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东莞对该项目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中心，东莞市副市长李汉松担任总指挥。

1989年7月8日至29日，广东彩管项目评估会在北京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召开，会议对项目建设资金是否落实、主要配套设备是否落实、核定厂区建筑面积、核定职工人数等进行反复论证。李汉松副市长为领队的答辩团，回答了评估组专家学者提出的无数问题。

会议结束后，彩管项目可行性报告的上报审批手续转人上报各部、委、司、局审阅的漫长岁月。

笔者在东莞采访时，偶然的一次机会认识了在彩管厂工作多年的员工郑燕娟，她是当年分在彩管厂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之一。听说笔者要采写关于彩管厂的文章后，特地给我找了一份名单，是1988年彩管厂筹备小组的人员名单。

一、1988年1月从东莞各单位抽调到彩管搞筹建工作的人员（共8位）

王创权：原市交通局交管总站副主任（已走）

邓裕宗：原市生益数铜版公司副总（已走）

尹嫂辉：原市科委计算中心副主任（已走）

张惠兰：原市无线电厂车间主任（留）

黄国楠：原市经委高工（已走）

苗根才：原市经委高工（已走）

芦娜才：原沙田拆船厂副厂长（已走）

苏志洪：原沙田拆船厂司机（已走）

二、1988年6月从咸阳4400厂调进东莞支援彩管项目的人员（王念琴厂长带来8人）

夏春奎（升副总）、张伟（升副总）、王念琴（亡）、徐风鸣（亡）、张光远（伤）、陈康祥（伤）、谢绍忠（走）、徐宝华（走）、王玉章（退）

笔者注意到这份人员名单的后面特地注明了是在1998年1月份统计的。这也正值彩管厂成立10周年。

郑燕娟特向笔者推荐了张惠兰，说她是这16个人中唯一留下没走的。郑燕娟介绍说：邹家华批复后，彩管厂的主要手续的主要公关人就是张惠兰。从1989年6月到12月，她常驻北京，虽说是邹家华已经签了字，可许多手续还得办。

2008年初，我们在东莞见到了风采依旧的张惠兰。一脸阳光灿烂的她，从五官和神态中，完全可以看出当年的美丽。一见面，她就爽朗地笑了起来。

坐定后，笔者问她：“你一个北京人，怎么就跑到东莞来了？”

笔者的问题引起了张惠兰对那个年代的追忆。这天东莞下着雨，屋里略显寒冷，窗外的雨点轻轻敲打着玻璃，低喃浅吟。

张惠兰，北京人，今年60岁。她的经历和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有相似之处，1967年大学毕业后积极响应毛主席“支援边远山区”的号召，带着满腔的热情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在贵州一呆就是16个春秋。说起当年来东莞后的经历时，性情爽朗的张惠兰立马打开了话匣子——

1983年，我调到东莞时，这里还是很穷很落后的。我出去买东西跟他们讲普通话，他们都听不懂。记得我来东莞的第二天去粮店买米，我跟他们说我要买30斤米，人家听不懂，对我直摇头，没办法，我就只好用笔在纸上写“买30斤米”，这样才买上了米。 当时我先分到东莞的无线电厂，那是东莞当时最好的一个厂。我在这个厂干了5年，当车间主任。1988年1月份，东莞市政府因为要建彩管厂，就从东莞的几家单位抽调8个人成立了筹备小组，因为我懂无线电技术，所以也抽中了我。我们最早的这批人到1998年10月的时候基本上都走了，就刹下我一个人还在坚持。

