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可不简单，他们队到萨55井后啥也没有，他就说，为了早日甩掉中国的贫油帽，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上！争取早日开钻多打井！”

“嗯，人拉肩扛。有条件也上，没条件也上！好嘛，我们这次大会战就是在啥也没有的条件下进行的，我看这个口号叫得好！”余秋里连连叫好。

“王进喜到这儿后，整天没日没夜地干，腿伤了也不休息，天天起早摸黑，使不完劲似的……房东赵大娘见了，感动得称他是铁人。”

“铁人？！铁人王进喜！”余秋里的拳头又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大声叫好，“好，铁人这个名字好！我们石油工人就得有这样的铁人！大庆会战就得有千千万万个王铁人！”

“吴星峰，你们政治部得好好抓一抓这样的典型。”抓典型、树红旗、以点带面，是余秋里一生从事政治、经济和军事工作的一大工作艺术特色。王铁人无疑是余秋里抓的又一个最成功的典型。

“可听说这人有历史问题。”有人在下面轻轻嘀咕。

“什么历史问题？”余秋里追问一句。

“听说他是国民党的注册党员。”

“注册党员？噢，那玩意我知道。国民党垂死挣扎的时候，为了扩充所谓的党员力量，硬拉强扯地把一些人弄到了他们的党员队伍去了。有的人连自己都根本不知道。哎，王进喜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余秋里认真地问。

“是。他们玉门油田有不少人都是这么稀里糊涂入了国民党的。”

“王进喜他本人在解放前是什么情况？”

“他是个穷娃子，15岁便到了油矿当童工……”

“这样的同志是我们真正的工人阶级嘛！”余秋里放心了，又问宋振明他们：“这人还有什么情况？”

“这人还能写诗呢！”

会场一片哄笑。

“写诗？”余秋里也笑了，“写什么鸟诗呀？”

“他们队到松辽后，大伙儿在雪地里施工，非常艰苦，又刮着北风，王进喜为了鼓动大家，就编了一首顺口溜：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山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干！干！干！”

“哈哈哈……”会场又一片哄笑。

“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余秋里喃喃地重复着，“好！有气概！这种敢于藐视一切困难和敌人的气概不简单！”

得到鼓励的宋振明越说越来劲了：“王进喜还会叫号子呢！人拉肩扛抬钻机时，他的号子一叫，大伙儿力气倍增、干劲冲天！”

“老宋你学一段嘛！”有人怂恿道。

于是宋振明扯开嗓门真的学了起来：

咱们干劲大呀——嗨嘿！

再难也不怕呀——嗨嘿！

大家齐用力呀——嗨嘿！

底座往前搬呀——嗨嘿！

工人干劲大呀——嗨嘿！

困难咱不怕呀——嗨嘿！

这个动弹了呀——嗨嘿！

步子可挺大啊——嗨嘿！嗨嘿嘿哟啊！

“哈哈哈……”会战部的小楼里热闹到了极点。

余秋里和康世恩也快笑出眼泪。这样的气氛是余秋里最喜欢的，他要的就是在大敌当前、困难面前他的战斗人员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后天我们要开首次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你把那个王进喜也叫来。”余秋里悄悄对宋振明说。

后天是4月9日，大庆会战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在安达火车站旁的俄罗斯人建的那栋别致的两层楼铁路俱乐部召开。会前党组已经研究决定，号召会战全体人员掀起学习毛泽东“两论”的热潮。

入夜，安达财政局的小楼里彻夜灯火通明。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惠和秘书王倍恩正在一字一句地起草学习“两论”的决定。

“不行。太长了！”第一遍，厚厚的10多页纸，余秋里瞅着就打了回来。

第二遍，压成七八页。“不行，还是太长。”又被退了回来。

第三遍，余秋里干脆让宋惠到他住处，俩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

宋惠是石油部颇有名的才子，又是1935年入党的老革命知识分子。余秋里挺信得过他，每次重要文件差不多都得让他起草。但宋惠“不怕枪不怕炮，就怕给余部长写报告”。这回又碰上了嘛！余秋里有个工作特点，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他总是特别重视党委和政治部门的作用。过去在军队里当纵队政委时，他会兼任政治部主任，有人暗里说他“独臂将军”哪是少一只胳膊嘛！而是一只胳膊插到底，谁想偷懒也没门。余秋里到石油部后，身为党组书记、部长，可他偏偏还兼任机关党委书记，这在国家部委中可能是从没有的事。但余秋里就这么干。部长何以要兼一个区区机关党委书记小职？余秋里有自己的独到想法：眼皮底下的事，更要抓到实处。大庆会战也是如此，他干脆让石油部机关党委搬到了会战一线，主抓会战全线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他还是这个党委的书记。

