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庚当书记后做的第二件得罪人的事便是东莞人尽人皆知的“双转型”。

这件事要比治摩动静大多了，笔者在网站的BBS一看，那可是议论纷纷，有网友将此形容为“赶厂、赶人”。

老实说，笔者在采访刘志庚之前，看到网友们的牢骚，心里也产生些许纳闷：好端端的干吗要把人家工厂给撵走？再怎么说，那企业可不是财神爷吗？笔者在东莞采访期间，耳朵里也没少听到这方面的闲话。

刘志庚这次得罪的人可多了去了，而且处理起来远不像治摩那么简单呀！

按理说，刘志庚接手的东莞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其城市化水平也是有目共睹，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城市建设，东莞早已今非昔比。平心而论，前几届领导班子给刘志庚这届打下一个堪称奇迹般的江山来，这点连刘志庚也庆幸自己能在这么好的平台上做事。

“昨天我们开一个座谈会，我们要派一些干部到落后地区，我就讲，你们都很优秀，对东莞做了很大贡献，这其中有你才能的一部分；但你们一定别忘了，是东莞这么好的环境和条件给了你机会，也造就了你。所以，你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你再有能力，如果把你派到一个落后地方去，你就会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经济基础支撑你，没有人才支撑你，你怎么干？”

说到这里，刘志庚也向笔者敞开了心扉：“其实我家三代农民，从小也没多大理想，最大的想法就是脱离农村，上大学，最大的理想也就是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做点贡献。现在我能在东莞这么好的一个平台上做事，我感到很幸运。”

既然如此，刘志庚又何必没事找事，给自己揽上一桩既招非议、又得罪人的麻烦事？而且是一件动静那么大的事！

笔者提出了疑问。

“我不能光考虑眼下的，我必须以长远的眼光替东莞的未来考虑。如果我们现在不迈出这一步，不采取措施，那将来万一国家政策一调整，再加上某些因素，很有可能会造成东莞的产业空心化，到那时候你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那么多酒店谁去住啊？·那么多房子谁去租呀？所以，我们当领导的一定清醒，千万不能舍不得眼前的小利，一定要有战略眼光，千万不能追求一时的政绩呀。哪怕得罪人也要干！”

看来，东莞的市委书记可并不好当啊！

透过刘志庚这样的市领导的清醒，笔者再度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东莞一直乘风破浪，扬帆进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不料到了眼下，形势发生剧变。可以说，这艘经济巨轮从没像今天这样身处风急浪高、险象环生之境地。

首先，乌云密布的大气候不容乐观。

中国资源品的短缺及国际资源品价格的高涨，使学术界原本预测会出现在2015年的“高成本时代”提前10年到来，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大大下降。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认为：“中国制造”如此不堪一击的原因是资源消耗太高、附加值太低，因此悲惨增长有可能使得中国经济存在失速的危险。前苏联的经济规模曾经达到美国的70%，但突然崩溃了，原因在于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是美国的3-5倍。亚洲各国在增长很快的情况下突然遭遇危机，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增长的粗放。而中国的粗放增长程度甚至高于前苏联和亚洲金融危机各国。从理论上讲，中国目前正处于农业国向工业国、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移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增长最快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国很难出现经济增长的崩溃，但中国过去的粗放型快速增长，在国际资源和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上升的双重压力下，的确存在着突然失速的危险，是不可不警醒的。中国到了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可的时候了。

对于中国制造业，学者郎咸平也曾有过研究。他发现真正做制造赚的是一元钱，即硬一元，而做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这整条产业链赚的是三元，也叫软三元。在他认为，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本质就是靠软三元赚取利润的。照郎教授的理论，在这种新的格局中，除非走人软三元，靠硬一元你是走不出去的，因为廉价劳动力最多只能省下25％的钱，也就是说，劳动成本已经不重要了！最终要搞国际产业的整合，放弃硬一元，向软三元要利润，这才是国际化。

无论专家学者们的言论是否过激，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维持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削弱。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大，这也导致了贸易摩擦的白热化。另外，为了发展西部地区，国家希望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能转移到西部，也因此在调整相关政策。据商务部测算，到2010年，国内仅粤沪浙闽4个省需要向中西部地区转出的产业产值就将达到1.4万亿元，原有的低端制造业会像接力棒那样，递到内陆省区手里。仅这一系列宏观政策的调整，对东莞经济产生的影响和制约就难以言说。

