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喜如实报告：“大伙儿吃不饱，就买酱油兑点开水填填肚子……”
余秋里长叹一声，对在场的工人们说：“实在累了饿了，就要注意劳逸结合。老铁你要给大家合理安排好。”
“行。我一定照办。”
出“干打垒”，王进喜扯了一下余秋里的右胳膊：“部长，我知道你也是天天跟我们一样吃野菜团子。今天你就留在我这儿吃顿饭吧！”
余秋里侧过头，笑问：“你有啥新名堂吗？”
“不是新名堂。是我听说你要来，就派人上老乡家买了头老母猪。中午我们杀了它改善一下伙食。”王进喜以为今天要“拍”一下部长，哪知碰了一鼻子灰。
“老铁啊，你赶快给人家退回去！”余秋里皱着眉头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神情，声色俱厉地：“你是英雄，怎么能这样呢？吃人家的老母猪，你也太狠心了嘛！”
王进喜两眼眨巴了半天，伸长着脖子，非常不解地问：“那你不吃了？把母猪退了？”
“退！马上就去退！”余秋里的声音提高了一倍，吼道：“你们这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坏行为！王进喜啊王进喜，你是不是英雄我今天不管，但你这种行为我要记你一账，记你一辈子！”说完，那只空袖子重重一甩，上了吉普车……
英雄王进喜这回成了“狗熊”一个，耷拉着脑袋，站在原地好一会儿。他心想，我要是把前几天自做主张将井上的“落地油”偷偷拿出去给大伙儿换了吃的事说出来，我王进喜这辈子可真的就完蛋了呀。
“队长，这部长真是凶啊！”有职工走到王进喜身边，轻声说道。
王进喜气不打一处来：“什么凶不凶？部长说的在理！赶快把老母猪退了！”
经过几天调查，余秋里的心头装满了许多他在北京根本想象不到的事：
有一个队，40多名钻工中，跑了近一半。而且跑的人中党员团员为数不少，甚至连副队长和指导员都带头跑；油建指挥部的一名藏族工人，人高马大，平时干活力气大，可就因为吃不饱，该职工就把队上的东西拿出去换东西吃，队长知道后狠狠在会上批评，让他罚站，这藏族职工第二天就再没见人影；有位钻工带着自己积蓄的二十块钱偷偷跑到附近的小镇上想换点东西吃，碰上一位老乡拎着一个麻袋，对他说，我有一只兔子可以卖给你。一阵讨价还价后，最后那钻工交了二十块钱，拎回了那只口袋。回到队上，他得意洋洋地当着指导员等人的面打开口袋，说我们今天有好吃的了。哪知口袋打开，那“兔子”噌地蹿走了。指导员等人哈哈大笑，说那哪是兔子嘛，是只野猫！白花了二十块冤枉钱的职工为这哭得好不伤心。第二天，队上的人再没见他……采油队为了防止职工逃跑，发动党员干部，实行“一盯一”的严密看管制度。这一夜老孙等几个干部暗中盯住三个有逃跑苗头的职工，白天不用说，想跑也跑不掉。晚上下班后，几个党员干部轮流值班，直到想逃跑的人都“呼呼”睡下了才能歇一歇。第二天该上班了，可这几名职工怎么还睡在炕上呀？干部们揭开高高隆起的被子一看：哪儿有人呀！是几件衣服伪装的！又是一群人跑了……
唉，跑就跑吧。可跑掉的也有回来的。
你瞧，这人是回来了，但他是被公安人员押回来的。一问，人家公安局的同志还是四川来的呢！原来这个被押回来的工人逃到了老家四川，可他刚从成都火车站下来，就被公安人员逮住了。他叫喊着问人家为什么抓他。人家公安人员说：你肯定是越狱的劳改犯，不抓你抓谁？那工人连忙掏出自己的工作证，说我是石油工人，在黑龙江搞会战呢！怎么会是劳改犯嘛？你们抓错人了。公安局的人看看工作证，又看看这位满身油乎乎的、头发又长、又身穿胸前别着“农垦”两字的杠杠服棉衣，就给了那工人一拳：说你别再装葱了，拿伪造的证件想隐瞒你越狱劳改犯的身份？休想！那时大庆油田没有对外宣传，为了保密需要，油田职工对外都叫“农垦”战士，他们穿的衣服上也都标着“农垦”标记。外界的人哪知道这些？他们知道只有“吃官司”的人才去“农垦”改造的。所以，这位四川籍石油会战逃兵就这样被当作越狱劳改犯抓了起来。他算运气的，当地公安局非常认真地把他带回大庆进行核证。但核证后，他回到单位还是哭得死去活来，说什么也要回老家，说你们看到了没有，我们当石油工人的饿死累死在这儿先不说，人家竟然还把老子当越狱劳改犯对待，要不就叫我们是“叫花子”，其实我们连“叫花子”都不如……这人这么一说，在职工中影响极坏。后来他又偷跑了，并且还带走了两个四川籍职工。
