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冬。东莞。

这天，东莞市市长郑锦滔特地起了个大早。昨天下班前省里突然来电话，是省长梁灵光的秘书打来的，口气很急，让他尽快来一趟广州，省长找他有事，很重要的事情！

外面天气阴拨，赶往广州的路上，郑锦滔坐在车里，心情也十分沉重。他隐约感到，这次省长召他去谈话，没别的，只有一件事：兴师问罪！不久前，梁省长刚刚找他谈过一次话，因为东莞有人给中央写了告状信，告东莞市委市政府非法集资，这次很重要的事情十有八九还跟这事有关，因为东莞这次动作闹的动静实在是太大了。

郑锦滔的预感没错。一迈进省长办公室，梁灵光劈头就问：“老郑啊，你们怎么搞的嘛？怎么又让群众写信到上面去了……”

这一切要从年初的东莞升为地级市这事儿说起。

1988年1月7日，国务院的一纸公文，将东莞变为了地级市。

这一变，对东莞来讲，那可是历史性的！

简单而直接的意义是，这意味着东莞以后直接面对省里，不需要再隔着惠阳地区了；说深一点，这意味着东莞的地位彻底地提升了。这一提升可不能小瞧，外界对一个县和一个市的看法完全不一样，特别是港商、台商，他们很在乎自己投资的地方是一个县还是一个市，反过来说，东莞人以后出去招商要比以前底气足多了，这将对东莞的经济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再说深一点，这意味着东莞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郑锦滔市长在回顾这个变化的深远意义时曾如此总结：“建市之后，国家赋予我们的权力大了，很多事情的审批、处理都不一样了。比如我们要做一个来料加工的项目，3000万元以下的都可以直接自己审批，这在原来是不行的。此外，对土地的使用、对基本项目的审批等都可以自己解决了。建市对东莞的统一开发、统一建设、集中资源的使用等方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建松山湖、东部工业园、东部快速两边综合开发、虎门港口，这在东莞还是县城时是绝对不可能的。”

话说得实在一点，尤其针对眼下刚刚升为地级市的东莞来说，这个变化更意味着梦想的开始。

沉浸在东莞升为地级市的庆典鼓声中，东莞人的心底深处也突然激发出一种以前从不曾有的梦想：既然东莞成了真正的地级市，那么，一个市哪能是现在这副小县城的格局和模样，我们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应该就地城市化，搞成一个真正的市才行。此时此刻，所有的东莞人都认为：东莞理所当然应该做得更大一点，理所当然尽快成为中等城市。升为地级市后的东莞并不只是单单拥有民政部批复的一纸批文，必须有人们观感上共同认可的城市规模和城市面貌才能令人信服啊。于是，这个刚刚从农业社会踏人工业社会门槛里的东莞开始梦想要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了。

梦想归梦想，此时的东莞人，无论是领导还是百姓，其实还并不真正清楚一个城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形态和内涵。

不清楚倒也无妨，可以学。于是，东莞在刚刚升为地级市后不久，市委市政府领导率全市所有党政机关负责人及各镇书记镇长等100多人的大部队浩浩****出发去了广州、深圳、中山、顺德等城市。沿途考察一圈下来，看看人家，再瞧瞧东莞，大家心里又有点泄气。经济实力悬殊太大了！中山和顺德大企业较多，咱比不上，广州是个省会，发展本身就早，咱更比不上，而深圳是特区，发展时起点就高，无论是城市规划的起点，还是引进外资的规模和档次，以及人家的思想解放程度，那咱更是没法比。

其时的东莞充其量也还是一只小小的麻雀！

雄心壮志尽管强烈，但眼前的东莞毕竟和城市还有一大段距离呀，而且能不能真正达到，大家心里没谱。所以，升级后的东莞将来怎么发展，要搞成什么模样，改革将沿着什么航标前进，没人知道。

