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干了，学老队长的！”男人们悲壮地举杯。

女人们则开始抽泣起来。

不知是谁最先“呜呜”地发出哭声。于是整个村上的人全都号啕大哭起来，就像决口的江堤，怎么也挡不住。

这一天是公元1992年12月2日。三峡工程从此有了第一户搬迁的历史记录。

十几天后，全村的人跟着老队长义无反顾地将自己心爱的家园全部拆毁，移至几里外的荒山岗，留出一片开阔地，迎来建设新县城的千军万马。

次年4月8日，“库首第一县”的秭归新县城开工仪式隆重举行。韩永振在几万人的热烈掌声中走到主席台上，从县委领导手中接过那块金光闪闪的“三峡坝区移民第一户”的牌匾。从此，这块牌匾记录着一段光荣的历史，让韩永振一家骄傲至今……

当我将韩永振的故事带到宜昌时，让我意外的是，宜昌人对“三峡坝区移民第一户”的牌匾大有看法。

这，这怎么个说法嘛！秭归人为三峡工程建新县城动作是快是早，可三峡大坝建在咱宜昌境内，大坝的第一车土是在咱这儿，怎么可能移民第一人、第一户就跑到他们秭归去了呢？不对不对。“三峡移民第一人”肯定在我们宜昌，这是没有任何怀疑和争议的！

宜昌人的当仁不让令我有些吃惊和暗暗发笑，但听完情况介绍后，我真的无话可说。“百万三峡移民第一人”不是他们宜昌人又会是谁呢？

与秭归同处在“坝头库首”的宜昌（这里指的是原宜昌县，现已改名为夷陵区，属宜昌市管辖），地处三峡大坝的北岸，与秭归新县城隔岸相望。宜昌的大部分面积在库外，可因为三峡大坝建在宜昌的三斗坪，这使得宜昌在整个三峡工程和百万移民工作中所处的地位非常特殊。大坝建设所在地，说一千道一万，你坝址上的人不搬迁转移了，这大坝咋个建法？所以当全库区都热火朝天、紧锣密鼓在高喊“三峡大移民”时，宜昌段的移民工作其实早已结束，并且已经进入了新小康阶段。

宜昌的移民在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前就得先行动，把建坝的那块儿地方给腾出来！

听起来“腾出来”很容易，可对坝区的百姓来说，那可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地方，哪那么容易？

不容易也得搬！

宜昌人不是不识大局的人，可关于建设三峡这事闹得时间太长，来得却异常突然。

按照规划，三峡大坝建设的地方，需要搬迁的移民涉及宜昌4个镇，31个村，141个组（生产队），2个集镇，93家单位，19个学校，共17216人，征地面积及淹没土地共38826亩，房屋78万平方米。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的决议公布后，宜昌人是全库区几千万人中最高兴的，因为他们处在整个三峡工程之首，又是大坝的坝址地区，将来一旦三峡工程建成了，宜昌人就等于手中掌握着这颗“世界水利明珠”。因而人大决议通过的那天晚上，宜昌人自发地在坝址所在地——中堡岛等地着实庆贺了一番。农民们兴高采烈地欢呼几代人做的“三峡梦”终于有了实现的时间表。但在欢庆的锣鼓声中，宜昌人并不知道建三峡大坝对他们来说要作出的牺牲有多大，而在这之前他们所做的“三峡梦”几乎都是想着一切好的方面。

哪知，三峡工程还未上马，落到宜昌人民头上的首先是接二连三的利益牺牲、精神牺牲……

1992年11月8日，初冬的寒风已经吹拂在峡江之上。时任湖北省省长的郭树言来到坝区，给当地干部和群众带来了当时任总理的李鹏同志的指示：三峡工程进入前期准备，坝区移民工作要提前进行。

一个星期后的清晨，坝区乐天溪镇的老百姓出门一看，好家伙，一夜工夫，他们的家园全部被长龙般的大过场院、高过屋顶的各种推土机、运输车团团包围，三峡大坝的数千名建设者像远方的客人突然来到他们面前。他们的面孔是陌生的，但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天，咋回事？三峡工程真的上马了？！

