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7月19日晚。东莞郑锦滔家。

“丁零零”，电话铃响了，郑锦滔伸手去接电话，心想准又是问那件事。果然，电话那头上来就问：“老市长啊，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看了。”

郑锦滔面前的茶几上，正摆着当天的《南方日报》，上面的一条标题尤为醒目：《汤姆逊6.68亿受让福地彩管》。

“你们怎么好端端地把彩管厂给卖了呢？”

郑锦滔哈哈笑了起来，反问对方：“那你说，女儿大了，什么时候嫁人最合适？”

对方一头雾水：“那当然是最年轻最漂亮的时候嫁人最合适了。”

“那就对了。我们卖的正是时候！”

放下电话，郑锦滔仍面带笑容。嫁了，终于嫁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恋恋之情在他心底生起。他斜靠在沙发的靠垫上，眼光远远落在茶几的报纸上，思绪飘远——

东莞市委、市政府里有句玩笑话，说“东莞是跑部前进的”，指的是东莞大大小小的领导整天往上面跑，跑钱跑项目，所以有人说，东莞这些年的跑步前进很大一部分归功于跑“部”。

东莞首任市长郑锦滔因跑“部”勤快，人称“跑部市长”。

郑锦滔细高个头，黑瘦脸庞，1951年参加工作，当过农协主席、供销社主任、区委委员、大乡（1958年改为公社）书记，又转战沙田、虎门、高L5等基层当书记，1970年被选上东莞县委常委，1982年出任东莞县长。多年的政府工作练就了他过人的嘴皮功夫。郑锦滔将他这套本领充分发扬，尤其用于跟领导磨嘴皮。广东省的几任省委书记、省长以及中央部委的一些部长们都曾领教过此人的磨功，甚至这些领导一见郑锦滔那风风火火的身影就头皮发麻。然而，正是运用“磨功加缠功”这套战无不胜的战术法宝，使郑锦滔将许多不可能实现的事都一一遂愿，为东莞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这也使得晚年的郑锦滔每每回首自己一生时常常是欣慰无比。

最早发现自己磨嘴皮也能办成事是从赵紫阳那里获得自信的。赵紫阳当时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时，东莞囊中羞涩，账面上能用的钱只有300万，但当时有三个项目急需用钱：一是东莞氮肥厂需要投资1160万；二是万江大桥于1975年9月动工，建了一半，资金告急，没有300万通不了车；三是运河商场的建设，还需资金27万。为此，郑锦滔只好撒开长腿，隔三差五往广州跑，见到赵紫阳就展开他的嘴皮功夫。赵紫阳被磨得没招，只好妥协：“好了老郑，怕了你了！这么着吧，你一半，我一半。”

郑锦滔不仅会磨领导，他在会场上的发言也极具感染力。1978年，在全国举行的“三学”经验总结表彰大会上，当时大庆、湖南、咸阳和东莞四地的农业搞得轰轰烈烈，被定为全国的农业典型。在这四家农业典型的代表发言中，郑锦滔的发言最为精彩，着实吸引了不少眼球。这位农民模样的东莞人，穿着一身土气的西装，然而他那具有华丽色彩的广东普通话演讲却在会场不断激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时东莞的农业确实搞得有声有色，1977年的东莞尽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7.4亿，人均收人144元，财政仅3000多万，这么一个不算很穷但却绝对谈不上富裕的农业县，对国家的贡献着实让7000多名与会者深受震撼：每年上缴国家粮食4.3亿斤，出口5800万美元，还卖爆竹、粮食、蔬菜、生猪给香港……当郑锦滔将这些数字以他那抑扬顿挫的腔调华彩般地一一报出后，会场立马炸开了锅，东莞的农业太了不起了！

打那时起，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们记住了一个叫东莞的地名。然而，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正当这些县长县委书记们兴致勃勃去东莞参观取经回来准备效仿东莞农业模式时，东莞却抛却了引以为傲的农业，扭头搞起了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三来一补”。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给东莞命运带来重大转机的“三来一补”的改革波涛里当年曾翻腾着怎样的汹涌暗流。

东莞改革开放发展的起步之路是极其艰难的，艰难之处更多来自于压力。前面笔者曾已提过，“三来一补”并不好拿，烫手！果不然，这个小小农业县苍白的脸上刚刚有了点血色，各种各样的大帽子就被沉沉压了上来。