此时的东莞人，一心求变，却不知怎么变法，满身干劲，也不知使在哪里。于是，一个个摩拳擦掌的东莞人在喜悦和期盼的同时又陷人到一种茫然之中。

有一个人却不茫然。此人就是一个月后回东莞出任市委书记的欧阳德。

欧阳德此前在惠阳地区任行署专员，1975年至1981年，他曾在东莞担当县委书记一职，此前一直在东莞工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莞人，放牛娃出身，16岁便参加了革命。

欧阳德中等个儿，白面，其相貌的最大特征是他双耳的耳毛外露。据说有一位老和尚曾给他看过相，称此耳毛是个好东西，一则表示长寿，二则表示聪明，记忆力惊人，若忘了什么，摸摸耳毛便能想起。当然，对老和尚的说法，我们一笑了之，但欧阳德的聪明却是大家公认的。欧阳德虽只上过五年半的学，但他天生好学，博览群书，其记忆力也确实惊人，据熟悉他的人讲，他读过的书过目不忘，许多唐宋诗词他至今还能一字不漏地朗朗上口。

因为喜好读书，又悟性极高，欧阳德对于任何事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这使得他表现出来的行为并不怎么循规蹈矩。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时，欧阳德参加全国县委书记会议，在会上曾被当做反面典型狠批了一通，说东莞搞资本主义。那个年头，东莞的资本主义尾巴确实太多。比如说东莞当时有6个牛场，已被砍掉5个，上面坚持要把这条资本主义尾巴割利索。欧阳德不从，反问对方：“把牛场都砍掉，那农民种地去哪里买耕牛呀？这不是等于要了农民的命吗？”对方可不管这些，说你们贩卖耕牛，那是“牛鬼蛇神”，搞资本主义。为这事，欧阳德和惠阳地委书记李富林吹胡子瞪眼睛地大吵起来，欧阳德拍着桌子说：“我不要当这个官了。要让我当官，我就要实事求是！”李富林看着脾气比牛还倔的欧阳德，愣是没招。事后，欧阳德拉着李富林去喝酒，海量的欧阳德三两杯酒便将山西人李富林给搞定了，砍牛场的事也只好作罢。

其实，对于上面的指令，欧阳德不是不听，但他更考虑是否切实可行，群众能不能接受。然而，发生在那个年头的荒唐事委实太多，农民们养鸡养鸭，上面却要求鸡头鸭头不能超过人头，如你一户5口人，养6只鸡鸭便是搞资本主义，欧阳德认为这完全是脱离实际的胡闹，坚决顶住，为此他也没少挨过上面的批评。但他不怕，他有的是聪明，懂得如何应付上面，拿他自己的话便是“阳奉阴违”“小官僚骗大官僚”，到上面开会发言时，讲得比谁都好听，回来后却是我行我素。《南方日报》的一个老记者还记得当年欧阳德在全省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

1985年9月5日，国务院批准撤销东莞县，设立东莞市（县级市），以原东莞县纽东莞市行政区域。图为撤县设市挂牌仪式。

1984年1月，高大桥建成通车，这是全国第一座由群众集资兴建的大桥。上故意文不对题，一个劲地高调吹唱农业学大寨的情景，“大会的主题是批判资本主义，可他却在那儿大吹农业学大寨，我在一旁听着听着觉得不对劲，一个劲地给他使眼色，可没用，他还在那天花乱坠地瞎吹，一直吹了两个多小时。会后我跟他说，欧阳书记你可能要倒霉了，人家要你批的是资本主义呀。可他眼睛一瞪，说资本主义有什么好批的？吓得我。这可是那个年代呀……”

好在那个年代已经走远了。

东莞升为地级市后新的领导班子随着欧阳德的到来得以正式确立，市长郑锦滔是由原来县级市市长就地提拔的，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李汉松是从惠州调来的，市委副书记叶耀也是个能力出众之人，当年带着沙田人战天斗地，愣是把沙田这块贫膺之地变成了东莞的大粮仓……