可不。上午，被建设大军同样推着走的宜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不得不赶紧出来尽地主之谊，在八河口举行了一个仪式简单但声势隆重的欢迎会。数百台大型机械，数千名建设大军，整整齐齐、威风凛凛地排在一块还种着庄稼的田地里，摆开了三峡工程决战的阵势。当地的农民们从未见过这种阵势——其实这仅仅是三峡大坝建设大军的先遣队伍而已，他们激动得直跺脚：嘿，这回三峡工程算是真的要建到咱家门口了！

可不，欢迎的仪式刚刚结束，当地农民们迎接“大坝建设者亲人”的笑脸还那么热情洋溢万分友善之时，有几位现场的记者觉得这么个三峡大坝建设开工场面不够“逼真”，所以建议会议组织者开几部推土机，挖那么几铲土，象征象征大坝开工仪式的“战斗场面”。

好说好说。会议组织者叫上几位推土机司机，说你们找个地方刨几铲土，让记者们照几个相，整几个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镜头。

要得！推土机司机飞步跨上高高的驾驶室，神气地发动马达，然后扬起巨大的铁铲，直向一块庄稼地伸去……几十个记者的镜头紧张地等待那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

“慢慢！谁让你们在地里挖土的？没看还有要收割的庄稼呀？你们是吃啥子长大的？再敢把铁铲往地里伸，老子就跟你拼！”突然，几个农民冲到推土机的驾驶室，将司机的衣领揪住，那架势像是要吃掉对方。

“我我……我们是来建设三峡大坝的呀！”司机吓得语无伦次，浑身发抖。

“你们爱建啥就去建啥，老子管不着也没那闲心管。可要挖我们的地不行！要挖，得补偿呀！愣着干啥？给钱呀！”农民们不依不饶。

“我、我我哪有钱嘛！”

“没钱就甭在老子的地里耀武扬威的！”

推土机的司机哭丧着脸被农民们从驾驶室里拖出来。记者们一片埋怨，说这算哪门子的事嘛！

组织者赶紧出面协调，结果是临时拼凑了几百元钱，才算让记者照了那么几个“大坝建设开工”的镜头。

有人看到这儿可能会说，如此浩大的工程似乎上得仓促。但诸君不知，国家和水利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准备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开始，再者人大决议后的几个月里有关工程准备，其实已在水利部门的筹谋之中。据有关工程部门介绍，当时的物价指数很高，工程每提前一个月便意味着可以省下工程投资千万元以上，这使得“三峡建设大军”无论从精神斗志和物质方面都在争取抢时间。然而工地前方的问题，尤其是移民工作此时尚未全面展开，这是建设大军始料不及的，困难也因此冒了出来。

挖几铲农民庄稼地的土，就出了这么个岔子。要在十天半月里让一万多人扒房搬家，难度不言而喻。更何况三峡工程是边建边制定相应政策的，移民问题本来就复杂异常，一根稻草一寸土地没商量好，农民才不买你账！要顾国家大局，这不错。我们并不是不支持三峡建设，可没有小家哪来大家？你们不把我们的小家安顿好，三峡大坝的“大家”能立得住脚吗？农民们说。

“有道理嘛！农民们讲得有道理嘛！要想三峡工程建设早上一天，就得先想办法把移民最关心的事给办好才行！”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郭树言省长特别嘱咐宜昌县领导要处理好这个问题。

“可老省长，国家的移民政策条例还没下，更没有一分钱专款，咱们从哪弄钱发给搬迁的移民？”县领导一副苦脸。我们这些外省市的人只知道湖北有个宜昌县，其实并不清楚宜昌县城的百姓就是过去建葛洲坝时的移民，宜昌县城也是因为葛洲坝建设才建起的，那时的本地地名叫小溪塔。宜昌县机关开始设在大宜昌市内，十几年前县机关从大宜昌搬出时国家才给了40万元钱。40万元要建一个县级党政企事业机关和小城市，宜昌县人民尝够了艰苦奋斗的滋味。他们生下来就是穷人，现在又轮到三峡大建设，数以万计的百姓要大搬迁。钱，钱从哪儿来？国家还没给，贫穷的宜昌县土地上又不生钱，而建设三峡大坝的战鼓已经擂响，往下的事咋个整法呀？