据我在大庆采访当年的老同志回忆，说像这种情况还不止一个。有人逃跑后，被地方公安局当越狱劳改犯抓起来甚至关了几个月的都有……
恐怖。
余秋里的队伍现在就是这个样。怎么办？已到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漏雨的牛棚里，独臂将军办公室内的灯彻夜长明。会战领导小组的成员聚集在最高指挥官那儿，急商当务之急。
“这次擅自离岗的人员中多数是转业军人。”烟雾缭绕中，康世恩吸着烟蒂，长吁短叹地说着。
“嗯？”余秋里的眉睫猛地一挑，“有这方面的统计？”
张文彬连咳了几声后说：“有，有有。康副部长说得没错。跑的人中转业兵占多数，也有营团干部。”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后面添了一句，“不过咱们的人中本来从部队来的就占了百分之八九十。”
余秋里的眉毛立即竖了起来：“这也是不允许的！军人就得有军人的样子，军人当逃兵，是军人的最大耻辱！耻辱！”一个接一个的拳头砸在桌子上，杯子和墨水瓶“哗啦”地倒在一地。工作人员进来帮着收拾，被余秋里赶了出来：“出去出去！我们要开会呢！”
空袖子甩得屋顶上挂着的那盏灯泡直晃动。康世恩和张文彬相视一眼，默不作声。
会战的指挥官们，从部长余秋里，到康世恩、唐克、张文彬……他们都是军人出身，而且是身经百战的军人。他们自然知道自己的队伍里出现数以千计的逃兵将意味着什么。
“逃兵”最严重的群体却是那些当过兵的转业军人。就队伍而言，什么问题最可怕？兵变！
一个国家的兵变，能让政权颠覆。
一支队伍的兵变，足可全军覆灭。
余秋里惊愕不已。这是怎么回事？作为军人，作为将军，作为指挥会战千军万马的部长，他怎么能容忍有这等事出现？而在他从军几十年的生涯中，他的部队都是指向哪里就杀向哪里的“硬骨头六连”式的钢铁队伍，他们从来都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绝不含糊的勇士，从来都是宁可抛头颅洒热血也决不向敌人和任何困难低头的勇士。然而现在，他的队伍里竟然有十分之一多的逃兵。这能不让他火气冲天吗？
我不止一次听人说，余秋里发起脾气来大有雷霆万钧之势和一片“杀气腾腾”之威。但当我后来了解、熟悉他越来越多后，说句心里话，我真的特别喜欢他的这种骂声和杀气。他的每一次骂、每一次发脾气，都那么淋漓尽致，痛快惬意！因为这不仅让我总想起巴顿将军的形象，想起拿破仑的风度，而且余秋里的骂声里有潜台词，比如他听说有人从会战前线逃跑，他说要在火车站架机枪把人挡回去。这话的潜台词其实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战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前功尽弃，对国家损失太大！退，就是对人民、对国家的犯罪！听听，那是多么明确的革命目标！几乎每一次他的大发雷霆，都会让他的人格得到一次最完美的展示。而这中间漾溢出的是冲天豪壮的革命意志、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和义无反顾为共产主义事业甘心鞠躬尽瘁的革命灵魂。
其实，许多人都向我证明：余秋里对干部严，严到可以真的如果你办砸了事，他会用拳头打到你脸上——我还没有证实有过此类事发生，但他把你骂得狗血喷头的事是经常的。就连康世恩也并没有少挨“不打肥皂刮胡子”的命运。但他从不批评普通群众和职工，相反，在群众和普通职工面前一副菩萨心。我同样还证实了一点：余秋里虽然脾气特大，可他从不无缘无故地冲人发火，只有那些他认为不可容忍的错误和缺点时他才会大发雷霆，意在让你记得刻骨铭心，再不重犯。他的性格以及他的全部喜怒哀乐，如果一定要用原则来作出判别的话，那便是：为人民办好事的，有利于实现奋斗目标的，对国家和党的事业有好处的，他会竭力主张和为之呐喊、为之振臂、为之叫好、为之鼓励。反之，他会迎头痛击，毫不留情，甚至不惜与之坚决、无情地斗争到底。再有一条是：如果不是为公的事、为公的利益，你想从他那儿得到点恩惠或好处——门都没有！
