县门外，用电排抽小江水至三峡库内达到“保开县”的目标。这个方案被开县人称为“大防护”。

“谁说我们开县没人管？‘大防护’就是中央对我们开县最大的关心和重视！”开县人感激万分。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清除他们心头的疑虑，他们为了保护美丽的家园，力求争取到更加完善的方案……

机会来了。1995年10月底至11月初，国务院三峡建委移民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召开“小江防护工程规划”专家级评审会。历时4天的会议上，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家铮代表专家评审组表示：“《 报告 》仍需继续研究。”

会后的第7天，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和副总理邹家华亲自来到小江坝址考察。

“开县的同志来了没有？”李鹏问。

开县县长、书记赶紧报告：“来了，总理！”

李鹏点点头，关切地问：“你们对‘大防护’方案有什么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