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晔执行的第二件事，是在玉门矿上。

这天，李晔来到一个仓库“微服私访”。他见一个看守仓库的汉子人高马大，但却骨瘦如柴。再看看这个汉子身边的那男孩子，长得眉清目秀，可在小孩转过身的那一瞬，李晔惊得半天没合上嘴：七八岁的娃儿，怎么屁股上一点肉都没有？

“太瘦了！像块鞋底板似的！我从来没见过瘦成这个样的娃儿。”四十多年后的李晔跟我说起这事时，仍然又摇头又叹气。

“这娃儿是不是有病呀？快带他去医院瞧瞧嘛！”李晔对那汉子说。

汉子抱过小男孩子，说：“没病。一天给他三个窝窝头‘病’就全好了。”

李晔明白了，可又不明白：照说像眼前这位蛮有些岁数的老职工，应该还能养得起家人吧？

汉子苦笑着转身从炕底下摸出几个玻璃框，让李晔看。

噢，你还是老先进呢！李晔有些意外。

汉子长叹一声，说：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我是刑满释放分子……

为什么？李晔的眼睛瞪圆了，因为那个时候，刑满释放分子跟地富反坏右差不多被划为同类的“阶级敌人”。

汉子便把自己的不幸境遇倒了出来：原来他是1949年就到玉门参加工作的“老油田”，名叫张子和。因会些拳脚，矿上就让他看管仓库。由于表现好，所以多次被评为先进分子。可有一回他在晚上值班，见两个偷木柴的，便三下五除二地给逮住了。一问，人家是党员干部。那两个党员干部被当场逮住，知道事情说出去麻烦大了，便乞求张子和放他们一马。张子和那天喝了些酒，心想这回逮住两个大贼，一定可以在领导面前立大功，于是口气也大了，冲偷东西的人大声喝道：“你们别想美事了！什么共产党！我看跟国民党差不了多少！”那是什么年代，这话能乱说的？就这样，张子和不仅没把两个偷东西的党员干部治了，反倒被人家往上面一汇报他的言论，于是一顶右派帽子牢牢地扣在了他的头上，还判了两年刑。好在张子和表现突出，在坐监狱时也年年立功受奖。提前出狱的他，回到矿上，还算运气不错，被重新安排看仓库。只是工资变了，从学徒工算起……

“首长，救救那孩子吧！”李晔回到余秋里身边，带着沙哑的嗓子乞求了一声。

余秋里半晌没说一句话，只是一支接一支地猛抽烟。突然，他把半截烟往烟灰缸里一拧，咬着牙说：“翻过来！”

不用说，部长一句话，谁还敢违抗？那时玉门市和玉门油田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余秋里的话非常管用——张子和平反了。

那一天，余秋里要回北京了，李晔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外面突然有人在敲门。

“谁呀？”李晔开门一看，是张子和！

张子和今天穿得特别整齐，也好像变得年轻了不少。只见他手提两个口袋，说是自己上野地里采的野蘑菇，给余部长送行来的，并且希望见一面余部长。

这时，余秋里正好从里屋出来。张子和见是一只胳膊的人，猜想肯定是他的救命恩人，便“扑通”跪下双膝：“余部长，余青天哪！”接着是磕头声……

李晔对我说，他后来与张子和家人有过接触。一次是1975年，他被部里派到大庆抓农副生产，见到了张子和的大儿子。张的儿子告诉李晔，父亲张子和已经去世，但父亲在临死时一直没舍得花掉余秋里当年给他的两块钱——余秋里当时留下了张子和送来的两包野蘑菇，让李晔代他给了张子和两块钱。张的儿子对李晔说，他爸后来从报上得知余部长回北京了，便领着全家人面朝北京方向，排成一列，跪在地上，连磕了三个头。他们这样做，说是感谢“余青天”救了他们全家。1999年，李晔又一次上玉门，这次他费尽力气想再找找张子和的后代，最后才找到了张子和的小儿子。小儿子告诉他一件事：“父亲临终前定下一个遗嘱，每年在他平反的那一天，他张家的所有后人都要向北京方向的‘余青天’磕三个头……”

余秋里本人并不知道后面的这些事。但那晚张子和夜访时，跪在他脚跟前“扑通扑通”地磕响头让他意外和震惊。不是别的，是他作为一名共和国的部长、一名曾为共和国的建立几度连命都差点搭上的堂堂大将军，怎么也不曾想到新中国成立十多年后，竟然还有那么多娃儿、那么多背井离乡去讨饭甚至抛尸荒野的惨情。这一幕假如发生在热火朝天的石油会战之地，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可前线一份份求援的电报和电文，已经说明那儿的情况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