无疑，我们日益缩小的世界已经走到了一道受到竞争威胁的“门槛”面前。

竞争，在国内城市间更是愈演愈烈。

记得笔者采访刘志庚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东莞当领导，首先必须身体好才行。”

东莞有着特殊的行政架构，没有中间层，其间的好处不必多说，但笔者也能想象出，东莞的干部也是全国最累的干部。因为县一级的工作也全部落在他们身上，东莞下面的32个镇区，加上松山湖、虎门港、生态园，也就是说，市里的领导要面对35家基层单位逐一操心，可见工作量之大。

刘志庚苦笑说：“有时光吃饭就得把你给吃死。”

此言不虚。这些年，东莞的门庭一直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扳指一数，副部以上干部来东莞的平均每天都有。全国大大小小城市的领导干部更是喜欢往东莞跑，有来取经的，有来考察的，有来招商的。那些书记市长一来，刘志庚还得礼节性地招待他们，他最高的纪录是一个晚上赶了9个饭局。“你有什么法子？人家都很诚意地请了，你们书记一定要出面。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关于接待问题，我去年专门开了一个接待工作会议，我说，不管是哪里来的干部，我们都要把他们当做中央来的领导那样热情接待。接待就是交往.就是感情。我们一定要换位思考。”说到这，刘志庚又说，“我们当领导的不仅身体要好，还要心态好。”

刘志庚所说的心态好一说，可是有出处的。

实际上，刘志庚所招待的一些城市领导并不都是过来考察或取经的，也有一些是过来挖墙脚的，他们一般先是派人过来住下，去企业动员，等动员得差不多时，他们的书记便出马来莞，此时的刘志庚还得热情做东，真可谓“把自己卖了还要替他们数钱”。

但刘志庚却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坏事。“你想想.正因为有人过来挖墙脚，这便形成了竞争。竞争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我们的工作哪里做得不足。想要走的企业，你怎么留也留不住；不想走的企业，你怎么赶也赶不走。如果有很多企业都走了，那我们得赶紧检讨自己，哪些工作没做好。”刘志庚经常对身边的干部这样讲。

事后看来，刘志庚的沉着也来自于他儒雅风范下的一种自信。确实，也有被挖走的，比如某地的一些台资企业就是从东莞挖过去的，不过，有些企业过去一段时间后又主动回来了，感觉那里的投资环境不如东莞。也因此，刘志庚经常跟大家说：“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件事当成坏事。这也可以刺激我们的竞争力，我们要有气量去面对现实。如果一些不好的企业走了，这也是好事，这正符合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也是按经济规律办事。”

由此例我们便可知晓国内城市间竞争的激烈程度。

更为重要的是，东莞这艘经济巨轮经过这么多年的疾驶后，自身问题也开始显露。亮丽的成就背后积攒着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比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对于这些问题，刘志庚曾向笔者简单举了一例：比如说电，东莞2007年用电量为508亿度，超过广州和深圳，位居广东第一。东莞在2007年的产值为3000多亿，而深圳则为6000多亿。“从这点看，我们的成本那么高，但产值却相差那么大，这表明我们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也就是说，我们的高速发展是以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来作为支撑的。成本太高了！还有环境污染、社会治安、人口过多、交通堵塞等诸多问题。另外，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加快，各种利益冲突的加剧，由征地、拆迁、干部问题、福利分配、劳资纠纷等人民内部矛盾引起的不稳定因素、群体性事件有增加的趋势。这些都是因为过去快速发展导致的，归根到底，其根源都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为什么要调整产业结构，因为根在这里。如果我们再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话，那接下来的问题会越积越多……”

事实胜于雄辩，而一位清醒的执政者常常比一个真理本身还重要得多。东莞的幸运，就在于有刘志庚这样的清醒的执政者。

刘志庚的脑子里常闪动着一笔最简单不过的账：当初他在深圳龙岗当书记时，曾引进了华为公司，该企业2007年产值达800多亿，而东莞该年的工业产值也才一5500多亿。换言之，东莞几万家企业一年的产值只相当于7个华为这样的大企业。这还不仅是产值的相差。东莞有很多企业都是小作坊式的，那些小作坊就像一颗颗定时炸弹，使得刘志庚的神经整天绷得紧紧的。人们光看到书记风光的一面，可很少有人看到他内心的担优和恐惧。每天晚上11点过后，只要手机铃声一响，刘志庚的心就会立马提到嗓子眼，唯恐哪里又出了事。“比如我们大岭山镇有一个小作坊发生火灾，一下子烧死了十几个人，那厂房是老百姓盖的，没报建，小老板从外商那里接了订单，招了十几个湖南人，也没经过工商登记。像这样的企业还不少。因为我们东莞大多数工厂都在村里，其中还有很多不规范的企业，尽管我们一有时间就往下跑，加强管理，可东莞600多个村，怎么管得过来，防不胜防呀！那么多小作坊，政府收不到税，得不到半点利益，但一出事，全部是政府买单。”