新的领导班子确立后，东莞市委、市政府新的工作部署很快进人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欧阳德这次回来，算是再一次掌舵东莞。虽然他前几年不在东莞工作，但对东莞的情况了如指掌。刚刚回到东莞，摆在他面前的事务纷乱如麻：升了一级的各级机构需要理顺，机关工作需要整顿，陈规陋习需要革除，最重要的是，东莞要上一个大台阶，要有一个大的发展。

会上，欧阳德诚恳地跟大家说：“戏里面有句词，当官不办事，不如回家种红薯。现在，既然领导把我放到这个位置，我就要办事，不办事我就不当这个官。干得怎么样，让实践来检验！”

如何让东莞的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新的领导班子一致认为第一步就是深人调研，问计于民。于是，东莞市委书记、市长、副书记、副市长等领导各带一班人马分头下到基层，广泛收集意见，摸清东莞现在的发展情况，掌握和了解东莞目前的困难以及制约东莞发展的瓶颈。

在基层，领导们普遍感觉到干部群众和他们的心情一样，也有那种加快发展的迫切愿望。

经过一两个月的调研之后，各路人马回到东莞，集中意见。先后几次研讨会，都是开得非常热烈。大家首先达成一致的共识是，尽快加速发展，要发展必须要发展工业，无工不富，要发展工业必须把外资引进来。有了这种共识之后，大家又开始围绕如何才能更多更快引进外资等问题畅所欲言，畅谈改革。

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几大难题分别是路、电、水、通讯等。

路的麻烦最大，暂先搁下。

先说电的困难。电不够用是所有镇书记反复抱怨的事。实际上，这方面的困难不仅是电量不够，配电设施也相当落后，因变电站少得可怜，故东莞通往各镇的电网完全不成体统。说白了，即使东莞有电，也送不出去，更何况东莞没电。加快发展怎能缺电？电的问题必须解决！

接着是水的问题。当时东莞市区里只有两家自来水厂，加起来一天最多也就万把吨的供水量。要想尽快发展工业，毫无疑问，水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人才问题。有一次，欧阳德把交通局、公路局等相关负责人召集到他办公室开常委会议，讨论建设规划的问题。会上，欧阳德向大家讲了很多新的理念，当他讲到修路一定要设好公共汽车的候车亭时，特地强调说要建成港湾式的候车亭，他说：“以前的公路是直的，路边搞一个站台，公交车一停站，后面的车呀就要绕着走，这个不合理，我们以后修路呀，要修成港湾式候车亭。”其时的东莞还没有港湾式候车亭，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并不多见，大家听得莫名其妙，问什么是港湾式候车亭。欧阳德便一边讲解一边做手势：“公共汽车绕进去时好像一个港湾一样，车停在那里让乘客上下车，不会影响过往的车辆……”讲了半天，欧阳德发现大家还是似懂非懂，当即便说：“东莞一定要招些人才进来，我讲来讲去没有一个人明白。我们的人才太缺了，我需要多些人才进来。”从那时起，东莞就开始有意识地引进人才，欧阳德在任的五六年时间，东莞共引进了五万多名人才。

问题的症结找到了，接下来便是对症下药，即拿出规划方案。

规划方案交给各相应部门落实，电的问题由供电局拿方案，人才的问题由人事局拿规划，不一而足。于是，各个部门立即加班加点认真研究讨论。

不料，规划方案拿出后，到了欧阳德手上，统统又给否掉了。理由是视野不够，眼光短浅，得重新规划。

比如说水，当时东莞市供水局提交的方案是将每天的水产量提高至3万至5万吨。欧阳德说不行，应该要上20万吨；电也是如此，大家开始提出的方案非常保守。欧阳德则在图纸上大笔一挥，说是要修建两个大电厂，一大批变电站，还要建设一个22万千瓦的大变电站！

不难看出，东莞地级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是一位魄力十足的改革家，采用的是大规划大建设的发展方式。欧阳德甩开膀子大干了！