我来的时候，彩管厂的项目还在申请的过程中，当时的彩管厂还完全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后来厂址定在南城的郊区，在东莞市区5公里之外的笠村，好像是郑市长亲自选中的那块地。那时候那里还有一大片坟地呢。我在东莞无线电厂工作时，我们车间一百多人全都是广东人，我是工程师，当时我们生产收音机，有些技术上的事，比如接那几条红线黑线绿线，接在什么地方怎么接你得给他们讲清楚，不讲清楚就很容易接错。我跟他们讲普通话，他们听不懂。没办法，我只好开始学广东话，半年时间我就把广东话给拿下了。调到彩管厂之后，彩管厂来的那些人大多是外地调来的，听不懂广东话，他们看我会说广东话又会讲普通话，所以有什么事情都来请我帮忙，比如请我给他们上户口、孩子入学之类的事。后来我们领导说，你搞后勒比你在车间强，车间里那么多技术人员也不缺你一个，而像你这样又会广东话又会普通话的没几个，何况你见多识广，活动能力又很强。于是我就开始跟着领导一起跑手续。邹家华总理批了后，后面的手续都是我们在跑。从1989年6月份到12月份，我长期驻北京，整天跑国家计委、机电部、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单位。 当时压力也挺大的，天天去催，郑市长也经常打电话过来，他说：“张惠兰，这个项目一定要跑下来，就是路破铁鞋，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个项目给拿下来，要不然你别回来！”

当时有人议论郑市长好高鹜远想要弄个功绩出来，但我们跟郑市长接触下来，觉得他是完全坚定了东莞一定得有自己的工业的信念，他当时这个信念特别强。事实上，彩管厂的成立的确也成了东莞工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时候还有很多说法，尤其觉得这是全额货款，风险很大，万一这个项目搞难了怎么办？拿什么去还近20个亿的货款？甚至连我们自己私下议论起来也觉得风险挺大的，但看到市长下了这么大决心，我们也就不想那么多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替市长把这个项目跑下来。

当时我尽管北京也有家，有亲人，但都住在招待所，一步也不敢离开。每天不停地打电话去问，人家说你们就等电话吧，所以我们就只能死守着电话机，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也不知道电话什么时候能来，因为你到哪里报批，就要等哪里打电话给你，我们就特怕错过一个电话，怕是因为我们没接到电话的缘故没批成。再就是不停地上门去催，记得我那时经常去人家办公室见悠着。文件批到哪个司，我就到哪个司盯着，经常池在那儿，就跟在那儿上班一样。有时，人家看见我也烦，说你们回家等消息吧，我说不能回家等，你们批了我们就不来了。他们不理我，我也就在那儿坐着。有时自己都觉得脸皮挺厚的，但当时顾不上了，没办法呀，我们必须抓紧把这个项目拿下呀。 当时审批这些手续时，麻烦事一个接一个。因为在审批时各个部委不是光盖个章就完事了的，他们还不断地提出修改意见，比如人员和厂房面积、建设资金等，然后我们又按要求修改，重新补充各种材料再往上送……

1989年12月初，李汉松、张惠兰，以及广东省电子局局长刘忠山等人正在北京焦急地等待批文。7日上午，张惠兰突然接到电话，是郑锦滔市长的秘书王建周打来的，说李汉松的母亲突然去世了，让他赶紧回来一下。

接完电话的张惠兰赶紧把刘忠山拉到一旁，低声告诉他这个情况，问该怎么办。刘忠山想了一会儿，说，李汉松是个孝子，你先别吭声，先瞒着。接着，刘忠山找到李汉松，说：“老李啊，刚才市里打电话，说那头好像有个什么签字让你赶紧回去一趟。”李汉松一听，有点纳闷，说：“不应该有什么事呀，我刚来才两天呢，除了沙角电厂可能要我签字，但也不应该这么快。”说完他又转头问张惠兰知不知道是什么事。张惠兰说她也搞不清楚，领导叫你回去你回去叹。