县干部们垂头丧气，盼着郭树言省长拿主意。

“嘿，我这冤大头啊！让你们行动，结果我得想招先给你们拿出‘买路钱’呀！”郭树言一边摇头看着自己的部下，一边拍着脑袋想招。

“有了，我给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写个借条。他们已经从国家财政部那儿弄到钱了，我们先从他们那儿借600万来。”郭树言挥笔就在秘书递过来的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咋才400万元？您不是说共借了600万吗？”宜昌县的干部拿过单子一看发现只有400万元，便问郭树言省长。

“你们想全拿走？美得你！”郭树言头也不回地扔下一句话，“我还得留200万给秭归，要不然我老郭一进秭归，说不定就让那儿的移民给扣住了，你们知道不？”

“嘻嘻。郭省长也真不易啊！”宜昌的干部望着老省长的背影，感慨道。

“大坝建在宜昌县，全县人民作贡献。”靠了这400万元的启动资金，宜昌拉开了三峡坝区移民的序幕。如今10年过去了，那紧张情景，宜昌人还记得清清楚楚。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一场只讲奉献不讲价钱的战斗。

由于大坝建设初期的工程征地用一块征一块，推土机开到哪儿，哪儿的老百姓就得搬家走人。而当时宜昌还没有来得及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划拿出消化移民的具体方案，更没有相应的补偿政策。只能是推土机开到张三家，干部们就动员到张三家。这一天推土机开到刘家河村的一位农民家，当家的男人不幸病逝，死人还躺在门板上。干部们进村一见啥话都不便说，开推土机的大坝建设者也忍不住悄悄熄灭了发动机……

“你们干啥停机了？挖吧！挖土推房子呀！”死者的儿子突然从屋里跑出，冲村干部和大坝工程建设的推土机司机哭喊着说道。

干部们忙摆手：“别急别急，你家情况特殊，咱跟施工队商量一下，争取晚几天好吧？”

“啥？你们这不是作践我爸吗？他老人家临咽气时还在反复说，啥都可以耽误，可别因为我们家耽误了三峡工程。现在你们到我家就停活了，这不是作践我爸是啥？”

干部感动得上前直拍那年轻农民的肩膀。一切看在眼里的推土机司机抹了一把眼泪，重新发动了机器。

这时死者的家属，一边招呼人抬起棺材，一边招呼人拆房卸门，那情景在三峡建设史上可以称为最悲壮的一幕。

我甚至对宜昌移民局领导们说：那位农民应该当之无愧地成为“三峡移民第一人”——是那种特殊奉献的“移民第一人”。

宜昌移民局的干部默不作声，我的话勾起了他们无比深沉的回忆。不久后，他们告诉了我另一些事：

当时大坝工程建设接二连三地迅速投入大批队伍，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新队伍开进坝区，他们一进坝区就干劲冲天，你追我赶地干开了。工人老大哥还有水利武警战士的精神好让人感动，可也苦了宜昌人民，因为征地移民的工作如同烧在脚跟前的大火，停一分钟也不行。大坝建设的气势真是大啊！当地的农民没见过，宜昌上上下下的干部也没见过。昨天还是风吹稻谷香的庄稼地，转眼成了机器隆隆的工地。每一块稍稍平整的地，都让给施工建设大军当作安身落脚之处。而祖辈在这儿的移民们的安身之地却成了问题。房子要拆，人要搬迁，可搬到哪儿？安在何处？这一切都成了让宜昌干部和当地农民们非常茫然的事。

然而困难再大，再茫然，搬迁安家是不能容你想好了再干的！

无奈之中，农民们或选择了山坡，或选择了冬季放水的稻田。

于是一个个昔日荒芜的山坡上，一夜之间竖立起了众多的歪歪斜斜、参差不齐的茅棚；水稻田地立起的油毛毡房也连成了片……

哪知，冬季的三峡地区也时不时有大雨小雨袭来。这下可惨了：有人住在搭在山坡上的茅棚里，晚上睡觉时还好好的，第二天醒来时发现自己的床竟然在水中飘**……

安在稻田里的移民们更难堪。冬季到来，漫天大雪飘舞。乡亲们赶紧买来木炭取暖。哪知因为脚下是水田，上面的温度一高，地面冒出浓烈的水蒸气，油毛毡房的四壁又不透气，老少爷们婆婆婶婶媳妇孩儿们直呛得咳着往雪地里跑……