外贸部门的人来东莞看后，脸色很不好看，说东莞的“三来一补”是消耗国家资源，冲击了国家的出口，也冲击了国内市场；学术界的专家来东莞看了，看完后更是纷纷撰文抨击，更是断言东莞的“三来一补”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这种“沙滩经济”没有技术含量，经不了风雨，是没有任何发展前途的……总而言之，东莞走的路子有问题，不应该把人家淘汰下来的东西拿进来。

其实，这种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当时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大多走的是利用外汇引进设备搞自己产品的发展模式，都搞得红红火火，唯有温州和东莞走的路子不伦不类。温州搞私人经济，东莞做来料加工，都上不得台面。

东莞上不得台面的“三来一补”也使广东省领导备受牵连。广东省老书记王全国有一次去北京开会，遭到各省领导的围攻和批判，心情不畅，从北京一回来就跑到东莞来看，听完东莞领导的汇报和解释后，心里的阴拨才渐渐散去。

维根特斯坦说，产生新概念的劳动是痛苦的。

确实，这种痛苦折磨着每一个东莞人，更折磨着每一个东莞干部的神经。原东莞外经委主任陈松基至今一提这事还委屈不已：“记得我有一次陪省外贸局的一位领导参观我们的工厂，看完后他不屑一顾，说你们的来料加工原来如此，引进的就是这么一堆破机器！我跟他解释说这设备不是我们买的，农民没活干，希望有个就业机会。上海的一个区委书记过来看后，说我们对国家贡献不大。我就跟他们争，我说国家没给我们一分钱，只给政策，我们创了那么多外汇，我们的贡献不大吗？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反对来料加工……”

最让东莞领导头疼的是下面公社干部的抵触情绪，扣上“危险论”的帽子。很多老干部纷纷说，跟资本家打交道很危险，容易犯政治错误。一些公社领导采取一种不了了之的对策：既不点头也不摇头。“点头容易犯错误，摇头上面又有22号文。”甚至有位干部在港商主动找上门说要办厂后，指着港商的鼻子很不客气地说：“让我带100多人给你打工，被你剥削？不行！”

“真难呀。”郑锦滔一回忆起当年的这些事就摇头叹息。

东莞当时一穷二白，为了引来港企，只能借助公社或村里原有的会堂、食堂、祠堂作为厂房。利用食堂和祠堂，大家心里勉强还能接受，但利用会堂，很多老干部就坚决不答应。

一次，郑锦滔让谢岗公社书记搞来料加工，公社书记回说没厂房。郑锦滔说那你就用会堂嘛，公社书记很生气，老郑，那可是我们共产党员开会的地方呀！郑锦滔说开会的地方怎么了？公社书记把脸一沉，硬邦邦地甩出几句：“我们的会场是社会主义的，不能给资本主义占领。怎么可以让资本主义在这里兴风作浪呢？那绝对不行！我们要走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洪水猛兽，我们社会主义是不能包容的！”

一位江西井冈山的老党员千里迢迢来东莞看望孙女，开始他并不知晓孙女跑到东莞做什么。看后得知孙女在一个港资企业打工，他失声痛哭：“当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好不容易赶走了资本家，推翻了压在我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没想到30多年过去，我的孙女又开始给资本家打工，被资本家剥削。这究竟是怎么了？”

这位老党员的发问几乎代表了很多当年参加过革命的老干部的困惑和不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很多当年的老党员眼见着香港资本家开车进村时，一个个痛心疾首：“辛辛苦苦流血汗，一朝回到解放前！”“资本主义又复辟了！”……

这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并不亚于当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很多思想不通的老革命纷纷责问县里的领导：你们把土地都卖掉，是不是成心想搞垮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呀？

不但下面的干部思想转不过弯，东莞县委这套班子也有些干部思想抛锚。有位干部气呼呼地举例说：“那些来料加工企业先是找了珠海，可人家珠海就不予理睬，都没让进嘛。而我们，不但让人家进，还要主动去请他们，低声下气求他们进来，我们这么做丢不丢人哪，我们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黑压压的乌云，笼罩在东莞上空。

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围剿中，东莞领导也开始感到一丝茫然：东莞难道真的走错路了吗？是否偏离了改革轨道？

茫然中，有人提出学习中山县的发展模式，理由是他们有些项目搞得不错。于是县委一套班子立马动身去中山参观。参观完了，连提出学中山模式的人也傻了眼：中山是中山，东莞是东莞啊，人家中山当时可以靠贷款办企业，可你东莞，既没资金又没人才技术，你拿什么效仿中山？

从中山参观回来，东莞领导班子再次开会研究，统一认识，解放思想，大胆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东莞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坚持搞来料加工，先让群众富起来。

