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匿名电话不再打来了。

虽说对方嘴硬，但毕竟心虚，还是怕查到电话号码。当然，他也可以在大街上用公用电话打来，可连这也不敢。见不得天日、昧着良心的事，尤其事关国家与民族，这号人的胆子也就只有老鼠的大了……但毕竟仍有这号人，让秦江这样的学者又上了人生难得的一课。

是怎样一个见利忘义的家伙呢？所谓坏了我一笔财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当然，日本人付得起钱，中国还穷，无论开价再高，对他们也不算什么。

当年可以有汉奸，有伪军，“中日提携”，如今又为什么不可以有？

今日为金钱而出卖良心的，似可成为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或者说，一种并不陌生的却又是新的人文景观。

对此，你毋须惊讶。

用不着，也犯不上去追究这个电话，更不必以这个电话来展开一部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的情节。

享乐主义也许是南方的文化特征之一。秦江参加某个理论研讨会时，夜晚安排去的是全城一所著名的夜总会。在昏暗的灯光下，歌手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中，他隐约听到会议主持人说起包场的费用，那足可以出好几本理论专著了——如今出版理论书出版社是很难接受的，动辄要作者自己掏钱。但会议主持者却美其名曰让理论家们体验一下现代生活——他深知理论家的清贫——这样一来，理论就可结合实际了？

这样一来，就可忘却曾有过的战争及刚刚经历过的“文革”浩劫了？

一个电话又算得了什么？

真要同电信局联系，人家也未必会认真地追究。很可能，还得索要一笔可观的查线费用。

当日，是怎么接下这一任务的——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而这几个月，并没有什么进展。如果没这个电话，秦江将同有关部门打个招呼，准备打退堂鼓了。

虽说当日接下这一任务，是满腔热情、按捺不住自己。

他还记得，那是一个暮春的上午，天气已有几分褥热了。皮肤上渗出了细汗，老师们的衬衣内已不再穿上汗衫了。聚在一起开会，没有空调，风扇吹得也不到位，已有人嚷嚷，让头头们长话短说了。

——那就长话短说吧，犯不上强调什么重大意义与价值了。是这么回事，我们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份公函……

两鬓斑白的老院长是分管科研的，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份函件，念了起来：

兹为纪念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受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委托，编写《侵华日军的细菌战》一书。其中广州部分尚不清楚，在我国没有记载，成为历史的空白。为维护国家尊严，揭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特与你们联系。请你们认真加以调查，以便补充史料收入国家历史档案馆中。事关重大，请抓紧进行……

信念完了。

——就这些？

秦江脱口问道。

——信中复印了一段日文资料，已译出。大意是“悉前日军有波字8604部队，又称华南防疫给水部，设在广州中山医科大学”，这是第一段；另外，是日本人伊香俊哉作的《旧日本军细菌部队关系图》。该图注明是1932年至1944年全体图，并标有，1939年，广州波字第8604部队编成。只有简单说明：日军在广州滩石头设有检疫所，检疫所西侧珠江弯曲部有旧炮台的地方，前方就是监狱和难民收容所，在此曾使用细菌毒害来自香港的大批难民。就这些。

老院长全部介绍完了。

——广州哪来个滩石头呀？没有这样一个地名。就这些资料？不好办。

一位非常熟悉广州地理的老教授摇了摇头，他是有权威性的，德高望重。

——时间这么紧迫，剩几个月了。而且是为了配合二战50周年，赶不上就没什么意思了，白做一场。

——给多少经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几位年轻的硕士在嘻笑着议论。

老院长沉吟了片刻，方说：

——我没什么可动员的，事情明摆在这里。再加上近一年，院里经费拮据，为这个调查也不可能投人多少。时间紧、经费缺、线索少、阻力大，至于结果怎样也未可知。一院之长，更不可能许诺些什么。反正，我这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有谁愿承担。会后到我那里去说一声。

说罢，他就走了。

他知道，停留等候谁自告奋勇，只会造成尴尬。虽说自己已年迈，不大在乎什么了，可历史系，不，整个学院教工的心态，他多少还是有所了解的。

他没料到，竟还有人追了上来。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秦江——被历史系常看作“不务正业”，甚至“捞过界”的一位中年教授。