当即张惠兰就去买票，是当晚8点多的飞机。一路上，陪同一起回东莞的张惠兰不时劝李汉松多吃饭多喝水多睡觉。因为她担心他回去后吃不下饭又睡不着觉。

也许张惠兰那天的举动显得反常，李汉松也觉得奇怪，问她怎么了。张惠兰笑笑，说，没事，我是怕你累着嘛。

到了东莞，去接机的是王建周。见了他们，王建周趁李汉松不注意，悄悄问张惠兰李汉松知道此事没有。张惠兰说没有。他说好，先别说。一路上，李汉松更是如坠迷雾，悄声问张惠兰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不是他的司机和秘书接，而是郑市长的秘书和司机。张惠兰摇头说她也不知道呀。

车子一直开到李汉松家那个胡同口时，张惠兰这才跟李汉松说了实话：“李市长，对不起，在路上我一直没跟你讲，这是刘局长交代的。你母亲去世了。”

李汉松“啊”了一下愣住了，半晌，他才说：“怎么回事？我出来时她不是好好的吗？我去北京时，她把我一直送到胡同口，问我怎么去北京，我骗她说我坐火车去，她平时总是不放心我坐飞机，总叮嘱我别坐飞机，一定要坐火车，没想到

张惠兰继续跟他道歉：“对不起，李市长，没有跟你说实话，我们怕你太伤心了，怕你回来不吃饭了影响健康……”

3天后，李汉松和张惠兰又踏上了去北京的旅程，这次他们是坐火车走的。因为李汉松觉得自己上次来北京时对母亲说了谎，没想到北京才两天，母亲就突然去世了，他对不起母亲，所以这次去北京无论如何要坐火车。

4天后的12月14日，李汉松等人终于拿到了正式批文。讲到这里，张惠兰动起情来：“当时有我、李汉松副市长，还有省电子局的副局长张书兴。批文拿到手之后，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李汉松还提出到我家看看，他说张惠兰你这段时间辛苦了，太感谢你了。当时我爱人也在北京，他到我家看了看，还跟我婆婆合了影。我婆婆也是一个老革命，当年还是个双枪老太婆。现在回想这一段，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我们大家都是凭着这股不屈不挠的精神才一直往前走下去的，而且，这种精神在我们后来的建厂创业过程中也一直贯穿着。”

张惠兰说到这，一旁的郑燕娟接过话茬：“我记得批文拿到东莞后不久，我们彩管厂的所有人员被通知开会。那时我们还没有会议室，会议是在一个破旧的空房子里召开的，没有座位，我们都站着，当时彩管厂已经有100人左右。记得郑市长在台上给我们大家念批文时，很多人都哭了。念到最后时，大家一边鼓掌一边抹眼泪。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那时也是哭得厉害，泪水哗哗地流。我们是1989年夏天分过来的，几十个大学生，当时还没有办公室，每天也没有班上，我们这批人就只好天天在招待所呆着。有的人打牌，有的人聊天吹牛，开始时觉得这么过日子挺自在的，有工资拿，有饭吃，有地方住，不上班正好乐得个自在。那时我们要跟日本合作，所以领导就让我们大家学日语。这么混了几个月下来，大家觉得天天不上班的日子过得也挺无聊。这时，除了我们这批大学生之外，又调进来不少人。”

“那你们那时候待遇怎么样？”笔者问。

郑燕娟说：“我们那时候每个月的工资加上补贴能有两三百元钱，而分配到内地的同学工资只有几十元钱。也因此，当时东莞当地人对我们议论挺多，说的话很难听，什么政府搞这么一个项目，纯粹就是想要表功。圈这么大一块地方，搞来这么一大批外地人养着，天天没事干，骗吃骗喝的，不就是想要打肿脸充胖子吗？其实那时我们的日子虽然过得很轻松，但大家心里也都没底，因为批文的事一直还及有落实下来，我们也不能肯定这个项目能不能批下来。那段等待的时间里，也有人看不到前景，又想法调走了。所以当那次会议召开，领导在台上念批文时，我们大家都激动得很，因为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踏踏实实地有工作干了……”

