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招？

将军笑了：你们不是已经将某某部的计划方案起草好了吗？

是是。

那就行。我今晚上总理家去，让总理把某某部的这一块计划方案呈主席阅批。

林乎加哈哈大笑：此乃高招也！

果不其然，毛泽东批阅了。某某部的某某部长再没脾气了，他见了将军涨红着脸：好你个余秋里，论打仗我不服你，可要说搞经济建设，我服你。

将军伸出右胳膊，一把将某某老部长搂住：老司令员啊，你德高望重，我余秋里学你一辈子都嫌时间短嘞！今后国家建设这盘棋，少了你老司令员，我们这台戏可就唱得没劲儿嘞！

哈哈哈，你这独臂老伙计，还是当年那个样。我信你，啥时候用得上我这匹老马，只管言语！

老当益壮，国之所幸。将军要请老部长喝酒，老部长说你忙你的，我还要回去执行你的计划呢！

将军欣慰地夹起皮包，准备将拟好的“三五计划汇报提纲”向毛泽东汇报。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一直最关心、最重视计划的毛泽东，却已经再没有时间来听取他的汇报了——尽管将军皮包里的那份“三五计划”提纲做得那样“有血有肉”（薄一波语），而且更让将军雄心勃勃的是实行新的调整、充实等措施后的1965年全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呈现出少有的生机，特别是到了1966年春天，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形势人人都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蒸蒸日上景象。任弼时、贺龙曾多次夸将军是个粗中有细的人。这不，在接手制定国家计划重任之后，将军一方面不时听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战略意图，一方面不时深入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特别是影响国民经济大局的重点工程项目一线，而那些需要特别关心的山区和农村，他都要亲自现场实地地考察调查。比如当时的“三线建设”，比较集中在云、贵、川一带，将军放不下心，带着几位助手，翻山越岭，逐一将国家确定的重点项目进行考察论证。当年与将军一路同行的袁宝华如今回忆起来仍然极其动情：“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停下来，秋里马上召集座谈会，不分日夜，有时还要通宵达旦。经过这段工作，我感到他工作作风雷厉风行，是个办实事的人，是一个真正能够统率计划工作战线‘千军万马’冲锋陷阵的指挥员。”在四川苍溪，有位当年接待过将军的老县长事过近四十年后这样深情地说：“当年余秋里同志在苍溪调查时，我每天和他在一起，汇报工作，研讨问题，没有一个称官衔的、呼一个‘长’字的，互称同志，亲切感人，有说有议也有争论，场面热烈，心情舒畅。”老县长怎能不激动？当年将军官至国家计委主任，又知道他就是那个“搞出大庆油田的石油部长”，可人家一点没架子，到了县里，安排他在招待所住，将军坚决不同意，非要住在办公室，于是县里只好在县委大院里找了间十几平方米的办公室，又支了一张临时床铺。将军高兴地称：这样方便工作，想找谁就找谁，很好嘛！第一顿饭，县上很热情，拿出了酒，又多添了几个菜，将军不干，说：“四菜一汤，量不过限，超过退席。酒嘛本不可喝，考虑到基层同志的盛情，一路随行的同志也很辛苦，一人一杯，下不为例。”县上的同志只好撤掉几个菜。听汇报时，县长一上来就念念有词地说着“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地委领导下……”将军一下打断他的话：“全国都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汇报工作就不讲套话了，你们讲做了哪些工作，是怎么做的，做的结果如何，群众满意不满意，还有什么问题就行。”听完汇报、开完座谈会，将军就大胳膊一甩：走，光在办公室还不行，咱们上田间地头听听老百姓是怎么说的。

经过一番亲自调查考察，将军发现1965年国家的经济形势开始出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6?郾4%，大大超过了编制“三五”计划的预计，农业形势也十分喜人。1966年初，将军又随邓小平赴西北三线建设考察，一路上对西北几省的工业情况又作深入调查考察之后，再次获得同样感受。于是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计划总参谋部”的“总长”，将军敏感地认为，毛泽东原先确定的国家“三五”计划大轮廓应该调整。“经过一年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三线建设和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可以大大提前实现。大小三线建设的重大项目，可以提前一年或者两年建成。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会更早地完成。”他向邓小平汇报这些情况的同时，提出了修正“三五”计划的意见。