余秋里便是如此一位透明的人、纯粹的人——透明的革命者、纯粹的共产党信徒。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在这种透体和纯粹中显现。
现在——是会战面临最最关键的存亡时刻。俗话说，兵败如山倒。逃兵现象如此严重，意味着全线军心出现大动摇、大混乱。此时此刻，稳定队伍成了当务之急。
为什么出现逃兵？为什么出现严重的逃兵？
困难。饥饿。超强度的劳动。这既是当时国之情，也有大庆石油会战这一特殊条件下所产生出的种种因素所致。一句话：是现实，一样都绕不过去。面对，是唯一出路。
然而面对谈何容易？
战场上出现逃兵是因为生与死的考验让一些意志薄弱、畏惧死亡的人感到了恐惧而作出了另一种与战斗要求背道而驰的选择。现在，大庆会战虽然不是战争，但死亡和困苦并不比硝烟下的战争对生命的考验弱什么。而有些特殊因素甚至比战争更复杂和严酷。比如家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拉后腿；比如不同职业之间的攀比而造成的心理失衡；比如不合理不平等的待遇也会让一些人感到失落；等等。总之，在如此一场特殊的和平建设伟大战役中，步调一致、统一行动、冲锋陷阵、战无不胜的军事作风，毫无疑问是必须和重要的前提，和风细雨的、体贴入微的思想工作和切实解开其心头疙瘩的政工艺术也是同等重要。
一句话：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
这绝对不是空话。空话成不了经典的箴言，更成不了指导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余秋里与其他共和国开国将帅们有哪点区别的话，那么便是他对上面的这些道理精通又娴熟，并有一套自己特色的被无数实践证明是非常管用的化险为夷、取之有道、用之有方的办法。
这不，他的这些十八般“看家本领”在会战面临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现出威力和实效了：
“我听说还有个队上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雷霆之后，余秋里叼着烟，两眼盯着张文彬问。
“有。但后来平息了。”张文彬说。
“哦？你说说怎么回事？”
于是张文彬从头道来：这几年新来的三万多名退伍兵，他们从部队下来之前都以为上石油战线来是到了现代化企业，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想到一下火车看到的是一片荒凉的大草原，连房子都要自己搭，许多同志的思想就开始波动。有人对我反映过，说在离开部队时，首长们在动员时这么对他们说，你们去参加石油会战，到哈尔滨地区——我们为了保密需要对外也是一直这样说的。退伍兵们就觉得有种受欺骗的感觉。这不，来了一年多的日子里，干的活比打仗还累，有人说上甘岭战役苦，可也就苦几十天，这儿可好，没个尽头了。工程指挥部四中队183名职工中，大部分是退伍兵，也有转业军官。其中有83人思想不稳定，18人坚决申请退职，还有20人在犹豫观望。有个退伍兵三个月中，家里来了42封信和电报，催他回老家，说宁可种地当农民，也不当这石油工人了。有的退伍兵家属来信，说再不退辞职工身份就离婚。对象吹的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退伍兵中跑的也就多了。刚才说的一群退伍兵围攻党委书记的事发生在油建指挥部供应中队。有几十个退伍兵前些日子围住党委书记，先让他看满屋子他们贴的大字报和打油诗，写得都是凄凄惨惨的。他们随后一连向党委书记问了四五十个为什么？党委书记后来说话了，问你们是不是今天让我来回答问题的呀？退伍兵们便说是啊，你回答我们在这儿这么苦怎么办？那党委书记就说，我也是从部队里转业到石油战线来的，过去我们在西北地区工作也不比这儿强多少。