显然，东莞这艘经济巨轮经过多年的航行，已是负荷过重，四周又是遍藏暗礁，如果还沿着原来的航向前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只有完成转舵这个高难度动作，东莞才算创造了真正的奇迹。

要解决这样的难题，需要足够的智慧和勇气！

这对刘志庚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006年，刚刚接任东莞市委书记一职的刘志庚把眼光放得更远了，东莞未来的胜与败，应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预见！春意盎然的4月，刘志庚带领考察团，浩浩****出发去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对广州、深圳、苏州等8个城市逐一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出去，就是想让大家对外面的世界有个清醒的认识，受一下冲击，不要整天坐井观天，自我陶醉。一出去，大家感触很深，写了很多体会文章，意识到我们不急起直追，那我们就会落后。小进就是退步，你现在不加快，那你就很容易在竞争中被淘汰。”大家最受冲击的是长三角的考察。在长三角，他们发现区域发展格局正在经历一次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看到他们的思想越来越解放，改革的步伐越来越大，引进的高新技术和大项目越来越多，考察团的每一个成员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制造简单的低成本、低技术含量产品的时代正慢慢走向终点。东莞不能再停留在低端制造业上，必须要有新的突变，只有做好未雨绸缪的准备，才能经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

改革刻不容缓。从长三角考察回来不久，刘志庚便在会上抛出了“双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这个思路。他向大家阐明一点：“我们进行双转型至少需要10年时间，但首先要有一个共识，形成一个目标，有目标才会有计划，有计划才会有政策。所以首先要有一个认定的前进方向，然后再一步一步制定计划，制定政策。当然，我也知道高新技术的发展是有一段过程的，有一定难度，但我们必须要起步就有一个目标，否则怎么往前走？”

会议室里，新一届领导班子又一次把东莞的前途和命运掂过来掂过去，寻找着最为稳妥最为准确的前进航向……

2007年1月9日，在东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刘志庚代表东莞市委作了题为“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建设富强和谐新东莞”的报告。会上，刘志庚**澎湃地指出：“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就是要大力推进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

这是东莞改革开放史上富有重大意义的一幕。

从这天起，东莞这艘经济巨轮开始调转船头，驶离了原有的航向。

然而，这艘经济巨轮一旦转航，立马陷人到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

这是怎样的漩涡啊！

细听，波涛声中，似有悲壮的楚歌声在四面唱响。

确实，这楚歌声分别来自企业、外来打工者、村集体、老百姓这四个群体。

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利益的改革，势必会涉及一些人的利益。这四部分群体便是这次转型中的利益受损者。

行事填密的刘志庚心里清楚一点，当你堵死一条路时，作为出台改革措施的政府应该开辟出另一条路，否则将产生难以想象的社会问题，譬如治摩，当你堵死摩托车载客这条路时，那你必须得引导出另外两条路，一是摩的司机的生存之路，二是老百姓的出行之路，因此，只要解决好摩的司机的再就业问题和大公交问题，那治摩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但这次问题可复杂多了，东莞这次的大转型，受影响的群体众多，其广度和深度也都是前所未有的，也就是说，你必须替这四个群体都引导出相应的一条条路来，这巨大的漩涡才有可能变得风平浪静，充满和谐之美。

这是一条条突围之路，也是东莞摆脱漩涡之路。

先谈企业，这是经济转型的主体。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对转型一事都有抵触情绪。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下降等不利因素，加工贸易企业高枕无优的日子已一去不返，如果你不提升自己，永远充当国际产业链条上的打工仔，企业早晚有一天难逃洗牌命运，但真等到那一天再谋变，企业将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因此，就企业自身而言，他们也有提升自己竞争力的内在愿望。