“好嘛，这是一个有干劲的计划！回北京以后你要尽快向中央写份关于调整‘三五’计划的报告。”邓小平听后甚喜，并指示将军。

回北京后，将军又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得到大力支持。于是经过将军及林乎加、李人俊等人废寝忘食的努力，一份被很多人称颂为“激动人心的《汇报提纲》”就这样诞生了。

将军那一阵子天天夹着这份寄予早日看到国家和民族振兴、国民经济日新月异希望的《汇报提纲》等待着面见毛泽东。他知道，如果这份“三五”计划修正报告获得毛泽东和中央的批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是一个真正的突飞猛进。而这样的突飞猛进，是稳健的、符合国情和人民意志的，更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而调整后的这“三五”计划的实现，不仅总结和吸取了过去十年我国经济建设上的种种经验教训，同时它将对“四五”、“五五”计划也将产生巨大影响。

这是怎么啦？昨天还火急火燎地催着我，怎么现在就没人理我啦？将军一次次地跑到总理办公室叫屈喊冤，可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总理已经几天几夜没休息了，天天被红卫兵造反派到处闹事纠缠着，早已身不由己……

这是怎么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将军夹着放有他全部希望、满腔**的《汇报提纲》的皮包，走出中南海，途经回家的路上，他惊得目瞪口呆：满街的年轻人穿着黄军装、左臂上一律戴着红袖章，手里举着红本本，不知在高喊什么……

什么？《炮打司令部》？炮打哪个司令炮？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资产阶级司令部怎么可能会在中国嘛！

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在我们身边？就在中南海？胡扯！将军站住双脚，怒目而视着如潮流激涌的红卫兵大军。他们干什么去？上天安门广场？去干啥？毛主席接见？！原来毛主席在那儿呢！

走，上天安门！将军对司机说。

动不了啊！司机连油门都不敢踩，满街的造反派你敢撞谁？

“啪”！一条标语贴在将军眼前的玻璃车窗上。什么字啊？将军开门探出头，站正身子正面一看：“打倒刘少奇！”

谁贴的反动标语？！将军突然一声震天的怒吼，冲血的眼睛就像当年沙家店战役中杀红了眼的那一瞬。

司机一把将其拉进车内：首长我们回家吧回家吧！

不行，这是反动标语！他们怎么能可以打倒少奇同志呢？他是我们的国家主席嘛！

司机一边倒车一边嘴里嘀咕着：首长你最好啥都装着没看到。

屁话！我长着眼睛能看不到吗？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么多人跑到北京来，还上不上课了？国家经济建设还要不要了？将军挥着拳头，砸着自己的腿肚子，怒发冲冠地喊着——好在车上的玻璃窗是关着的，能听见的只有他的司机一个人。

“啪！”车至拐弯处，又一张标语贴在他座位的玻璃窗上。将军再次跳下车，直着身子正眼看：“打倒邓小平！”

反标！又一张反标！将军冲着大街大喊起来：抓坏蛋！坏蛋！你们这帮坏蛋！

司机惊恐万状地硬将其拉到车内，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回家的路上飞奔，将军一路的骂声权当耳边风。

你！你给我往三里河开！我要上计委机关去！将军伸手要抢司机的方向盘。

那儿更不能去首长！司机哭丧着脸，哀求着。

这是命令！将军头一回冲司机发大火了：命令！知道命令吗？

司机知道已无退路，只好将车缓缓改道往计委机关方向开去……

三里河计委机关大院内，口号声此起彼伏，大字报重重叠叠，铺天盖地。那两幅打着“×”的巨幅标语几乎把整个计委大院封得密不通风——“揪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计委的黑干将余秋里！”“打倒余秋里！”

将军愣在原地，双脚像被胶粘似的钉在那儿，只见其身子微微颤抖着，又立即铁铸般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的名字被打着“×”的巨幅标语……