此时的东莞，不仅要承受改革初期的阵痛，还得承担思想观念上的启蒙重任。

统一认识后，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开现场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当时樟木头镇官仓村经济非常落后，自办起一家来料加工厂后，村里经济大为改观，老百姓的收人也随之提高。县领导及时抓住典型写了份总结，叫《一个工厂改变了一个村的面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也招来讽刺和挖苦：共产党那么多年改变不了的面貌，一个资本家就给变了？

发生在东莞大地上的这场思想革命，涉及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它对干部、工人、农民等所有人都是一次巨大冲击。在观念和利益、眼前与未来的种种问题面前，东莞人经历着脱胎换骨的阵痛。

东莞要发展经济，要对外开放，但如何发展，如何开放，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来料加工厂尽管看上去不好看，说起来也不好听，但东莞选择这一步，实在是被动中的主动之举，因为东莞根本就没有其它的选择。东莞是一个农业县，没有工业基础，缺技术少人才，高科技的东西拿不进也引不来，不实行拿来主义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而且东莞的地理优势也适合引进外资。东莞除了“三来一补”，做别的没有优势，所以东莞不能放弃眼前这个机会。东莞在“三来一补”中赚的钱在港商面前是小钱，但相对于自个儿的过去和现在的内地就是大钱了。东莞迫切需要资金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一位当年的干部告诉笔者说：“在运用外资的方式上，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办法有合资、合作、独资、‘三来一补’，为什么我们主要运用‘三来一补’方式？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钱搞合资，产品在国内销售又有一定的限制，我们对国际市场也不了解.这一切就决定我们只能采取‘三来一补’。而这种方式也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刚刚‘洗脚上田’农民的经营水平。但是对外加工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会建立自己的经济，我们敢于接受这种合作，正是我们有信心不用很长时间就能在国际市场参与公平竞争。”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这些“三来一补”企业在东莞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实际上东莞老百姓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他们而言，钱是最实在的，有老板进来投资是件好事，大家有就业机会了，有钱赚了，有什么不好？何必要顾虑姓“资”还是姓“社”。正是在东莞县领导的动员下，在老百姓们的一片叫好声中，思想不通的老干部们开始慢慢更新观念，适应后，又开始主动引进港企。与此同时，这与中央的政策和省委的大力支持也分不开。广东省委顶住了各种压力，对利用港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给各级干部撑腰：“大家要大胆地干，出了问题由省委承担责任。”

如果上世纪80年代东莞因搞“三来一补”处处遭白眼的话，那么东莞领导承受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且这种压力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延续多年。

东莞人是倍感委屈的：东莞和深圳当初都是惠阳地区的农业县，改革开放使深圳一夜之间变为风凰，成了中国的改革试点。和深圳相比，东莞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只麻雀。如今，凤凰想要涅粱，东莞这只麻雀又何尝不想涅粱呢？更何尝不想在涅粱之后也变成一只凤凰呢？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这些“三来一补”也许正是东莞发展的第一把涅粱之火！

此时的东莞是多么渴盼被人关注、被人理解呀！一边是特区深圳，一边是省会广州，夹在中间的这个小小农业县渺小得一直无人关注。只要你稍稍翻一下东莞史记，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又有多少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脚步曾在此作过短暂停留呢？

令东莞人高兴的是，进人上世纪80年代，东莞终于开始被人关注了。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来到了东莞。

这是李鹏同志第一次来东莞，陪同李鹏同志前来的还有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林宗棠。东莞县委领导陪同李鹏一行先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东莞沙角电厂。沙角电厂是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基地之一，发电装机容量388万千瓦。接着李鹏同志又参观了虎门、长安、常平、大朗等镇。

4月的东莞，春意盎然，李鹏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个又一个毛织厂、玩具厂等来料加工厂。在加工车间，李鹏亲切地向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们挥手致意，微笑着点头赞许，还向他们询问收人情况。一位女工激动地向李鹏介绍说：“我们是计件收人，多劳多得，平均每个月收人能有70多元，以前在家种稻子，一年加起来还不到这个钱呢……”

李鹏的这次东莞之行在东莞领导看来是至为关键的，李鹏的态度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东莞的未来走向，因为东莞的来料加工这种发展模式，这几年来一直备受各方面的质疑和批判，所以，在陪同李鹏视察时，东莞领导们的内心一直忐忑不安，极为紧张。令他们渐渐宽心的是，从李鹏的神情言语中明显看出，李鹏对东莞的发展是持赞许和支持态度的。