想到此处，余秋里不由忧心如焚地在软卧车厢内走动起来。

“首长，时间已经不早了，您该休息了！”余秋里回头一看是自己的秘书李晔。

余秋里双眼盯着李晔，突然发问：“哎，你的娃儿现在身体怎么样了？”这几天余秋里的心头不知咋的，经常有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娃儿在眼前晃**。这不，见了李晔又猛然想起前几天的事：那天他不经意看到了李晔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娃。脸上皮包骨，肚子却大得出奇，两岁了，连路都不会走。余秋里见了心疼地直斥责李晔：“你是怎么养的娃吗？”当他得知孩子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的后，气冲冲地跑回家，让夫人做了碗红烧肉端到李晔家。这事让李晔非常感动，因为他对余秋里家的情况一清二楚：余家的五个孩子也已经有很长日子没闻到肉腥味了……

“好多了。您那碗红烧肉可是救了她的命。”李晔颇为高兴地答道。

余秋里苦笑地摇摇头，然后默不作声地进了软卧室，一头倒在铺上，扯起毛毯捂在胸口，长叹一声：“唉，天灾人祸啊！怎么会这样呢？”他想不通，也根本不曾料到。

李秘书从一个小药瓶子里倒出几颗安眠药，又把暖水杯倒满放在茶几上，然后轻声说道：“明天到了大庆再说吧。”

明天？大庆？这话更勾得余秋里一夜无睡意。

……五万余会战大军，又添了近万名来队家属，这么一大群饿肚子的人留在狗不拉屎的荒原上，真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就说饿不死人，可这油田开发的会战又怎么个弄法？

愁啊！愁死人啊！怎么比当年的长征还让人发愁呀？余秋里闭着双目，翻来覆去，可眼皮外晃**的净是那些讨饭的老妪和脸如树皮肚如鼓的小孩，还有就是一排排躺在干打垒里的石油职工……

“首长！醒醒，到站了。”不知什么时候，秘书李晔的声音又出现了。余秋里睁开眼睛一看，可不，车窗外那个俄罗斯建筑风貌的安达小站出现了。

站台上，康世恩等会战指挥部的干部已经久候在那里。老康怎么啦？几天不见，憔悴得快不成样了！

一出车站，余秋里便停住脚步，一脸严肃地问康世恩：“老康，你没事吧？”

康世恩一愣，定定神说：“没事。”

余秋里这才缓和了一下，又问：“你哪只手有力？”

康世恩不知其意，便伸出右手：“这只有力。”

余秋里又伸出自己的右手——他的唯一一只手，说：“那好，我们俩人从现在开始，你的这只手抓生产，我的这只手抓生活。”

在安达未歇脚，余秋里直赴萨尔图前线。现在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亲自看一看队伍到底被饥荒摧毁到什么严重程度。

想象到的事都发生了：在一排排“干打垒”里，余秋里串东房、走西屋，一个一个地巡视，每一个“干打垒”内的炕铺上，他都看到了躺着的那些有气无力的患病职工。有人见部长来了，想伸手跟部长握一握手，却就是抬不起手臂，甚至连应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余秋里握着一双双软塌塌的、枯干的手，心如刀割——昨天这些手还跟着他振臂高呼“让地球抖三抖”，今天却……余秋里两眼噙着泪水却又强忍着不让其流出来。他知道此刻的会战官兵们，无论是躺在铺上的浮肿患者，还是仍拖着疲惫身子、坚持在岗位上战斗的人，他们需要更坚强的后盾支撑。

“会好的！会好的同志们！”余秋里不断用这句话鼓励自己的干部职工。

走出“干打垒”，余秋里立即吩咐张文彬和吴星峰：“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病号治疗和会战职工们的生活上。所有病号要立即集中起来，不管有多大困难，必须对他们进行抢救。”

“可一下躺了这么多人，本来咱这儿也缺医少药……”吴星峰说。

“再缺医少药也要保证患者。”余秋里斩钉截铁地说，“让他们吃饭吃好些，是最好的治疗。老张，你通知所有食堂，一定要保证患浮肿病的人每天都能吃上二两肉和一顿白面或白米饭。”见张文彬面有难情，余秋里补了一句：“让办公厅的同志负责把我和几个部长们的特供全部调到这儿来！”

张文彬知道余秋里说的是什么，便忙说：“可你们也拖家带口的……”