在这个愿望上，政府需要做的便是引导和推动，力所能及地帮助企业寻求突围之道：东莞市委市政府制定了一些有利于产业提升的政策，比如将连续五年每年拿出10个亿成立科技东莞基金，用于推动产业提升和企业的升级转型。厚街镇委书记黎惠勤向我们介绍了厚街的做法：“对于外企这部分，我们主要把实力较强、较有前景的，通过增值扩产把它做大。对于具备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我们积极引导创品牌。以前我们的企业缺少这方面的意识，或者不想出名，但现在必须有名牌意识。我在大岭山时帮助一家家具企业申报了国家免检的名牌产品后，售价比以前提高了50％以上，这就是有无品牌的区别。2007年，我们厚街拿下来的中国品牌、省优品牌和国家免检产品的数量为13个，是东莞最多的，在厚街实现了中国名牌产品零的突破。转型之后，我们的大企业比以前做得更大，原来投资1000万美金，现在可能投资巧00万美金，原来生产线3条的，现在发展到5条，原来人手需1000多人的，但现在改进了生产设备，只需800人就可以了。”

这些企业不仅没有倒下，反而成为新“东莞制造”的代表。东莞的颖棋公司便是一例。

颖棋公司为了适应东莞转型的要求，投人上亿元引进了先进设备，结果其生产量超过去年的一倍。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引进的先进设备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一个员工可以使用8台，甚至有的到10台，那一台的产量按8个小时计算，是现在手工的横拉针织机的2.5倍，所以这个生产效率大大提高，那成本降低的幅度也不小，一台针织机可以代替28个人。”如今，改造过后，仅织造一道工序，便让公司节省了85％的劳动力。因为电脑织机带来的产量及质量的双重保证，如今世界毛衣三巨头的前两位都已伸出橄榄枝，主动找到厂里要求建立客户关系，而公司的客户层次也因此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由此可见，转型对于企业来说，更是一件好事，正如央视在《经济半小时》一栏中总结的那样：“作为‘中国制造’的生力军，‘东莞制造’曾经因为‘来料加工’受制于人的死穴而陷人危机。但是变被动为主动，东莞走出了加工贸易的藩篱，找到了新的制造模式。对于正在寻求突围之路的‘中国制造’，‘东莞制造’的突围说明：危机所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是危险，它同样能带给我们动力和机遇……”这种结果，是刘志庚所期待的。

我们再来看看刘志庚和东莞人如何处理曾经一度因企业转型而引发的外来务工者四面楚歌的问题。

有东莞人称，过去的20多年，东莞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世界上有钱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投资，二是把全国贫困的人吸引到东莞来打工，依靠这两件事东莞发展起来了，但如今，东莞更重要的是把全世界最有头脑的人吸引到东莞来贡献智慧。

其实，东莞作为一个制造业城市，需要一个基本的人口来支撑制造业的发展，就算是制造业走上了高端，东莞也需要大量的高素质的就业人群。如今的那些高素质的工人，成了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升级转型的最主要需求。而眼下，东莞还有着1000万的流动人口，其中大部分是低技能的打工者。

那么，如何引导他们从低技能工人成为高素质的工人？

笔者了解到东莞的做法是：东莞市财政每年拿出6000万对新莞人进行培训，希望通过对他们的技能培训，让他们掌握更高的技能，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能够跟城市一起来提升，跟城市一起进步。笔者在一处电脑培训班里也和几位新莞人聊过，有位小伙子告诉笔者，他以前在一家皮革厂打工，后来那家皮革厂搬走了，他也没了工作，和他一起打工的几个老乡有的去了别的地方，但他选择留下，“因为我念过高中.也不想一直这么打工，也想学点技能改变一下自己，毕竟自己还年轻，希望自己多学一点知识，充充电，对自己的将来也有好处”。还有一位中年人笑着告诉笔者，自己好多年没摸过书本了，也想留下来，重新寻找机会。

与此同时，前面所讲广东省委出台重大决策推动产业转移，一起转移的还有劳动力。也就是说要将珠三角地区的一些低附加值的产业，或者是简单的制造环节，把它转移到广东的东西北部地区，同时把这个东西北部地区高素质的劳动力通过培训以后，输送到珠三角地区，来协助东莞的产业提升。

由此可见，企业和外来打工者的问题还好化解，但是，相对来说，来自村干部和村民的两面楚歌可就不怎么好听了，因为这次转型涉及到村集体和村民们的利益，那可是自己人了。

一句话，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

众所周知，东莞儿万家企业大多都在村里面，工业区大多在村里，连东莞人自己都在感叹：这样的革命，要比当初深圳的产业升级艰难多了，因为深圳的企业都在区里。

不可否认，东莞当初打江山，村一级可是劳苦功高。也因此，东莞有着全国极为罕见的经济格局，即市镇村各占三分之一，以2007年计，市财政收人是186个亿，镇财政收人巧7个亿，村财政收人185个亿。正因为这些，才使得东莞的经济实力如此雄厚。