所谓“不务正业”、“捞过界”，是指他平日不仅搞历史学的研究，偶尔还抛出一篇篇小说。甚至小说的名气还大过他的学术研究。这还不算，早些年，他还出人意料地，竟在权威刊物上发出了哲学论文。

纵然有人说他学不求精，八面出击，可老院长却还是欣赏他博学多闻，知识面广。末了，还一言以蔽之：中国历来是文史哲不分家嘛，为什么要限制一个人的学识呢？

这一来，秦江才得以“正名”。

这回，他又要“捞过界”了？他可不是搞抗战史的。

老院长是揣测不到秦江心理的。

当他一宣布“四难”——时间、经费、线索、困阻时，秦江心中便坪然一动。他就这种个性，真要重赏，他也不去了。他喜欢挑战，哪怕逼到绝处的挑战。

但这仅仅是他的性格。

在当时，说到细菌战，却勾引起他一段几乎要淡忘了的回忆。

自然，不是抗战时期的事。

二三十年前，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作为大学留下来的助教，刚参加工作便撞上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风暴。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怎么也同老头子们一同进了牛棚——言多必失，不知道是哪句话出了格。

一日，一位工人民兵推来一桶饭菜，从牛棚里拎出了一位整日咳嗽不止的老教授，竟下令：你给我向这桶里吐痰，愈吐得多，你的罪就减得愈多！老教授愕然了，称自己肺部有病，不能这么做。可那位民兵却说，就看上你能咳，才找你来，吐！不吐，小以点！

结果，老教授被打个半死，也没有往桶里吐上一口。

事后，老教授在秦江给他喝水时说，这种事，只有日本鬼子才干得出。细菌战，这就是细菌战，杀人于无形之中。

老教授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可惜老教授已不在世了，不然，对这次调查，他一定会要求参加的……

回想到这一切，秦江心中就像猫抓的一样，几乎当场就要站起来了。

可周围的议论又逼他坐下。

无疑，这在现实中是一种选择，对于非常现实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选择。教工中捞外快的、兼职的，已经不乏其人——自然，这并无“捞过界”的议论，因为在低工资下这种单纯以赚钱为目的的生存活动是再天经地义不过了的。而这种调查，一无金钱方面的实际收益，二无学术分量去作评职称的祛码——评上教授已到了头，还去捞什么呢？还去做干什么？

但老教授拒绝吐痰而致死的一幕，却在秦江记忆中刹那间凸现出来、鲜明起来，让他怎么也无法平静。

他清楚自己务必作出选择。

于是，他追上去，而且说：

——这个课题，交我来做。

老院长感到非常意外：

——你有兴趣？

——不是兴趣，是一种……怎么说好呢，一种历史的良知和责任。

——历史的良知和责任？说得好，那就交给你……是你有亲人，在抗战中……

——不，可以说，没有。我父亲是日寇进攻香港前三天，因我的出生，从香港飞到韶关的。他没有成为难民中的一员。我的其他亲戚，当年也是从惠州方面逃亡的，得到东江纵队的帮助，都安然无恙……

——不必解释了，请相信，你是作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我应当祝贺你。

老人伸出了双手，紧紧握住了秦江的手。

一股热流，传遍了秦江全身。

此刻，秦江心里却有另一个念头：

我只是想看看，一个人，是否真能置尘俗的喧嚣而不顾，独行而不左右张望，甚至能置之于死地而后生。陷于危机四伏、众口栋金的文化困境下，究竟能否把持住自己、铸造自己、重塑自己，而不至于为尘嚣所淹没掉、消解掉。

这自然是个不易作出的决定。

但一旦决定下来，一切的困窘、白眼、刁难，便在片刻间避而远退了。做学问的，只要不追慕虚荣、贪恋众人的簇拥、热衷于喧闹，为名位所累，为利益所牵，那就一切都变得很平易了。你只管去发掘你所要发掘的，去抒发你所要抒发的，去写你心里所要写的，也就足以打发掉所有的烦优与不平衡。