余秋里右手一甩：“我们那点困难算什么？对了，从现在开始，我和老康等领导，生活上一律跟前线的职工们一样，他们吃什么我们也一个样！听明白了吗？要是搞啥特殊，小心别说我不客气！”

“知道了。”张文彬和吴星峰哪敢违抗。

“主席都好几个月不吃肉了。他老人家体重已经减了二十多斤！”在走进钻井指挥部的办公室时，余秋里的嘴里嘀咕着。

又是一个座谈会。“你们都说说，队上和基层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余秋里的目光扫向在场的干部，发现他们一个个都变了样似的，前次来时他们个个生龙活虎，今儿个咋成了有气无力的败军之将？

“李云同志，你是不是也得了浮肿啊？”余秋里一把抓过坐在身边的党委书记李云的手，捏了一下，软的，又用手指一戳，塌下处没有弹起来。

宋振明替李云说：“李书记患病已经有些日子了！”

余秋里大为惊愕地站起身，然后一个一个地捏了捏干部们的手，发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同程度患有浮肿。“这不行，你们是指挥员！你们要倒下了，队伍就更不得了啦！”

康世恩掏出小本本，说：我作了一下调查和统计，重灾区一般都发生在生产和工作任务繁重的几个战线，他们分别是施工第一线的干部职工，像功勋队的王进喜队和1202队等，他们的患病比例基本在50%左右；再就是负责生产、调度的部门，比如像建筑指挥部，也达到了45%患病率；还有像指挥部机关的同志，他们加班加点的特别多，患病率高达80%，打字室的同志全部浮肿了！另一个特点是党员团员的比例在患病者中占多数，像水电机修处的21个患病中，有20个是党团员……

余秋里坐不住了，空袖子又扇动起来，一边频频点着头，一边说着：“我们的事业能够取得胜利，关键时刻，就是靠的党团员骨干！”突然他的脚步停住，右臂有力地一挥，洪钟般的声音又一次响起：“但现在我们要保护他们！保护这些同志，就是保护了我们的大油田！保护了我们的大会战！”

“这样，老康，除你前期已经布置的几条应急措施外，我看我们还需要再补充一条：前线的职工要进行轮休——当然钻机不能停！物资供应也得保证，这是会战的前方战场，不得马虎。但可以做些适当的调整。保证战斗员的战斗力不减，就是为了更好的战斗嘛！第二点就是机关、指挥部一级的机关同志，得让他们有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也得有个时间限定。我看——还可以搞点文化娱乐活动嘛！吴星峰同志和文彬同志，你们在这方面是行家，周末我看可以搞些舞会啥的……”

座谈会顿时有些活跃。在场的干部都知道，他们的最高指挥官余秋里一生除了工作从来不会其他什么娱乐活动，而且也是极看不惯那些嘻嘻哈哈、搂搂抱抱的舞会啥的——用现在的话说，一点也不开放！我从余秋里的几任秘书那儿知道，余秋里一生中没有参加过一次舞会，他本人更不会跳了，再说一只手也没法跟人跳嘛！“他？他就是生五只手十只手，也不会上舞场的！”余秋里的女儿们笑说。我还知道，即使在几十年后身为总政主任的余秋里，他也从来没有到过一次名声显赫并且经常需要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人民面前的总政歌舞团。有人曾经暗暗埋怨过他这一任总政主任：“余主任在位时，我们总政歌舞团是最不受器重的！你千请万请让他上团里视察一次，他就是不来，还说什么我对那些扭屁股、咧嘴巴、扯嗓门的事不感兴趣！你瞧他这个人！多没情趣！”从生活这个角度，余秋里绝对是个“不活泛”的人！但我知道余秋里任总政主任时，却帮助和关心过多位著名艺术家。现在名声很大、专写重大历史题材而闻名的王朝柱就亲口对我说过，他说他今天之所以能够写出像《长征》、《延安颂》等名篇，就是因为当年余秋里任总政主任时，大笔一挥，调他这个“流浪文人”到了总政歌舞团当编剧。如果没有余秋里，他王朝柱不会有今天成功的机会。而像八一队、八一厂的特级运动员、特型演员中，又何止一两个是他将军亲笔批准调来的！