张惠兰打开她随身带来的牛皮纸袋，里面有一大操文件，好些是发了黄的。她一边给我翻看着，一边介绍说：“这些资料都是很珍贵的，你看这几份还是手写的都是我去广东取过来的，我就说比情书还重要呢。你看，这份是叶选平写的刁档时是广东省省长，写给当时的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甘子玉和副主任郝建秀的；大份是张高丽写的，他当时是广东省的副省长……”

单者翻着这些发了黄的旧文件，心里也不是滋味。在此摘录两位领导的亲笔信——国家计名叶青、陈光健副主任：

广东东莞）彩管项目，业经国家评枯，已报国家计委，并经工业二司和外资司审核，理已送到投资司。该项目前期工作已经准备就绪，资金落实，建设规模省里已作几安排。盼国家计委早日最终批准这个项目，以便早日动工，为发展我国电子工业作出贡献。现介绍东莞市政府负责同志向您作详细汇报。

七致

敬礼

广东省人民政府　张高丽

1989年11月12日

子玉、建秀同志

你们好。

东莞市彩管相的论证评价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并已报到国家计委。北京平基以后，国内外各方面对此项目仍持原来支持态度，没有受影响。 因此，特由东莞市同志前来汇报，希望能得到对此项目的最终批准，请能尽力再予支持。谢谢，祝好！

叶选平

1989年12月

张惠兰继续感慨着：“20年了，我一直把它们像宝贝一样留着。有时翻if来看看，也想扔了，可总还是没舍得，毕竟其中有自己一份心血。尽管我对彩于厂来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那时这个项目曾经是我的全部啊。那时灵我儿子在读高中，我作为一个母亲，根本就没辅导过他，结果我的两个孩子者役考上大学。那时我哪有时间照顾孩子？ 自从调到这里后，我一天都没闲过，奎天在外面跑，忙碌了三五年，几乎没怎么着过家。我那两个儿子没考上大学我么挺内疚的，等于我没管过他们。也许我把自己的事业看得太重了，但是作为一个母亲，我没尽到母亲的责任。后来我儿子当兵了，当兵回来安排工作有困庄，我去找郑锦滔市长帮忙。郑市长也知道我的情况，他二话没说就帮忙给安丰了。他跟别人说过：‘这几年的时间，张惠兰都不管家里面，可是随叫随到呀’我们单位最早装电话时，厂里只给两个人装了电话，一个是王念琴厂长，另一，就是我，当时很多人有意见，说凭什么给张惠兰装电话？后来王厂长讲，给女峡电话，是因为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她去跑，你们谁去跑……”

那天，张惠兰说了很多很多，看得出来，她很久没有这样倾诉了。

1990年10月8日，在东莞宾馆，广东彩色显像管厂跟日本日j公司正式签订合同，东莞从日本引进了我国首套大屏幕彩管生产设备与技术。接下来建厂、安装设备，1993年正式投产。1997年5月，改名为“广东福地彩td像管股份有限公司”，6月17日，该公司普通A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7，股票简称“广东福地”，顺利融资9.3亿元，当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中F3利二7亿元。2003年，以6.68亿元的高价将设备卖给了国际巨头汤姆逊。

至此，东莞的“明月工程”圆满画上句号！

2007年底，我们在东莞市政协的会议室里采访神采依旧的郑锦滔时，笔者注意到他记忆力非常好，讲起话来思路清浙，言语中始终流淌着一份深深的眷恋之情。笔者问他：“当时你们用的是全额贷款，其中的风险应该是最大的。幸好你们后来成功了，假如说，万一你们也像其他那些厂失败了怎么办？你当时就没有压力吗？难道你就不怕吗？”

“不怕！”郑锦滔的回答非常决绝，“没有压力，我们不怕失败。我们认为是不会失败的。为什么呢？说起来9个字，就是这9个字成为推动我前进的动力：理想、信念、意志、前进心。所谓理想就是我一定要摘下这轮‘明月’，信念呢，就是我有信心这个项目肯定会成功的。面对困难一定要下决心，一定要有执著的意志，只要你有决心了，就一定能成功的。做成这个项目后，东莞的形象就大不一样了，既有星斗，又有月亮。”

