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刘志庚正式出任东莞市委书记一职。此刻的东莞，在国内外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格外引人注目，所以这里发生的一件件事，都有可能掀起轩然大波。

然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刘志庚，必须做自己该做的。

刘志庚在任市委书记不到一年时间内，做了两件和他的善良性格似乎不太相符的事来——都是容易得罪人的事情！

刘志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砸了摩的司机的饭碗。

按理说，摩的司机这部分人群算是弱势人群，风吹日晒不说，安全隐患不说，每个月能挣的钱也实在有限。如果你生活无优无虑，有谁愿意去开摩托车拉客？东莞市交警支队队长卢伟琪向笔者描述了一个令他终身难忘的情景：“有一次，我跟刘书记到凤岗的一位摩的司机家，在进家门时，刘书记特地在门口脱下鞋子，提鞋进去，这个细节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

可心地善良、一心牵挂着弱势群体的刘志庚为何上任书记不久偏偏要砸摩的司机那些弱势人群的饭碗？

笔者询问他。

刘志庚笑笑，向笔者讲述起他印象至深的一件事来。

“那次是全国的检察官检察长在东莞会展中心召开的年会，快散会的时候，东莞的检察长好心地提醒大家：东莞社会治安不好，你们上街一定要小心，最好不要带包，不要一个人出去，最好是两个人一起上街。当时我也坐在主席台上，十分难堪，那句话我终身难忘，当时我的脑海立马就联想起改革开放初我们去香港时，去前组织都要交代我们，你们上街一定要小心，不要一个人出去，最好是两个人一起上街。那时是怕出政治问题。没想到时隔二十多年后，我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听到了一模一样的提醒。另外，我知道民间也有一种说法：如果你没被抢过，那就说明你不是一个东莞人。”

这件事对刘志庚触动很大，当时他便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抓好治安。“记得我担任书记后第一次开大会时，我们定了当年要抓的十件大事，本来治安排在第五位，我一看，说不行’，一定要把治安排在第一位。因为我觉得我们东莞现在的经济发展不发愁，关键是要给老百姓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现在东莞的老百姓慢慢富裕了，但社会治安差，假如你连命都保不住，你这个富裕又有什么意义？”

确实，随着东莞的富裕，其社会治安也显示出令人担忧的一面来。据说，在抢匪中流行着一种说法：在内地抢一年，不如东莞抢一次。、巨大的利益**使得不法分子挺而走险。另外，东莞有着特殊的人口结构：东莞户籍人口为171万，常住人口697万，再加上流动人口，总人口达到1200万，在广东省排第三，这决定了东莞承载着巨大的治安压力。

2006年4月，刘志庚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庄重承诺：东莞的社会治安一定要在今年年底得到明显好转，如果不能实现，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公开检讨。

市委书记如此表态使东莞人甚为兴奋。老百姓纷纷写信给刘志庚表示支持，也有不少人踊跃捐款，捐了20万元的东坑商会黄会长向笔者介绍说：“东坑本地人口2万多，外地人口近20万，有人找不到工作就出来抢劫。大家走在路上都提心吊胆的，特别是晚上，根本不敢出门。我很多朋友被抢过，我老婆也被抢过，大中午的在街上走着，包就突然被抢了，包里还有身份证。我看到社会治安这么差，很忧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谁敢来投资呀？所以我呼吁我们东坑的企业家筹了300多万，我自己捐了20万，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奖励见义勇为者。2006年6月份，我从报纸电视里看到市领导对治安工作有那么大的决心，很受鼓舞，我还给刘书记写了信，表示愿意为市里的治安工作尽一点力，因为我觉得我们企业家还是应该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一点贡献，没有好的环境和社会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赚钱的……”

然而，话说回来，对刘志庚的这种表态，虽然大家拍手称快，但同时也为刘志庚捏了一把汗：这社会治安真的能在年底之前见成效吗？东莞的媒体在发表文章时，还好心地将刘志庚的话磨了棱角，将“公开检讨”改为“公开道歉”，因为这些老东莞人心里深知东莞社会治安的难度，怕刘志庚说得太绝对。