我在大庆采访时，当年会战的老同志把我领到“二号院”——这是会战时的最高指挥机关，一个北京四合院式的大院子，也是典型的“干打垒”。余秋里当年就在这儿指挥千军万马大会战。二号院后面有个篮球场大小的无梁大棚房，最早是三探区领导为了想改善一下职工娱乐生活而盖的“礼堂”。建设这“礼堂”时，余秋里和康世恩都不在前线，后来他们得知这事后狠狠地把张文彬和宋振明批了一通，说他们就知道享受安乐，而且明确规定以后不得再建类似的“楼堂馆所”，“谁要盖谁就是拿人民的血汗钱犯罪！”余秋里和康世恩对会战所花的每一分钱都看得比自己身上的肉还要重！在他们的时代，任何一点点的铺张浪费都绝不允许，这是他们创立大庆艰苦奋斗精神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的理念。

从不娱乐的余秋里，在万般无奈的困难岁月，第一次开口让自己的队伍“娱乐娱乐”真是不容易。从此安达火车站旁的铁路俱乐部和二号院后面的那个礼堂内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开始有了歌声和笑声……但职工们仍然发现，即使所有的会战人员都上那儿蹦蹦跳跳，也不会见得到他们的部长余秋里的身影在那种场合出现。

余秋里宁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抽闷烟，也不会去凑“那份热闹”——他的天性一生不曾改变。四女儿晓红告诉我，就是到了90年代初，他见女儿在房间里听港台流行歌曲时，还煞有介事地经常走过去问一声：“是不是在听靡靡之音啊？”女儿常常为此哭笑不得。

这就是余秋里。他一身是钢铁，又一生是钢铁，从里到外，甚至血脉里涌淌的也是铁流钢水。然而这铁流钢水是滚烫的，也充满着革命柔情。

在秦腔高手李敬他们**高歌、张文彬等人跳着优雅舞姿时，他余秋里一个人甩着那只空袖子来到职工住的“干打垒”或者机关食堂那儿——

“嗨，你们吃什么呀？给我也来一碗啊！”在一户青年职工的临时家属住宅里，余秋里突然出现在小两口的饭桌前。

“是部长啊？！”青年夫妇又惊又喜，想让座又不好意思。

“坐坐。快坐呀！”余秋里毫不客气地屁股往炕头一挪，双腿往上一盘，双眼盯着桌上，好像几天没吃过饱饭似的。

本来紧张拘束的年轻夫妇一下笑开了颜：余部长没架子呀！就跟咱们老家邻居的大哥差不多嘛——余秋里那时也才四十六七岁！

“玉米糊糊！好！这是什么菜？”余秋里端起碗，“咝溜咝溜”地真的吃了起来。在筷子伸进碗的那一刻，他停住了。

“是野地里挖的……”女主人刚要说，却被男主人暗里使劲扯了一把。

“嘻嘻，这个……这个部长您不能吃。”说着要把那只菜碗端走。

余秋里不干了：“嗨嗨，我还没吃呢！”用筷子做着放下的姿势。

男主人无奈，重新把碗放上。余秋里夹起一大筷，往嘴巴里一塞，“吧嗒吧嗒”地嚼起来，脸上渐渐露出痛苦的样儿。

站在一旁的男女主人紧张到了顶：这下坏事了！部长要是在他们家吃坏了肚子可就是“政治问题”了。男主人一边再次将菜碗往炕头藏，一边上去要扶余秋里：“余部长您快吐了它！吐了它！”

女主人则把一只破脸盆端了上来。

余秋里憋红了脸，不解地看着两位主人：“怎么啦？我吃得挺香嘛！做啥要吐掉？”说着挪动了一下身子，自个儿把那只放在炕头的菜碗端到小桌上，又狼吞虎咽起来。

“香！香嘛！”余秋里吃得津津有味，“哎，你们一起动筷子呀！”