晚上，李鹏住在东莞宾馆。在东莞跑了一天的李鹏，此时有些百感交集：东莞老百姓的日子富裕起来了，好事呀！从东莞这个考察点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中国的这场改革没有任何范本，一切都是摸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过短短几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已经慢慢走向富裕，中国的改革应该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是放，而不是收，也许，中国应该把发展的步子迈得再大一点，更快一点……站在窗前，李鹏凝视着满天星辰的夜空，似有所悟。

第二天离开东莞前，李鹏充分肯定了东莞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成就，接着又说了一句：“你们东莞满天星斗，就是缺乏一轮明月呀。”

李鹏说的这句话恰恰也是东莞领导们内心深处的一块心病。“总理的话触到了我们的痛处。当时我们东莞从单纯的经济发展速度来看，确实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但大伙心里真的缺乏一种底气，原因就是我们东莞当时的经济无非就是些‘氮化水’（即氮肥、化肥、水泥）。虽说那几年也进来了不少外企，满天星斗般地散落在各个乡镇社队，但其企业的规模小得可怜，大多是十几个或儿十个工人挤在面积狭小的车间里，谁也否认不了这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工出来的产品也实在是一般，难以称得上档次，更是毫无技术可言。”一位退休老干部这样对笔者说。

此刻的东莞人，仿佛被李鹏总理的一句话惊醒了。他们虽然渴望东莞有朝一日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然而放眼东莞，与心中远大理想相匹配的企业在哪儿？一个农业县想要迈人工业化的城市，支撑产业是什么？又在哪儿？今后的发展之路如何走？所有这些问题，让东莞人既感遥远又感紧迫。他们越想总理的话越感到汗颜！

没有自己的工业，就等于自身的造血能力太差，这样的工业就相当于手心向上，被动地等着别人给钱呀！

李鹏走了，东莞还是那个东莞，可是东莞领导们的内心却再也不能平静。

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干部会开了一天又一天，气氛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热烈。最后众干部的思想聚焦到了一个目标：东莞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业，一定要搞出一个大项目！

大项目！就是要搞大家伙！就是要干能够提升东莞经济根基的大产业！

在东莞县委的这套班子成员里，性格乐观的郑锦滔积极性最高，雄心勃勃：不就是上天揽月吗？在县委、县政府决定东莞摘取“一轮明月”的认识达成一致后，郑锦滔便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郑锦滔是个急性子，当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郑锦滔天生就是个能说会道之人，没说几句，便把大家激发得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赶紧分头去广东省经委、计委、电子局等处打探消息，看有没有像模像样的大项目。

事情也巧，广东省电子局手头上便有一个。

电子局局长许志良言语犹豫：老郑啊，这个项目很大，不知你们能不能搞？

郑锦滔听说有项目，精神一振，一听说项目很大，说话更加淋漓痛快：“大？不怕！我们就要做大项目！”夸下海口之后，这才想起问什么项目。局长告知：彩色显像管。

彩色显像管是什么？

这可是郑锦滔平生第一次听说“彩色显像管”这个词。

这些都不意味着束缚，对东莞而言，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摸了一番情况后，从专家那里得知：世界彩管工业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最早由美国RCA公司开发生产。作为彩电中间产品的彩色显像管，这些年来随着彩电的普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由于在美国本土生产制造成本较高及市场扩展等方面原因，60年代后美国逐步把彩管技术转让给日本，日本由此迅速成为彩管生产大国，同时欧洲彩管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从彩管工业退出转向高附加值的信息和软件产业，而韩国、中国台湾则通过从日本引进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也由于国内生产成本高企而逐渐把彩管生产移向南美和东南亚等地。 目前，我国彩管业刚刚起步，我国第一条彩管生产线始建于1978年，1982年在陕西咸阳4400厂（现在彩虹集团的前身）建成投产，年设计生产能力为14厘米彩管％万只，该行业前景大好……

确实，这是一个大项目，估计总投资为20个亿，符合一轮明月的规模；

确实，该项目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跟那些制衣厂等加工企业远不在一个档次。

更是确实，该项目发展前景绝对了得，电视机将来肯定要走进千家万户，这里面的市场的确很大。

三个“确实”之后，他们感觉天助我也：这个项目如真的能成，确实非同一般，东莞的形象从此会有所改变。

仰望天空，明月就在眼前。郑锦滔的血液里，燃烧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和信心：我一定要摘下这轮“明月”来，哪怕天再高路再陡！

郑锦滔们很快和省电子局、省经委的人打成一片，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可关键问题是，该项目的决定权不在广东，在中央。

这轮明月挂在“中央”这个天上。

看来，要想“摘月”，郑锦滔的长腿得要往北京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