但刘志庚要的就是绝对！“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和谐是最高追求。从东莞当前实际出发，抓治安就是抓发展，抓治安就是抓效益，抓治安就是抓和谐。如果连治安都抓不好，就是党委和政府失职。既然失职，就要负起这个责任，公开检讨甚至辞职也是理所当然！”刘志庚在会上慷慨陈词。

随着这个绝对的“军令状”，一场声势浩大的“治安运动”在东莞拉开了序幕。当时主要采取了治摩（摩托车）、治窝（出租屋）、治电（电动车）、治黑网吧等行动。

其中，最大的行动便是治摩。

可千万别小看这治摩。东莞治摩成功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曾向曾培炎副总理自豪地介绍说：“全国36个城市治摩都是失败的，东莞是唯一成功的城市。”

唯一？治摩难道有那么难？

事实确实如此。不谈远的，就谈广州和深圳，这两家城市都曾采取过治摩措施，可最后因为压力大而以失败告终。许多深圳人还能记起当年治摩时的壮观场面，广场上聚集着几千辆摩托车，黑压压乱哄哄的一片，几千摩的司机振臂高呼着口号……即使东莞本身，前些年也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治摩行动，结果也是被几千摩托车围住了政府大楼。

也因此，当刘志庚在东莞领导班子的联席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治摩想法时，立马就有人表示了担优：

“在中国，至今还没有过一个成功案例，我们能行吗？”

“如果这次再失败，那政府形象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啊！”

……

“我历来有个观点，你要么别干事，要干就要真干事。其实，你们这种担优我也有，但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如果不治摩，东莞的社会治安好转便是一句空话。”刘志庚说，“大家也知道，东莞社会治安的最大问题就是‘两抢’，即抢劫、抢夺，实施‘两抢’主要依靠摩托车。对付小巧而灵活的摩托车，我们的警察实在是无奈呀，我看他们也想了许多招，我曾经在公安局看到一头有钩的长棍，一问，原来是警察们想出用这种长棍去钩住歹徒的摩托车，但这样双方都很危险。所以，要想社会治安得到好转，我们必须要走治摩这一步。”

先后三次的研讨会开得异常紧张而激烈。共识有了，接下来讨论实施方案时，在一刀切还是分步走上又发生了分歧。当时东莞有120万辆摩托车，新莞人的和本地人的各占一半。经过反复讨论后，市委市政府决定分成两步走，先清理外地摩托车，因为利用摩托车作案的90％都是外地的一年后再禁本地摩托车。

相信许多东莞人还能记起2006年那个烈日炎炎的夏天，市委书记刘志庚带着市领导们在大街上向路人散发传单的情景。领导们口干舌燥地向过往行人说着这样的话：请你们一定要理解，一个城市要升级，这是必要的……

2006年9月1日，这是全市正式实施异地摩托车统一清理的日子。

这一天，刘志庚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虽然前期做了大量人性化的细致工作，但就怕万一啊！然而，他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天下来，风平浪静，这让他深深松了一口气，也让他再一次感受到“人性化”这三个字的神奇效果。事实上，人性化还在继续，市委、市政府考虑到接下来的国庆长假，又特地给异地摩托车宽限了一个月，这也使得新莞人从这种人性化的细微处感受到了温暖。

外地摩托车治理后，东莞的治安环境立竿见影。

社会治安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据民间测评，东莞市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从2006年4月的43％提高到2006年底的86%，刚好翻了一番。2007年5月，广东省综治考核组对东莞市治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评价说：“敢于动硬较真魄力大、综合治理力度大、重拳出击成效大、群防群治威力大、专项行动社会影响大、推进平安建设和综治中心建设进步大。”2007年10月东莞市被评为广东省“2005～2006年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优秀市”。