心境每每就这么奇妙。

你不妨去做“人定老僧”，在咫尺之间，周围的滚滚红尘与涌涌物欲，便妨碍不了你一个人去同自身的蒙昧及世俗的价值观肉搏，更妨碍不了你同那过多重复而显得苍白的思想、太趋近时髦而变得浮浅的意识、同那些表面金光闪闪而腹中空空如也的口号、同那些粉刷了新的印证骨子里却已腐朽不堪的作派来一番“划清界限”。为这个时代，这个世纪，为这片灾难深重的热土，尽可能录下一个清醒的“供词”，尽到历史法庭上一位“书记员”应尽的职责！

这，不仅仅是为50年前那已经结束了的一场世界大战。

也不仅仅为二三十年前那场发生在中国本土上自虐的浩劫。

而是为了整个人类、整个的历史与未来，未来也会成为历史，而历史也曾作为过未来。

退却是没有用的，不仅中国人，整个人类都没有退却的余地。难道还应回到那个茹毛饮血的时代？人类的喋血，已写下了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还要这么写下去么？

中东的枪声；

波黑的战争；

发生在中非与中美的种族屠杀。

这个地球从来没有哪一天，停止过人类的流血……如同庄子在两千年前所预言的：千年之后人食人。不过，得加上一句，还要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见到的流血，也许不比经历过二战的人少。

伴随老教授之死，他目睹过种种酷刑。他自己也曾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见不到一块好肉——他要声讨的不仅仅是战争，而是一切的非人道、非人性，一切的人食人的悲剧……

就这样，他义无反顾地投人到发掘历史中去了。

谁知道，几个月下来，竟一无所获。

中山医科大学，应是原中山大学医学院的误译。这该是条非常明确的线索。

他骑上了自行车，一部被同事戏称为“除铃销不响什么都响”的保险车——保险在于，在没丢过几部自行车就不算广州人的今天，见了它，任何小偷都不会动心——就这么在人流滚滚、车流滚滚的都市里，不受塞车之苦、只花点力气，便来到了今日的中山医学院。

然而，秦江在该院的档案室里，把目录寻索一遍，找不到有关的内容。

他不放心，再问档案管理人员。

——没有，在我们的印象中是没有的。你如果不放心，可以逐件翻阅。

翻了翻，果然没什么可找的。

医学院的老人呢？

七八十岁以上的，有近百位，但一问，原来，当年绝大多数人，均随学校迁移到了后方，只留下一个空空的校园，自然，也不会与沦陷之后的广州有什么关系，也不知道什么。回来之后，美军的B29飞机已将这里炸得面目全非，方得知日寇曾在这里设立过一个重要部门。可是什么，亦一无所知。

终于，找到了两位留守人员。

一位是门房的老工人，已经卯开外了。他两眼昏花，问起来，尖起耳朵方能听到含混不清的话语：

——呵，是有日本鬼住在这里……穿白大褂，很多。出出人人，很忙……很凶，不让人靠近。我也不敢多话，要不，还活得到今天么……他们干什么？不知道，我也不懂。那是医生的事。呵，哈味，我就听懂“哈味”，他们讲得最多……老了，记不清了，就这些，想也想不起了……

你能苛求一位卯多岁的老人什么呢？人家已站不稳、说不清了。也正是他不多事、不更事，日本人才没把他当回事，不然，就把他撵出去了。

另一位是当护士的，虚岁也有叩了。她的精神比前一位好些，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能看到什么？不能。鬼子管得可严哪，不让我们中国人随便走动，连日本人自己也有规矩……都这么久了，要早几十年，同我一起的人还在，说不定还可以问出什么来。可现在死得就剩我一个了……