对于眼下的产业转型，村级显然不太情愿，为了解决就业、收租费及发展服务业，他们更乐意留住劳动密集型企业，实际情况是，租赁经济是村组两级收人的重要渠道，村民们的收人也大多靠的是集体经济。

这次的转型意味着旧有的利益格局将被打破，难怪村干部的反对声不绝于耳了。最大的理由便是：“产业结构调整应该用经济规律办事，政府不应该干预，那些老板愿意走就走。”这种理由振振有词，就连刘志庚听来也承认确实有一定道理。

“但是，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政府一定要引导。”在书记大会上，刘志庚反复向大家阐述几个观点，“一、政府要调整产业结构，不是要赶走外商，而是要双赢，要外商有利可图，村里也有利益。二、不是马上要清理多少人，而是要控制人口增长势头，我们也知道东莞现在1200万人口是肯定控制不住的，还会往上增长的，我们只是尽可能地进行控制……”除了讲道理外，刘志庚还跟村支书们算起了经济账：产业结构调整以后，企业用人减少了，用人素质也提高了，这样下来，村里的管理成本也就降低了。像厚街三屯村光维护治安费一年就要500万，这成本多高呀。转型之后，虽然你们表面上看起来收人减少了，但你们算算，你们的支出也减少了呀……”

最悲壮的楚歌声来自于村民们，尤其是靠着出租房屋为主的被称为食利层的那个群体。大家都知道，东莞许多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物业租赁和村（社区）集体分红。有报道称，东莞市富裕村的每个村民每年可分到10万左右。这些就是改革开放给本地人民带来的第一桶金。而东莞百余万户籍村民，也正因此被称为“食利者阶层”，房屋可以继承，“股份”也按人头给。有媒体比喻，东莞人是种房子的，租出去赚了钱之后，种更多的房子。

但，现在要把一些企业转走，外来打工者也相应减少，谁都明白，这意味着村里和村民们的出租房也便空了下来……

这可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啊！笔者越琢磨“双转型”，越替这一届领导班子捏把汗。其冲击力和引发的争议绝不亚于改革开放后东莞所发生的任何一场重大的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的改革都是从极“左”的路线中跳出来，革的是旧体制的命，然而这次革命却是革到了自己头上——不仅要从过去的经验、观念和路径依赖中跳出来，还将对既得利益“山头”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也因此，这届领导班子比任何一届领导都日子难过。刘志庚向笔者坦言道：“改革开放以来，东莞走了一条符合东莞实际的路，顺应了经济的大环境，我认为走得是完全对的。东莞当初靠‘三来一补’起家，‘三来一补’对东莞的原始积累有很大的贡献，它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但这种特殊的产业结构到了现在必须得进行调整。汪洋书记看得很准，他对我们提出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的要求，这和我们提出的‘双转型’是一致的。这是东莞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相对来说，压力更大了。以前主要是加大引资力度，加大建设就行了，但现在对原来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难度很大。这个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忍住暂时的阵痛，因为你要调整肯定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我们还必须要忍得住经济速度的放缓，要忍得住暂时收人的减少，忍痛割爱，另外，我们还必须要忍得住社会的种种非议。”

刘志庚也坦言他最大的压力来自村里：“村里都担心企业一走会减少村里的收人，这的确有他们的道理。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村里没什么利益，因为税收是市镇分成的。所以，我也在考虑把市镇两级的税收分成分给村里一些，在经济上扶持他们，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利益问题。我们还打算把村里的行政支出由我们的财政来承担，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的开支。我们正准备制定这方面的政策，实施一系列配套措施，把他们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另外，我们借款给他们办工业区，或者他们贷款，我们贴息。村里最大支出就两块，一个社会治安，一个教育。我们先解决教育这一块，以前村里也办教育，现在归到市镇两级，一方面提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也减轻了村里的负担……”

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科学发展，正是新一代东莞领导者内心和实际工作中所追求的。东莞由此开始走向了荆棘丛生的未来之路。在这条新路上，他们不仅要在传统发展模式上进行脱胎换骨，更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深度开发，这是一条布满坎坷的崎岖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辉煌之路。

儒家经典《大学》曾有一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我们期盼着楚歌声能早一日化为欢乐颂！

期盼着唱响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