听着老市长的这番肺腑之言，我们不由感慨万千。时代的大潮把他们推上改革的舞台，然而在这个貌似风光的舞台上，迎接他们的不是鲜花，不是荣誉，他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风险，只有像老市长这样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老市长接下来又总结这个项目的成功有几个幸运：一是设备，我们买的日本的技术、设备全都是新的，而且非常好，不像其他厂，为了省钱买了旧设备，最终导致失败；二是时机，东莞因等待审批项目迟迟没有上马，这样的等待实际上成全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更合适的时机，而佛山的项目因为提前上马，结果很快陷人困境；三是产品，我们这个项目上马后非常顺利，一次性投产，没有废品，实在是幸运，效益非常好，第一年纯利1000万，第二年、第三年都达到了两亿多元，最多一年高达4.7亿元；四是改造，我们后来的技术改造工程也搞得漂亮，将原来的设计能力年产量150万支提高到200万支，这主要是副老总张伟负责的，这步棋走得非常好，后来我们投资4000万人民币，又提高了100万支，而人家搞100万支管得要10个亿，整个改造过程花了一年多时间，把日本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东西变成了现实；五是我们在一个最好的时机将彩管厂卖给了汤姆逊公司。前后共赚了十多个亿，更重要的是，那里的土地、厂房还是我们的。我们一年还可以收一千多万元的租金，那就是给东莞创造了一个很大的效益，一百亩地，那可是地主啊……

看着脸上泛着红光的郑锦滔，笔者想起苏轼的名言：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东莞有今天的辉煌不正是因为东莞人身上这股坚忍不拔之志吗？

东莞人正是以水滴石穿的坚强意志，奏响了气势恢弘的命运交响曲。

说起东莞政府将彩管厂卖给汤姆逊公司，这里有个背景应该提一下，那就是东莞市政府全面退出经营领域的独特思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莞市委市政府就开始考虑：政府应该从经营领域里退出来，把发展主体交给社会，交给私人，对于经济发展，政府更多是起一种引导、推动和服务的作用。一位东莞的干部告诉笔者说：“促使我们有这样的思考和转变是因为我们在摸索中发现一个问题，政府办企业是在背包袱。比如1988年全国搞治理整顿时，当时我们的一些镇政府办的水泥厂就不行了，而水泥厂又是高息集资建的，水泥一滞销，镇政府就受不了！这些教训促使我们思考：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办企业？后来我们也发现政府管理企业真是很麻烦，也很难管好。于是东莞就提出了政府逐步退出经营领域的思路。现在东莞市政府基本上和企业都剥离开了，对水厂、公路等关乎经济命脉的企业，我们现在也在探索一种更符合市场化的现代管理模式。”可以说，东莞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然而，反观内地城市，即使在今天，很多县委书记一谈起工作，还都是把如何办企业放在第一位。没想到东莞早就通过摸索提出了如此理念，这在全国来说，可又是一个超前！到底是东莞。

因为这个背景，笔者也不禁感慨东莞的好运气。东莞市政府将彩管厂卖给汤姆逊时，正值全国彩管业疲软，前景不妙，可以说，这轮明月已经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再不嫁就有可能变成“包袱”。所以，这个“女儿”嫁得正是时候。算起来，东莞市政府在这个项目上前前后后也赚得钵盈罐满，“包袱”甩掉后，土地厂房升值的实惠照拿不误，不得不感叹，东莞人就是厉害！

也许，东莞这块大地，就如同被岁月浸泡着的酒，起初是苦涩的、酸咸的，可泡着泡着.竟会泡出一种异样的甜蜜来，愈久愈浓，愈浓愈香。笔者在品味这杯醉人的美酒时，恍惚中，似乎看见神灵飘浮在这片土地上，保佑着她……东莞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先行一步，我们知道，对于先行者，成功和风险并存，然而东莞的每一步，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即使遇到风险也能在冥冥之中化险为夷，正如笔者写前面章节所感悟的那样，在这块土地上，悲剧能转成喜剧，贫穷也能化为财富。这样的幸运，不是神灵的力量又是什么？