然而，到了一年后的9月1日，当治摩治到本地摩托车时，刘志庚面临的压力骤然大了起来。其实，对于本地摩托车，东莞市委市政府也可谓用心良苦，做了非常人性化的工作：第一，全面禁止摩托车的时间往后推迟，市区推迟一年，镇村推迟三年；第二，并非所有的路段都是禁止摩托车的，有些路段则可以；第三，考虑到老百姓上班和接送孩子，还有菜农们早起卖菜，所以在4:00—9:00和16:00—21:00这两个时段是允许摩托车出行的；第四，政府回购摩托车，凭发票折旧报销；第五，不准摩托车载客。

刘志庚的压力大就大在“不准摩托车载客”这一条。

这是得罪人的关键所在，也是治摩中最难的一道坎，所有城市的治禁失败往往就败在这一关键环节上。

对于东莞而言，这条规定意味着砸了东莞3万名摩的司机的饭碗。

事实上，实施这项规定，刘志庚也是于心不忍，他深知这些人干这行当也是迫不得已，必有生活难处。所以，刘志庚一方面对摩托车不准拉客这一条硬性规定绝不手软，但对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却是费尽了心思。“我们给他们进行一次性补偿，并要求各个镇优先安排他们就业，市里也花了一亿多买了出租车提供给他们就业。现在，他们已经有80％的人重新就业了，还没就业的那五六千人，相对来说年龄偏大，缺乏劳动技能，好的工作找不到，差的工作他们也不愿意做，但我们也在尽力想办法。”

“当时东莞治摩，有两个人被骂得最多，一个是刘志庚书记，还有一个就是我。”说这话的人是卢伟琪。他告诉笔者，“治摩那么一件大事，没有不同的意见那是不可能的。当时很多人对治摩这件事，思想不通。刘书记是外地人，幸好我是本地人，否则有些工作也真不好做。”

2005年8月初，卢伟琪调任东莞市交警支队支队长一职。上任不久，他便开始着手摩托车的治理调研工作。这位老公安曾当过十年刑警，其间接触的案件使他深知东莞社会治安的最突出的问题便是抢劫、抢夺，而许多抢劫案又都是利用摩托车这个工具。“在干部大会上，当我听到刘书记讲到重点抓社会治安的工作时，我感到相当振奋，当时我就想到了治理摩托车这个问题。会后不久，我们去了深圳、珠海、广州等地搞调研，5月底就拿出了一个关于管理治理摩托车的方案。第一稿送到我们公安局长那里，当时他就批了，后来我们将方案重新整理后送交市委市政府，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刘书记是否同意，没想到刘书记早就考虑这事了。他对我们的方案非常重视，在上面作了很多批示，后来又亲自召开会议……”

关于治摩的艰辛，卢伟琪的下属只告诉我们一个小细节：由于太累，卢伟琪好了多年的腰痛病又复发了，痛得走不动路，但他依然坚持在岗位，走起路来手托着腰，一步一步拖着走……卢伟琪急忙摆手阻止了下属的话，说那都是应该的，不值一提。他告诉我们说：“东莞以前有过两次治摩，但都失败了。我们总结前两次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把治摩上升到政府行为。治摩这项工作，如果单靠一个系统抓，那肯定是力不从心的，更没办法持续下去。但这次不一样，这次完全上升到政府行为，政府不仅在公交系统上进行大投入，解决了老百姓的出行问题，另一方面对摩的司机非常关心爱护，尽可能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处理好他们的再就业问题，后来许多摩的司机的家属给刘书记写来感谢信，感谢政府对摩的司机的安置。老实说，如果政府不解决摩的司机的出路问题，那治摩工作是很难开展的，也很难维持下去。这次治摩动员了全社会的力量，应该是综合治理的一个典范。”