郭树言省长等领导春节到库区慰问时，看到这种情景，热泪纵横地说：坝区的移民们是三峡建设的第一批奉献功臣，将来一定要把他们的事迹写进“三峡建设史”。

“那一间房子里住着谁？咋大哭小叫的？”郭省长见不远处一间破旧的生产队仓库内传来阵阵婴儿和女人们的嘈杂声，便走了过去。老省长一进屋双腿都快站不稳了：“这么破旧的房子里，怎么能让这么多产妇住呀？她们得了病可是一辈子的事！婴儿一降临能受得了这般苦吗？”

当地干部们只好如实向省长汇报：“这间三四十平方米的旧仓库里安排了8位产妇，已经是条件最好的了……”

郭树言又一次落下了泪水。然后吩咐同行的干部：“无论如何，想一切办法，将产妇和即将分娩的孕妇全部安排到县城里去。医院安排不下的到居民那儿借住，居民那儿住不下的就住你们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室！”

后来宜昌县真的这么做了，一个小小的10万人县城，先后接收安置的移民竟达4万余人！宜昌县城的机关干部和普通百姓没有一声怨言，因为当年葛洲坝水库建设时，他们就是以同样的方式被好心的当地人接纳安置的，成为如今的新宜昌人。

作家你说，我们宜昌人算不算“三峡移民第一人”？

当然非宜昌人莫属！我毫不含糊地这么说。

其实，在坝区我还听到这样一些真实的传说：

徐耀德是位让我肃立在他纪念碑前久久不能平静的一位移民。

38岁，正是风华正茂时，可他却早已静静地躺在了崆岭峡的绝壁岩崖上修筑的公路边。

关于崆岭峡之险，当地有段非常悲壮的传说。该峡位于长江三峡之一的西陵峡中部，此地峡中套峡，一峡更比一峡险。当地有歌谣这样说：青滩泄滩不是滩，崆岭才是鬼门关。走过西陵峡的人都会亲历那一段的惊心动魄。此处的峡江之险恶，据当地人讲不知吞没了多少生灵。

崆岭滩啊崆岭滩，

十船过滩九船翻，

舵手莫怕对我来，

保你通过鬼门关。

这是崆岭峡江的一段船工号子，其实也是导航的四句隐语。而这号子中还有一桩极其悲壮的故事：清末年间，崆岭滩岸头有位青年舵工叫张来子。小青年是位在大江急流中“打滚”的高手，加上对崆岭滩的每一块明岩暗礁了如指掌，所以他在险峡虎口的一块大礁石上刻下“对我来”三个大字。好气魄的“对我来”！其实小伙子的这三个字是告诉过往船只怎么行的导航语，意思是说，航行到这险恶之滩，见到面前急流中的明礁，千万不要被虎口险情所吓倒，只有对着礁石前进才能幸免于难。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十二月，德国商船“瑞生”号装着一船宝物出峡，闯至崆岭滩时，面对滚滚江涛，洋老大吓得不敢往前。后听说张来子熟悉此峡水情，便使招将其押到船上让他导航。船至“对我来”险礁的不远处，洋老板信不过中国小伙子，便用一把长刀架在张来子的脖子上：“你要老实导航，否则先斩你头颅！”张来子微微一笑，说放心，你们照我指的航道行驶定不会有事。他继续让船舵往“对我来”驶去。船越行越近，洋鬼子们眼见船只就要与礁石相撞，便以为中国小伙子想把他们引上喂鱼之路，惊慌失措地紧急夺过船舵，急忙躲避。哪知就在此刻，只听得轰隆隆的巨响——“瑞生”号船体不偏不倚撞在了另一块暗礁上，顷刻间船倾舵断。张来子一看洋人不听他的导航而导致事故，赶紧跳下江中，欲夺路逃命。哪知他刚刚冒出水面，却被已经快要淹入大江湍流的洋船长举枪打死，鲜血顿时染红崆岭滩……“瑞生”号和一船的物品，连同船上的洋人全都葬入峡江之底。

崆岭滩之险留下无数悲惨的故事和传说。在崆岭峡边的大山峭壁岩体上，因为三峡工程需要修建一条山巅公路，从而结束峡江两岸百姓背篓走峡江的历史。

移民壮士徐耀德便是这支开路先锋中的一员虎将。他是共产党员，而这样的险道派谁去谁都会心惊肉跳。共产党员不上谁上？徐耀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卷起铺盖冲到了施工最险要地段的。