回吧，首长。司机轻声地提醒，提醒了一次又一次。最后还是硬拉软扯地才将他扶上车子。

这一程回家的路上，将军一言不发。只有那愤怒而悲切的脸上透映着不可知的迷茫与痛苦。

“我怎么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

“我余秋里出生入死为的是无产阶级！打倒我可以，可我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人！”

“刘少奇怎么啦？他是国家主席，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邓小平也是！”

“我们都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

“……”将军回到家，回到中南海的“小计委”办公处，大发雷霆。他从来都是嫉恶如仇、刚正不阿、赤胆忠心。他受不了别人如此污蔑。

秘书赶紧关紧房门，并悄悄告诉他：小计委重要人员贾庭三同志已经被公开点名批判，上不了班啦。

什么？贾庭三同志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他有什么错？将军一震，追问。

还不是因为彭真同志。据说北京市委的所有领导同志都被揪下台了……

凭什么？

你还不知道吧？咱们计委有个副主任到山西出差去看了一下彭真同志的母亲，这几天计委机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都在说这件事呢！

将军再次震惊：这算哪门子事？看一下彭真同志的母亲也是罪？

唉，首长你还没有清楚？现在是谁要跟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这些人沾点边，都得被划成黑帮！

黑帮？我余秋里不也是接受刘少奇、邓小平的领导吗？将军喃喃道。

可不，您首长更得在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千万别让他们抓住小辫子。

我才不怕他们那些狗屎呢！将军怒气冲天。随后，气冲冲地走到林乎加、李人俊他们的办公室，说：“**”可以不怕乱，但全国的生产怕乱，我们该干什么照干什么。

三人正要商议从总理办公室送来的一大堆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急电报，周恩来秘书周家鼎神色慌张地匆匆进屋，又把将军拉到另一个屋子，说：“余主任，总理写了一封信，请你看一看，看完后签个名，我马上要带走。”

将军急忙拿过一看，是总理写给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及他等人的，信的大意是：运动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只能因势利导，发气发火无济于事。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节外生枝，增加对“**”的困难，不要叫人抓住把柄，造成被动。要遇事三思，切勿草率……

将军见已有老帅和其他副总理的签名，便提笔落下自己的名字。但总理秘书走后，将军对天长叹一口气：原来真的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总理是在保护咱呀！

既然如此，帮着总理一起守住生产建设这一块吧！只要生产建设不乱，那几个乳臭未干的红卫兵又能怎么样？将军一向对耍笔杆、耍嘴皮子的“文人”不感兴趣，这回看到张春桥、姚文元，当然连同陈伯达他们这些整天只知贫嘴的人更加异常反感。

我看他们能翻得了天？将军的拳头砸在桌子上，发誓要保护来之不易的全国经济生产好形势。但这回他想错了，席卷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几乎在一夜间将所有国家机器打乱了：火车不能正常运营了——装煤运客的车子变成了“小将”们的天下，而且还远远不够；工厂已经开始关门“闹革命”去了——炼钢的去贴标语了、织布的去涂糨糊了、生产油盐酱醋的去制造写大字报的墨水了……这还了得？老百姓还吃不吃饭、穿不穿衣服了？将军急出一身冷汗！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向国务院“求救”的电报少则几十封、多则几百封，他“小计委”一时成了“救火消防指挥中心”了。

“你们，你们无论如何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粮食吃，人民怎么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一天，疲惫不堪的周恩来深夜把将军和谷牧找到身边，焦虑而恳切地说。

看着总理如此焦虑和疲惫，将军心急如焚，原有内心造反派对自己的那份攻击和污蔑的怒火随之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救国救民的一颗赤诚之心。

喂，喂喂，无论如何，你们必须保证生产正常运营。工人不能不上班啊！这是纪律，也是界限！听明白了吗？

喂喂，我找你们省长！什么？省长揪下台了？那书记呢？书记找不到了？那我找你们造反头头，我要跟他说话！

你们听着，大串联可以，闹革命也成，但你们不能鼓动工人停工停产，这是界限！

我执行的什么路线？我执行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将军“啪”地放下电话，怒不可遏：妈的他问我执行什么路线！老子在中南海能执行什么路线！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嘛！