有位哲人说过，属于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是属于人的本质。

思维独特的李近维曾经对东莞“满天星星没有明月”的议论有一种另类解答：“我们东莞的确是满天星星还没有明月，但能看到星星，这是什么景象呢？说明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连那么小的星星都看得见。那为什么看不到月亮呢？因为十五还没有到，十五到了月亮自然就会有了嘛。就是说，投资环境那么好，小企业在这里都可以生存，可以发展，大企业怎么会不来呢？关键在于投资环境。我完全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小企业会变成大企业，大企业也会跟着来！”

时隔几年之后，当东莞人再回忆起当初李近维的这番解答，颇能回味出几分预言的意味来。因为此时的东莞，不但“一轮明月”出现了，而且，小星星们慢慢在变大，有的也变成了月亮，而外来月亮也一个个飞到了东莞的天空。

1988年，首家世界100强企业瑞士雀巢投资东莞，东莞也成为我国最大的咖啡生产基地。说到当年的引进过程，郑锦滔回忆说：“‘雀巢’当初想在中国办厂，很多地方都想拿下这个项目，当时扬州市开出的条件很优厚，无条件给土地。我们都是用热情和诚意感动他们。当时正是荔枝成熟的时候，我们把雀巢的人请到东莞来，请他们吃荔枝，那个亚太总裁是个瑞士人，他太太也被我们感动，建议他们把公司定在东莞，以后每年开董事会把她带来吃荔枝就行。这只是个玩笑话，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当时我们给他们100亩地，每平方米只收30块钱，很便宜。当时别人批评我，说郑锦滔你不讲原则，这么搞怎么行呢，这么便宜给他们，这不是送东西给资本主义吗？我说你们不懂。按照当时的土地价格，我当时是少收了390万，但这个项目建成后，第一年税收1100万，第二年税收3100多万，第三年5000多万。现在每年税收两亿多。另外，他们只打算在东莞投年产7000吨的规模。谈判时，雀巢董事局主席先是从瑞士飞到北京，从北京飞到广州时，已是下午一点钟。我们租了直升机接他到工厂，陪着他看那个工厂，边看边介绍，他很高兴，吃了饭，我们再用车送他到香港启德机场，送他去印度。他体验了这个过程后感叹说我们的办事效率不得了，他在全世界跑了很多地方，还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办事效率。于是他决定扩大经营规模，扩大到1.4万吨，同时从一个项目增加到四个项目。”

难怪中国有句古话，只要功夫深，铁棒也能磨成绣花针。

“大项目都跑，你不跑不行的，跑少一点也不行，那个时候很艰难，而且竞争也很激烈。当时我和副市长王德恩、袁李松等人到处打听有什么好项目。有一次我们通过电子部了解到美国杜邦集团想在中国投资，最早想在安徽投，但发现那里条件不好，我们听说后，赶紧主动联系他们。我们谈得很成功。开始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批评杜邦亚太负责人，为什么不在上海投资，去一个叫什么东莞的地方？后来那位亚太负责人来我们东莞考察过之后，非常高兴，坚定了在东莞投资的信心……”

坚强的意志，能使平凡的人干出惊人的事业。截至2005年底，世界500强企业已有70家落户东莞，其中投资超千万美元的项目就有12个。像美国杜邦、德国赫特司、瑞士雀巢、法国汤姆逊、日本住友金属、韩国三星等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大公司已经有10多家在东莞投资。

马克思说：人将围绕着自己的太阳旋转。

这个太阳，就是人的自身价值。人一旦拥有自己的事业，就会像太阳一样，使生命升华、辉煌，喷射出最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