自己的小家要搬迁了。徐耀德托人告诉妻子：山上的活没有人替，下不了岩崖，你自己想法请人将小家拆了，人一迁就完事呗！

他是工地某路段的领导，当领导的就不能马虎，处处应当冲在前头。9月21日那一天中午刚刚吃完午饭，徐耀德像往常一样照例利用午后一段休息时间检查路段质量。就在这时，他发现有几个石粒子掉在自己头顶，他仰天一看：不好，有塌方迹象！

“大伙快撤！可能要塌方了！快快！”徐耀德火速转身招呼正坐在路边休息的18名村民，然后逐个看着撤离险情现场。老天无情，就在最后一个村民撤出的那一瞬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山体岩石迎头而下，砸向徐耀德……一位年轻的移民，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这样永远地在这崆岭岩崖上安下了自己的“家”，连同其壮烈的灵魂。

那一天采访途中，我站在徐耀德烈士的纪念碑前默哀，移民干部们告诉我，在同一条公路上，徐耀德是第17位长眠在峡江边的牺牲者。

我感到强烈的震撼。

在那17位长眠者中，我不得不提到其中的一位女移民。她叫向英，33岁，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为三峡的未来建设公路，那是“子孙万代”的工程。可建公路没钱，县上把任务分段到乡上，乡上又把任务分到村上，村上又分到各家各户。向英家分到的那段任务在新公路线的一公里处。那是一段要在飞鸟也不敢停留的悬崖绝壁上开凿路基的险道，一切石料都靠就地取材。筑路的用沙则需要到两公里外的河滩上去取。向英家的任务便是从河谷底下向陡峭高崖运送18000斤左右的沙子。没有吊车，更不可能有滑轮飞车，只能靠背篓往山头背，还有一双铁脚板。

向英，是当地有名的美貌媳妇。村上的男人们羡慕她，村上的孩子们喜欢她，村上的老人疼爱她。向英不仅是位贤惠巧手的好媳妇，还是位时时处处不服输的女强人。别人一天背三趟，她背四趟，多走一趟要多流多少汗？只有她自己知道。40多天了，18000余斤沙子的任务，差不多还需两天时间就可以完成了。向英一咬牙，将最后的两天任务，用了一天时间完成。那一天，她背回最后一篓沙子，便全身瘫在地上……她对丈夫和孩子说别来打扰，让她好好在沙子堆上躺一宿。“太累了，能躺下睡上十天八天，比啥子都美！”她对亲人露了最后的一丝微笑，便呼呼地睡着了。丈夫给她盖了一条被子，不忍心让她睡在露天……

就在这一夜，突然一阵暴雨降下，转眼漫山遍野雨水如注，随即到处正在开凿的山体出现塌滑。“不好，有危险！”公路指挥部干部迅速招呼散宿在几里长施工工地的村民们撤出险情区。然而等各家各户逐一清点人数时，却发现独缺了向英……

“向英——”

“向英，你在哪儿——”

“妈妈——你回来呀——”

“……”

干部、丈夫、孩子和村民们在雨中狂奔着四处呼喊寻找，却再也没有听到向英那从来不知是愁的爽朗的欢笑声。人们只见她昨晚熟睡过的那处沙堆连同路段全都被泥石流冲得无影无踪……

第二天清晨，有人在一条乱石沟里找到了向英的尸体，那是个面目全非的向英。

“好媳妇！”

“妈妈！”

大人和孩子们断肠裂肺的哭嚎声撕碎了每一个在场人的心。

峡江在呜咽，山峦在低泣。为向英送葬的那天，大雨依然如注。镇长和镇党委书记亲自为向英抬灵柩，几百名村民——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三峡移民，每人举着一支火把，自发组成了浩浩****的送葬队伍。

县长汪元良闻讯赶来，见到向英的灵柩，便扑上前大哭起来。

那场面无法用言语表达。

让我们记住向英、徐耀德等等三峡移民的名字，他们虽然普通，但他们在尚未走出大山时却已将自己的生命，永久地留在那条通向光明安康的三峡移民之道，使得这条三峡移民之道更显光芒与壮烈、平坦与宽阔——

历史和人民应当为他们树一座高高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