党号召我们脱下军装到石油战线来，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一穷二白，人民吃不饱饭，穿不暖衣服，帝国主义和北边的赫鲁晓夫还欺负我们，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一直梦想着反攻大陆。我们眼下不这么艰苦干不行呀！退伍兵中有人嚷着，说你说话当然轻松，因为你是首长，你哪晓得我们当工人的苦处？党委书记就说，我怎么不知道你们的苦处？我是首长，可我也整天跟大伙儿一样没日没夜地在工作。不信我们试试谁的手腕劲大。退伍兵中挑出一个力气最大的跟那党委书记比赛了，结果书记赢了，退伍兵们只好服输。但思想上仍有疙瘩。那党委书记就说，我过去跟你们一样当工人。而且一当就是七八年，后来才当了干部。这书记开始跟退伍兵们讲自己的身世，讲在旧社会自己如何如何地被地主压迫，解放后在石油战线如何如何地被领导和队伍看重，如何如何地扬眉吐气。讲得退伍兵们直掉眼泪，当场就有几个原先想退职的人说一定要珍惜人民当家做主的好时代，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这个党委书记有觉悟。”这回余秋里的脸上露出了笑意——这是他此次松辽之行第一次露出笑容。“老康，文彬同志，我看应该在我们的会战队伍里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让职工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想明白了今天我们在这儿吃苦是为了什么？”
“我赞同。这比多打少打几口井要重要得多。”康世恩这两三年跟着余秋里，已经学到了很多政治工作方面的经验。
张文彬自然更不用说了，在石油师之前他便是军队的师政治委员，政工一套最熟悉。“好，过去部队越在最困难的时候，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就能激发大家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热情。我建议立即请会战指挥部政治部起草一份‘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的决定’。”
吴星峰马上接过话：“明天我们就把文件写出来，余部长过目后马上发出去。”
余秋里点点头，说：“教育肯定是要搞的。眼下大家饿肚子是最根本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作为领导会战的决策者，还要更多地从解决目前队伍的困境着手想出路。这是头等的政治思想工作，也可以说是头等的政治任务。”
康世恩和张文彬等将目光随余秋里走动的身体而移动着，并开动起脑子。
“现在是天上飞的没了，地上跑的也少了，水中游的基本也差不多了……剩下的我看唯一还能解决些问题的就是挖野菜了。这北大荒毕竟还是个大草原，我看我们靠谁现在都不行，只能靠自己了，靠自己在自己的地盘上想法子！挖野菜，像当年我们在长征过雪山草地时那样。我不信会绝命我千军万马于这荒原之上！不是听说有单位的同志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吗？这能吃几天？我看这就是出路！”
康世恩说得更具体：“眼下最现实的度荒办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3斤野菜，当命令执行。同时，到外地去捕鱼，采松子。每天实行‘两稀一干’：早、晚吃稀饭、野菜汤，中午吃一顿野菜加粮食做的菜团子。”这话从一个石油专家和会战总指挥嘴里说出来，让人感到心酸和严峻。
捕鱼的人后来最远的到过最北端的黑龙江，采松子的到过大兴安岭。至于挖野菜的嘛，那么大的松辽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他地方肯定也不会有了。
张文彬布置得更细致：“各个施工单位，要包片包地出去挖野菜，尽量多挖。如果本单位吃不完，必须把数量汇报上来，我们再进行统一调配。每个机关干部除工作外，必须每天挖三斤以上野菜。野菜主要挖车前子、野韭菜、黄花菜等。各食堂在进行野菜和食品制作上，应采取将野菜掺入小米和其他杂粮里，做成糊糊或菜饼子，平均每人一天吃1?郾1斤。这样每天每人可以节省2两粮食……”