“余秋里，你必须交代谁是你的黑后台！”

“你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计委的大黑手！”

“打倒余秋里！”

将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还准备向一个个省、一个个市、一个个区，打上十个百个电话，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必须保证落实周总理的指示，必须保证一线生产不停工。可是他未曾料到自己却被从办公室揪到了批斗现场——嚯，日他娘的，阵势比大庆会战的“万人大会”场面还要大，不止万人吧？

一块写着“刘少奇的黑干将”大牌子挂在将军的脖子上。“黑干将”？我是刘少奇的黑干将？将军不服，直着脖子就是不愿挂这牌子。

造反派便上来两个人，狠狠地将那颗高昂的头颅往下一压：敢不挂？！

来，拿墨来！有人叫喊起来。

拿墨干什么？将军还没有明白过来，他的那只唯一的手臂被涂满墨水……

哈哈哈……大黑手！大黑手！造反派们狂笑起来，并命令将军把手高高举起。

将军不举。

又有人上来架着。

“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余秋里！”

“打倒工业战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后台！”

“打倒……”

批斗大会上的口号通过麦克风，又传向高音喇叭，响彻计委大院，震**三里河一带。“我们那时常常看到计委大院那儿开批斗会。每回那个一只手的余秋里总被他们斗得怪可怜的。人家一只手，还给涂上墨，一举就是几小时，稍稍想放一放，有人就上前拳打脚踢，真没人性……”我爱人小时候的家就紧对着计委大院，她记忆犹新地对我几次说过计委造反派们批斗将军的那悲惨的一幕幕……

人性？那时哪来人性？

头几次挨批，将军还想回到中南海到总理面前发发牢骚。可后来再没这想法了。为什么？那天将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从批斗现场回到办公室，周恩来就让秘书叫他和谷牧等人上人民大会堂跟工交战线的造反派对话。正在造反派们吵吵嚷嚷要周总理回答为什么不让揪几个部长时，周恩来突然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张照片——那照片上有个人躺在地上血肉模糊：这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你们看看，他是昨天刚被人打死的！周恩来说到这儿满眼泪水，无比悲愤地：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是国务院总理，你们说叫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吗？啊，你们还要我说什么？

会场上没有人回答。但这只是暂时的，丝毫没有影响在林彪江青一伙人煽动下的造反派们揪“走资派”的疯狂。

打这以后，将军不再感到满腹屈辱了。你造反派批斗吧！白天批我，晚上我回办公室照样工作；你上午批我下午我回去还照样工作。

工作不能停，国家机器不能不转。这是周总理特别交代的话，任何时候都一样。将军牢牢记着这一点：即使是个人受天大的冤屈，必须尽一切力量守着“摊子”——国家的摊子。

然而“文革”的发展已非将军等少数几个人所能扭转乾坤的。他和谷牧刚刚满头大汗安排好150多万红卫兵小将们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事宜，上海那边又传来噩耗：11月初，以上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串联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由于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将军他们下发的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通知，没有给予承认，因而被王洪文之流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10日凌晨，王洪文带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时被铁道部门下令停车。王洪文便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大动脉中断31小时，使上海站36趟列车无法发出。由此引发全国性的交通严重问题。这就是震惊世人的“安亭事件”。将军等为此几日几夜安排调度，王洪文等竟然倒打一耙，说有人蓄意破坏“**”，迫害工人革命行动。上海的王洪文借此大出风头，身在北京的张春桥则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回到上海又在火上浇了一把油，于是原来只有“学生娃娃闹革命”的“**”，迅速蔓延到了产业工人中去，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对此还给予了肯定。全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不收拾也得收拾。周恩来一边苦口婆心地向造反派们解释，一边来到将军他们那儿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如何也要尽可能防止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瘫痪。

将军因此建议：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联。“这样才能落实毛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嘛。”将军对总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