“余部长您吃这野菜不会有事吧？”男主人小心翼翼地。

“哈哈哈，没事没事！”余秋里一边吃着，一边开心地给年轻的小两口摆起“龙门阵”来：那会儿我们红军过雪山草地时，也没有吃的！哪比得上今天，大家不管怎么说还有几十斤供应粮嘛！我们红军长征最困难的时候，一粒粮食都没有，全是靠挖野菜填肚皮。哎，你们别说，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练了一套本事：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不能吃；什么野菜吃了有营养，什么野菜只能充饥不当饱；什么野菜能治病，什么野菜一吃就泄……嘿，你们别笑嘛！是这么回事嘛！有一回我们团的一位营长上一家地主家偷吃了一通豆饼，就是给猪吃的那种豆饼，那家伙一到肚里火大呀！胀得那营长最后没有办法，只得老实向我报告说自己犯了纪律——我们红军是不让随便偷吃东西的，就是到财主家也不行。我看那营长捂着肚子直打滚，便上山去给他挖了几棵野菜，然后找了两块瓦片，下面垫起，点上火煮。那营长喝了几口汁，肚子就咕噜咕噜叫起来了……哈哈哈，吃饭时讲这不卫生不卫生。换个话题。我再说说长征路上的故事吧：你们不是听说过我们过雪山草地后啥都没有吃的了吗？那才真叫啥也没吃的。几万人往一个方向走，连树皮草根都给扒得精光。有的部队包括中央纵队的同志就开始杀马吃。那马是通人性的噢！你杀它它就掉眼泪嘞！可掉眼泪也不行呀！它马也是革命的功臣，我们过雪山草地它也得为我们革命事业作牺牲嘛！它懂！可马也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有的，我们团就没有。人家吃马肉，我们馋哪！我这个当团长兼政委的也馋嘛！有啥法也让部队尝尝马肉味呢？我派通信员上他们杀马的地方看看还有没有剩骨头残肉渣给大伙儿塞塞牙缝！通信员捡了两只马蹄，垂头丧气地向我报告说什么也没找到，说人家连骨头都敲碎煮汤吃掉了，就剩下这铁掌钉的蹄子扔在一边没动。我捡起马蹄一看高兴地拍拍通信员的肩膀，说太好了！你任务完成得太好了！通信员愣在那儿不知怎么回事，我就找来几块石头，命令他和我一起敲那马蹄，三下五下，那箍住马蹄的铁家伙断了，露出蹄肉。我拿着它对通信员说：你把这煮了！通信员一看，高兴得眼泪都快掉了出来，说政委啊！这可是好肉哪！我说那当然，这是马身上最有营养的部分，不仅有营养，且能保你轻松走过雪山草地！我这招绝吧？通信员喝了煮好的马蹄汤后，精神大增，对我说：这是他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后吃的最好的东西。我对他说，你立即组织一个班，走到队伍的前面，专门负责在沿途捡别人扔下的马蹄。通信员高兴得连蹦带跳地接受了任务。嗨嗨，我又把他叫住，悄悄在他耳边告诉了几句，通信员听后哈哈大笑，便撅了屁股、提着枪，带着一个班的同志乐呵呵地执行任务去了，没过多少时间大获全胜回队……

余秋里像说书先生似的，话到关键时刻忽然停了下来。

听得津津有味的小两口忍不住叫嚷起来：哎，余部长，你对那小通信员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余秋里夹起一筷菜，又“呱唧呱唧”地喝上几口玉米糊糊后，抹抹嘴，说：我对他说，你们出去捡马蹄，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捡了吃的，要不人家再不会扔下马蹄留给我们团吃啦！

哈哈哈，余部长真有你的！哈哈哈……小两口笑得前仰后合。

余秋里这时的脸上也露出了颇为得意的笑容。不过，我也有失算的时候啊！将军部长继续摆“龙门阵”：那是在抗日时期，生活也非常艰苦。有一回我开会去，见了我的老首长贺龙、彭老总和任弼时同志，他们都是我的老首长，所以也很熟，也很随便。我当时在前线也是旅长、师长的干活了，可那时生活也非常艰苦，啥也没得吃的。有一天我觉得肚子特别的饿，便乘开会间隙，上首长他们住的窑洞闲逛看看有没有啥吃的。进去一看，空空的，啥都没有，非常失望。刚想出门，转头一看，见他们的桌子上都有一盏豆油灯。我眼睛就立即发亮：这豆油是好东西呀！我记得小时候我妈过春节的时候给我们炒菜时能够放上一点点豆油那菜香嘞！我心想：老首长啊，你们这么可怜兮兮的一点不留东西给我吃，就甭怪我不客气了。我偷偷找了只碗，将三位首长的豆油灯里的豆油统统给扫**了……嗨，你说巧不巧？关键时刻，给彭绍辉看到了！彭绍辉你们知道不知道？也是个大将军，了不起的人物！他看着我在偷首长的油，笑笑说秋里同志啊，你的身子骨太瘦了，胳膊锯了后也一直没好东西补补，这回你把豆油拿回去炒点小米吃，也算是为了革命，我保证不向首长泄露“秘密”。阿弥陀佛。我开心地回自己住的地方，手忙脚乱地找人帮我炒了些小米，香啊！我越吃越感到香！哪知到了夜里，肚子就开始打起仗来，咕噜咕噜地折腾了一宿，拉得我连老本钱都全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