余秋里后来回忆说：“当时听了他们说这些话时，我心里沉甸甸的，可除了这，我还能说什么呢？”
张文彬则另有回忆：在最困难的时候，青海石油局参加会战的一名负责人，因为工作忙，挖野菜的任务没完成，便只好吃“观音土”。那“观音土”样子挺清爽，但绝对不能多吃，弄不好会要了人的命。我知道后赶紧找这位干部，劝他千万别再吃了。另一个队的指导员反映，说他见一名青工上班时钻到了机台旁的野地半天才回来，问他干什么去了，那青工说是拉屎去了。指导员感到蹊跷，拉屎要那么长时间吗！便到野地里转了一圈，也找到了屎堆。可令他震惊的是，那青工拉的屎跟牛粪毫无区别——净是没有消化完的草料。
“那会儿，我们的粪便都是这个样。当地有的农民专捡我们石油人的粪便回去晒干后当柴火烧……”有位“老会战”对我说。
正如康世恩所言，无论吃野菜怎么结果，而当时大挖野菜是唯一能帮助几万会战将士们度过困难的最佳出路。有趣的是，在“大挖野菜”的群众性抗饥饿斗争中，还出了不少现在的人觉得很可笑的事，其中之一有则“野菜司令”的任命。
当时在会战前线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们都担起了抓生活的重任，什么“打猎队队长”、“打鱼队队长”，有名分有任免，正规得很。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李光明因为有一天从泰康镇返回萨尔图的路上，经银浪以西的草原时突然发现了一片黄花地，其面积之大，简直能用“一望无边”来形容。“好消息嘛！老李，我跟余、康部长招呼了，就任命你为‘野菜司令’，你带上三百个人，好好干它一仗！”正在为上哪儿“大挖野菜”犯愁的张文彬拍拍李光明的肩膀，一纸口头任命就落到了这位采油指挥部党委副书记身上。李光明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组建“野菜部队”，并且按每二三十个人为一个中队及一人一天一百斤的任务，自带粮食和行李，雄赳赳气昂昂地整队出发。驻扎在大草原上的“野菜部队”完全是军事化的正规行动，他们采取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阵地战”法则——几百人排成一线，目标是生长茂盛的野菜腹地。只是武器显得低劣和简单，或麻袋，或干脆是身上脱下的衣服，不过这对收拾野菜之类这样的敌人，此类武器足矣。“战况”煞是好看：长长的队伍，在辽阔而平展的草滩上不停地向前蠕动，如蚕食桑，所经之处，原为一片金黄色花地，转眼变青变绿……
五月里来好风光，
遍地黄花分外香；
摘来黄花保会战，
吃饱肚子打井忙……
歌声、笑声**漾在大草原上，这是那个困难岁月少有的一景。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虽然仅当了一个星期，他的“野菜部队”也在完成那片十万斤的黄花采摘任务后解散了，但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被人叫了一辈子——这也是他一生中引以为自豪的唯一一次有过“司令”头衔的正式称谓。
野菜——特别是用黄花菜充饥，但天天吃野菜却也令人呕吐难咽。尤其是这些饿急了的人一到黄花菜地后，就拔得鲜菜，往水泡子里涮涮，便架起铁锅点起火，狼吞虎咽吃一餐煮鲜黄花。那黄花是不宜鲜吃的，结果吃得许多同志又拉又吐，几日不得舒服。虽然指挥部颁了有言在先的“吃野菜注意事项”，但无法制止饿极了的会战职工擅自行动。
黄花菜现今是一样稀贵的菜肴，可是我在大庆时上一些年龄的人一听“黄花菜”三个字，便都会食欲锐减。“当年我们吃怕了。”他们如此说。
“大挖野菜”度困难只是余秋里和他同事们的一招。
第二招是食堂伙食上搞名堂。
这是余秋里的拿手好戏。有一天他上一个职工食堂细查伙食情况，见有位师傅烙的玉米饼又脆又香，而且同样的分量饼比别人烙得大。