关于解决摩的司机的就业问题，凤岗镇委书记任焕林曾向笔者介绍过凤岗的落实情况：“开始他们也是不理解.但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我们补钱给他，有的是5000元，有的是10000元，同时我们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出路。风岗一共有400多名摩托车司机，有200多人进到企业或治安队，还有190人安排他们开的士。他们现在挣的钱比以前多，比如开的士的，以前他们每天挣50元，现在可挣100多元，而且又安全。他们很高兴，这次四川地震他们还带头捐钱。现在我们公交事业发展得也很好，老百姓很拥护。治摩后，凤岗的城市面貌比以前漂亮了许多，交通事故也大大减少，最重要一点，治安环境好多了，抢劫案件明显下来了。”说到抢劫，任焕林也是深有体会，有一次他在路上边走边接电话，一辆摩托车从他身边飞驰而过，正通着电话的手机便也被带走了。这样的情况，任焕林身边有很多人都遭遇过。

值得一提的是，东莞以前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约有1100人，其中一半是摩托车肇事。对此，卢伟琪强调治摩还应该从这方面计算成本和产出，他说：“虽然我们出了这么多的财力和人力，但治摩后，东莞到目前为止少死亡了500多人。也就是说，治摩挽救了500个生命，500个生命影响了多少家庭呢？这样的产出是无法估量的。从这点看，我们也已经尝到了甜头。另外，从公交发展和社会治安两方面看，我们的城市形象也得到了大大提升，人的素质也有所提高，还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摩托车的废气排放也是很厉害的。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治摩的意义都是重大的。从长远看，产出远远大于投入。”

东莞治摩成功后，广州、深圳等城市纷纷过来取经。他们取到了最核心一点：人性化工作，是治摩成功的法宝。

其实，治摩看起来是件具体的事，实际上是在考验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到达一定阶段的一种执政能力和执政理念。外资以往对东莞都有一种印象：经济发展速度快，但随之出现的问题也多，因为像摩的这样的一些现象，总在使东莞的发展和形象大打折扣。刘志庚和东莞市领导抓住这种现象大举采取整治措施，其实是通过治表而整治了东莞市发展经济和城市现代建设过程中暴露的本质问题，即：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历程与提高市民素质、强化城市科学管理之间的关系必须并驾齐驱，缺一不可。

一切围绕“人”字做文章，换位思考，先将自己谦卑的心点燃，作为火把，这样，再艰难的局面也不会迷失方向。泰戈尔有句话说得好：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万事其宗，有关涉及“人”的利益的事情最难做。

2006年东莞各镇换届时，刘志庚就碰到了一件麻烦事。按国家的新规定，各镇必须将镇委副书记的人数减至两名。当时各镇的镇委副书记大多为4名，有的为5名。

往上提拔，皆大欢喜，但让干部从现有位置下来，那可不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早已习惯了能上不能下的事实，除非你犯了错，否则哪有好端端下来的道理？

这真是一件头疼事。

然而，刘志庚不得不硬起头皮来处理这件头疼事。

这件事后来处理得非常完满，可刘志庚当初却不知头疼了多少次。当时东莞32个镇区的正副书记，一共有100多人，刘志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都找他们分别谈了一遍，尤为重要的是，刘志庚可不是约他们来办公室，而是亲自去到镇里，一一登门。那些干部们纵有再大的不情愿，但一看到亲自造访的满脸谦和的书记，内心的委屈便也烟消云散，于是换届工作也就顺利进行。

这件事使得刘志庚更加领悟到“人”字的重要性。他说：“一定要换位思考，同时你也必须把你内心的想法说出来，让对方理解，这样沟通起来就容易得多。现在做工作必须要讲究领导艺术，比如说开会，我不喜欢开长会，把事情讲清楚就行，讲话超过一个钟头，很容易就成了废话。都中午12点了，你还在滔滔不绝，人家脑子里就会在想，这个刘书记还要讲多长时间，他们不会再关心你讲的内容，即使你有再好的思想也没用，所以当领导的一定要懂得心理学，心理学也就是换位思考，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