——你还记得他们说起过什么吗？

老太太摇摇头：

——要有几个人凑凑，说不定还能想起什么。现在，想不起了，太久了……

——您如果想起什么，请再告诉我。

只能这么办了。

秦江在中山医学院里细细地转了一圈。整个校园里除开一栋图书馆是旧楼——但也经过改装——其他主要建筑，均是近40年，尤其是近10年建造的。校园的格局已同50年前完全不一样了。环境的变化，更容易抹去一切记忆，尤其是悲惨的记忆。今天到处是鲜花、绿草、树丛、灌木，到处一片笑声、闹声、读书声……谁还会去记得当日的阴森、冷酷与凄惨呢？心理学上，有“背景记忆法”，如今，连背景都更迭了，记忆上哪儿去寻觅？

要想在中山医学院内找到什么证人，似乎是不可能的了。

连陪同谈话的中山医学院的干部也说：

——连这些年纪大、又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别的人，恐怕也就再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材料了。

秦江一怔，问：

——什么别的人？

——我是说，当时年纪小，天聋地哑的，也就更一问摇头三不知了。

——如果有，还是问问的好。

——我看算了，而且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再有什么线索，你再来，我们会一样竭力相助的。

看来。只有鸣金收兵了。

出入中山医学院几次，几次都两手空空侠快而返。

那么，滩石头呢？除中山医学院外，还有个滩石头。

可拿着放大镜，也没法在最详尽的广州地图上找到这个地名。

而且是一个在珠江弯曲部有炮台、有监狱、有难民所的地方。

旧炮台在广州有无数处。也就是说，自珠江口通往广州市区有好几条水道，每条水道上，当年为抗击英国侵略军，两岸均修了不少炮台。著名的大都还在，有的，已被拆毁或淹没在村居与篙草之中了。而珠江弯曲部，似乎是记忆者所认为的。因为珠江水道，可视其直亦可视其弯，难以判断。

纵然这样，秦江仍花了些日子，沿珠江人海口的几条河道去寻索。破单车还算争气，没出什么岔子。不然，到了没人的地方漏了气，就不是人骑车，而成了车骑人了。

却还是没找到。

半个世纪过去了，地理状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变。当时的大部分市郊也成了城区，历史已被掩没在水泥、红砖、钢筋之下。

江水浩浩****。它冲刷掉历史那不应有的耻辱了么？

也许，这个城市不愿再保留这样的记忆了——到处在卡拉OK－这也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到处在写着“生猛海鲜”。人们食不厌精，忘乎所以，挥霍无度，奢侈**逸……谁要重提既往的苦难，破坏了他们的心境，准会被视为精神有问题。连十年前的伤痕小说，也早被当作了笑料。

你太不人时，太不识相了。

伫立在浑浊的珠江水侧，水声也依旧让身后传来的笙歌声所淹没。

而战败的日本人会这样么？

秦江胸口一阵刺痛。

是的，他们仅仅承认战败。但从民族心理来说，战败是一种耻辱，有辱必雪。而雪辱，又得靠什么？

他们忍辱负重，在一片废墟上赢得了经济的腾飞，并迅谏跻身于西方第二大强国之列。于是，如今竟让当日曾聚会欢庆打败日本的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上，密布了他们经济胜利的象征——座座巨大的广告牌……

秦江在大洋彼岸是亲眼所见的。

而他们的雪耻，仅仅会满足于经济上的胜利么？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届的日本政府，承认二战中他们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顶多是轻描淡写来一个“表示歉意”。

这仅仅是道歉便可了结的么？

无疑，他们是不会、也不可能去清算他们自己犯下的罪行。

那么，作为当日被侵略者、被蹂嗬者的中国，如果不自己起来揭露，起来控诉，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是不可能让他们认罪的……

秦江又想到了那个匿名电话。

至少，他们已经又收卖或贿赂到了一个中国人的灵魂。

院长在百忙中，仍关心秦江的课题。

秦江只好如实作了汇报。近三个月了，一无进展。

——我相信你是尽了力的。既然已尽了力，没有查到算是另有原因。你就这么向北京报告好了。

院长叹息了一声。

也许，就因为这一声叹息，让秦江没有立即向北京写这样一个报告。这是老一代人，经历了二战的一代人的叹息，它太牵动人心了。

那么，就当自己成了一回失败者，须由此振作起来，义无反顾地查下去。开弓没有回头箭！

中国人有自己的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