笔者在东莞采访期间，一直听说他不仅胆识超群，而且才华出众，常常因事生情，感慨成诗，一手漂亮的书法更是了得。幸运的是，笔者手头恰巧有本他的书法集，他的书法博采众长，有一种综合后的奇丽。这本书法集所写的恰又是他自己写的诗。其中有两篇提及当年东莞的水电问题，现摘录如下——

《先行官》：工业腾飞路必走／电源不足受阻挠／小厂发电成本贵／大电要由省统筹／搞好配套等机会／英到梁成不过流／全市数十变电站／扩建增容全改主灯真正成为先行官／加足马力赶快跑／一朝春风送暖到／大放光明不用愁

《饮水》：水源充足供不上／城区用水却困难／东江绕市无水用／不怨上帝自愁颜／筹建城区大水厂／投资征地渡难关／抓紧施工付使用／饮水不忘挖井人

改革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超前。事实证明，也正是这一点，东莞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同样，也正是这点，也才有了本章的开篇情节，从而使笔者在叙述东莞当年修路这一至关重要的历程时不至于为缺少冲突而担优可读性。

冲突的起因不难想象：钱的问题。

钱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初期，对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领导最最头疼的事。没有钱就难以发展。

电的问题好办。通过努力，省电力局对东莞的支持很大，不仅对变电站的项目进行投资和改造，联上电网，也做了许多工作，毕竟东莞用电量大，抵得上中山、佛山、南海几个地方的用电总和。水的问题也容易解决，向银行贷款，建个水库，此后以收缴水费的形式还款，再说22万吨的水源当时投资只是仅需1亿多。通信问题也得再上一个台阶，当时整个通信项目改造需要巧亿，但因有银行贷款，这个问题也不算太难。

难就难在路上。

众所周知，东莞最大的发展瓶颈就是路，虽然80年代初、中期也开始把一些泥泞小道铺上一层柏油，但那种路的承载力实在有限。

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推进，许多来料加工厂也顺着那些窄小的简易公路进到了乡村，几年发展下来，问题也随之而来，最恼人的问题是，许多集装箱车必须来来回回出人东莞，那些司机们一说起东莞的路就摇头叹息：东莞的路实在太难走了。当时在香港货柜车司机中流传这样的话：不怕东莞佬，最怕东莞路。

东莞当年打下的这些微循环的根基实在太薄弱了！

那些限重4吨的路被货柜车来来回回轧过后，很快就被轧得到处是坑坑洼洼。坑洼不说，有的地方转弯半径只有五六米，比国家规定的标准少了，开车非常危险。由于路太差，经常有汽车走着走着就陷进去了，也有车就直接报废在公路上。

当时东莞的道路状况是“晴通雨阻”，因此造成的麻烦一个接一个。一些外资企业被引了进来，但进来不久，那些路慢慢又被轧坏了，加上台风猛刮，每逢雨水一泡，那些路就没法通车了。有几次，因为下雨，道路不通，外商订的一批产品因耽搁几天再运过去时，对方就坚决不肯收了。郑锦滔回忆说：“当时有一件事对我们触动很深。有一个叫廖水容的香港老板，他们运货时正逢下雨天，当时是泥路，车子一下子陷到泥坑里出不来，他们堵在泥路上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等了好久，肚子也等饿了，后来他打电话给我们华侨大厦的经理，让他们给送点饭去，那经理给他送饭时他就讽刺说：‘你们都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好，开始我们还真以为走你们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好呢，没想到你们的社会主义道路更难走了！’”

一个城市的道路不通，就像一个人的循环发生了问题，血脉不通，这跟植物人、瘫痪人有什么区别？谈何发展？意气风发的欧阳德对此深有感慨，他曾作诗《行车难》：

行车难 路迢迢／道路不平车难摇／尘埃弥漫挡前瞧／人起步 车船渡／汽车慢行泥巴路／坎坎洼洼／时速里程心无数／市场经济不问津／对外开放锁门户／改革风云出首都／打开大门迈新步／喜讯一声传四海，九州大地绘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