“好嘛，我要让全会战食堂推广你的手艺。”余秋里高兴地挽起右胳膊，跟着那“大厨”在炉前忙碌了半天。当他认为这种野菜玉米饼确实具有“增量增效增耐饥”的“三增”后，立即找来张文彬，让他推广到各个单位。
一时间，会战各单位掀起了一场“粮食增量大比赛”的活动。说来你不相信，但在当时的大庆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
——机修厂（现大庆总机厂前身）的食堂发明了一种可以将1市斤大米做成4?郾5斤饭、将1市斤小米做成5市斤饭和将1市斤杂粮面做6市斤发糕的传奇。怎么做的？其实简单，就是将粮食长时间地浸泡，尽量让膨胀的粮食再吸水，煮饭和蒸发时再使其吸水吸气。于是一点点粮食原料，煮熟和蒸出的东西就变得看上去又大又量多，饭像蓬蓬松松的棉花，发糕像软软绵绵的泡沫。这种饭和糕吃下去能填肚子，却不禁饱，过不了一二个小时便肚肠乱叫，可确实在当时能管些用。
——拾得农家用的做燃料的庄稼秸秆和玉米瓤子等粉碎后掺入玉米面或小米中，做成馍馍一类的糕饼，再每人配上一碗野菜汤。这样“一硬一软”，也能把肚子撑得胀胀的，好像多饱似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为了骗骗肚子嘛！”余秋里对此有过评说和愧疚，但他能做得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骗嘴”的招数自发动群众后，怪招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余秋里选择了6月6日这一天，命令张文彬主持全战区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吃饭大会”。地址就在前一年召开“誓师大会”的万人广场上。
嗨，这热闹哟！
参加“吃饭大会”的各路书记、指挥和食堂管理员、炊事员及后勤供应人员1100余人。并且各单位的炊事人员都带上了炊具、锅灶和花样百出的瓢盆，现场表现各自的包括菜馍和代食品。
“交流比赛开始——”张文彬一声令下。一时间，万人广场上锅碗瓢勺丁当乱响，炸煮烹炖，热气腾腾。
“好好，这又好看又好吃！你们一定得传传经嘛！”
“我看还是这炸糕好，你瞧，用料不多，也不像棉花那么蓬蓬松松，吃起来也管用。”
“不不，我看还是这野菜馍做得实惠，口感好，用粮少，也顶饱……”
余秋里和康世恩等会战领导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喜在心里。
“冠军！这个冠军红旗不比打井的红旗差噢！”余秋里亲自将一面面奖状和锦旗颁发给那些炊事人员。而那些得奖的炊事员们，喜得热泪盈眶，他们不无自豪而激动地说：“以前一直看铁人他们得奖，心里痒痒的。这回也是余部长给我们颁奖，够露脸！”
第三招：到农民地里“拾遗补饱”。
有一天张文彬和宋振明汇报说，钻井3274队的叶永庭一家四口人，老婆孩子来队后没粮食吃，他们就自己想法子，上农民收割后的地里捡残留之粮，结果捡回了600多斤粮食。还有另一个井队的马德久一家，也是同样的办法，捡了400多斤。一家老小不靠集体，吃得饱饱的。“这个拾遗补饱办法好。既为农民扫除了浪费现象，又减轻了我们会战的负担，家属也有事干了。”余秋里听后大喜，立即命令张文彬他们宣传叶永庭、马德久家的精神，随后又加了一句：“千万不能触犯农民利益啊！”
宋振明证明，由于大力提倡了“拾遗补饱”的做法，至少使数以千计的来队家属以及他们的家庭解决了饿肚的问题。
余秋里为此很是高兴了一阵：他和康世恩不再没完没了地在办公室门口或出行的路头看到成群结队的工人带着家庭，在半道上拦着他们的车子喊穷叫饿的。因为那些过去喊穷叫饿的人，现在不用再费尽口舌去为他们解释什么。他们已经自觉自愿地在寻找自我的生存出路了。白天，工人的婆姨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地里拾捡；下班后，她们的丈夫和老爹们也成群结队地奔向田地，有人还抡起锹镐专掘老鼠洞，这是聪明人的招数——田鼠洞里既有鼠，又有鼠留下的粮食……
面对队伍不安定的局面，余秋里的招不仅在“吃”字上做文章——当然他在“吃”的文章上还有些做法也解决了相当的问题，如因“谭政事件”受到降级处分而转业到大庆油田来的原沈阳军区工程兵部队政委的季铁中（后任石油部副部长），就是余秋里力排众议，亲自把他要过来的。危难之时，余秋里对季铁中说，这回该轮到你老季报恩石油部了。季铁中也不含糊，凭着自己的老关系，回军区要来了10万斤黄豆。“季政委是有功之臣，他要回的黄豆是救命之豆。我们会战的人每人都有一份，许多人都把分得的黄豆煮熟后，像稀罕之物似的藏在自己的床铺底下，晚上回来后躲在被窝里一粒一粒地数着吃，又生怕别人抢走了……”大庆人对此记忆犹新。据说有人把发的两斤黄豆吃了四五十天。正是粒豆如金。
余秋里太会搞“名堂”了。“逃兵”是他最大的心病，于是除了“忆苦思甜”，提高阶级觉悟外，他别出心裁地在全战区的职工中搞了个“评功摆好”的名堂。何谓“评功摆好”？最早余秋里提出要在会战队伍搞这名堂，并不只针对“逃兵”现象，是为了提高群众性的比学赶帮运动。大干年代，再高的觉悟，也还总有落后与差异，但余秋里带队伍才不要这种“左中右”三类人，他要的个个都是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先进者。靠啥办法？评功摆好呗！你说你落后？并且总有些人自愿甘当落后分子。余秋里偏不让你当落后分子。基层职工一个月来一次“评功摆好”，是群众自己相互间的评功摆好，有点像民主生活会。你说你多么落后，可大家在评功摆好会上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你哪落后嘛！有好几条先进嘛！有个叫高老大的工人，公开说自己是落后分子，浑身毛病，上下长刺，领导对我也是门缝里看人——早看扁了。评功摆好会上，群众说你高老大不落后，起码你也是自愿报名到大庆会战前线来的。这是一大成绩。有的说，你高老大腿有关节病，可你没为这事请过假，干活总是特卖力……这一摆，给高老大摆了十几条长处。摆到后来，高老大坐不住了，连连摆手，说你们饶了我吧！我落后，这我自己知道，但你们大伙儿对我点点滴滴的事都记着，我感动得很。以后我再不自己看不起自己了，我要向王铁人看齐。后来高老大还真被评上了五好工人。
“逃兵”中有不少人是被家人和老家的政府送回来的，这些人回来后觉得自己的脸面丢尽了，抬不起头，于是有人还想走。评功摆好会，大伙儿就说，你在最困难的时候离开队伍是不对的，但你回来了就得记你一大功劳。这个功劳比什么都大。余部长说了，走了的人能回来，说明他们还是觉得当石油工人光荣，心里还有为祖国早日扔掉贫油帽子的伟大理想，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那些本来顾虑重重的“逃兵们”一听这话，感动得有的痛哭流涕起来：说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余部长，对不起大伙儿，今后一定再不当逃兵，一定好好为祖国建设找石油，就是死了也要让儿子孙子来接班。觉悟了，队上和指挥部就给这些人开庆功大会，给他们披红戴花。当了“逃兵”还得到如此待遇，这一传十、十传百，许多“逃兵”就是这样回来的。
自然，还有些人是永远没有回来的。没有回来的就是真正的逃兵了。两三年后，大庆的日子好过了，特别是毛泽东发出“工业学大庆”后，会战的石油工人一夜间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后，那些逃兵们这时想回来沾点光，或者有的为了解决“农转非”和升官发财，希望油田重新接纳，“帮帮忙”开个证明之类的东西。请求到了余秋里那儿，余秋里脸一板：没门！现在来求我们太晚了！
爱憎分明。余秋里就这么个人。
队伍不稳定，问题有多方面。比如当时来参加会战的来自四面八方，他们都是自带工资，人事关系都在原单位。而这种情况的结果是：同在大庆参加会战，干的一样活，工资待遇却千差万别。有的相差一半。比如新疆青海的同志，他们的工资是按十二类地区的补差发的，而像北京、四川等内地来的是六类地区的工资标准，差距大呀！同样六级工，新疆青海来的每月可以拿到一百五六十元，北京、四川来的只有六七十元。这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