这不，学“两论”的决定是以机关党委名义发布的。机关党委副书记宋惠现在执行的就是起草决定。起草就起草呗，反正是决定和通知一类的东西，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无所谓。

“那不行。我不喜欢花里胡哨的。”余秋里有多少文化？不知道，只知道他小时读过几年私塾，再后来上过抗日军政大学。但他能把一个个为他写报告起草文件的大知识分子折腾得纷纷“缴械投降”。

宋惠体会最深。大庆会战前线正式发出的第一个决定，不足450个字，却是他和余秋里磨了差不多一夜才最后定稿。

“我们正面临着会战——大规模的生产实践。在会战中，把别人的经验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我们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作风，闯出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列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油田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

“为此，部机关党委决定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都来学习这两个文件，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我们大会战的全部工作……”

1960年4月10日，大庆会战前线每个班组都得到了一份散发着油墨香的《战报》，在这份创刊的《战报》头版右上方，全文刊出了以石油工业部机关党委名义的《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共和国历史上掀起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其实不是林彪在“文革”搞的那种花架子，而真正的第一次群众性学习“毛选”活动，是在石油部，是在余秋里主持下的石油大会战的大庆找油战斗中。这是真正的一次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群众活动。它的形式、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可以同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史联系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是余秋里发明的一次管用的学习运动。后来大庆人和石油人常说的“两论”起家指的就是这个。

一场伟大而空前的经济建设，一场谁都不知道怎么打的世界级大油田开发战役，一场又在特别困难年代展开的特殊战斗，中国石油人在余秋里领导下，举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和分析问题、解决和处理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且始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标准并赢得伟大而全面的胜利，这在新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同样的例子。或者说，如果共和国的历史都能像石油人这样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依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那么我们不知要少走多少弯路，也不知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是不是已经进入了2050年时我们期待想实现的水平？！

历史无法设想，现实才是真切的。我们进行思考和某种参比，可以从中得出谁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为什么他能成为永恒的值得人民纪念的结论。

在一部并不完美的电影《创业》里，我们看到过大庆会战的干部职工们在荒无人烟的草原上、油泥斑斑的钻塔上、在低矮潮湿的帐篷内挑灯夜战学习毛泽东“两论”的镜头，让现在的小青年们看了觉得似乎很可笑和滑稽，但那却是真实的一幕——既不做作，又非形式。学习“两论”对当时的会战上上下下所起的精神作用和物质作用都是巨大而实际的。人们解除了对困难的恐惧，理清了对付复杂地下情况的思路，更增添了战胜艰苦条件和开发大油田的信心与勇气。

这绝不是空话。

在我们进入网络时代的今天，年轻的朋友们可以通过英特尔实现生活的虚拟化，也可以通过资本运作一天之内发大财，他们也许根本不信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先辈们靠一条拐杖和几支破枪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去饿着肚子走雪山草地？他们或许不信或许根本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要过好日子的时候有人却在红岩渣滓洞里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去抛头颅洒热血？他们很多人不明白他们的先辈为什么这么“傻”，“傻”到现在还在宁可自己不吃不喝也希望子女们上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在大庆采访的日子里，我被这个现代化的城市中的一幕所吸引和震撼：那便是一台台无法数清的“磕头机”——油井抽油机，它们每天24小时地在自己的岗位上不停地一点头、一磕头，几年几十年天天如此，但似乎谁也没有把它们当作一回事。该骂骂咧咧的照样骂骂咧咧，该对现实不满并张口脏话“操”这“操”那的依然大有人在。但是似乎唯独忘了他们身边的那些“磕头机”，忘记了是它们给予了这块富饶的土地和这个美丽的城市。

而从大庆回到北京后，当我看到一幢幢更高的高楼和立交桥、看到更加繁华的街道和更加如潮涌动的车水马龙时，我听的和看的骂声更刺耳，有人直着脖子喊着更高的“操”声时，我更强烈地想到大庆城内城外那些“磕头机”……

“磕头机”在干什么？为我们在输油——把地下源源不断的油输出来供大家生活和发财、幸福和快乐、憧憬和梦想。可是北京有几个人知道大庆那儿有5万多台40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地在为我们送来汽车可以转动的油料、做饭可以开启的液化气和身上穿得如此美丽的化纤衣料的“磕头机”？全国还有多少人知道40多年前中国北方的荒原上有一群饿着肚子、捧着两本“毛选”、用肩膀和流着鲜血的双手在为共和国的昨天和今天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人？

我想知道的人不会多过知道刘晓庆的人数、也不会多过知道“小燕子”的人数，更不会多过知道肯德基和麦当劳的人数。

以为我因此悲哀？不！恰恰相反，我坚信我写此作和我所歌颂的主人公绝不会如同几个时髦明星、几样快餐品牌那样昙花一现，过去若干年后再也不会有人提及。我叙述的事件和人物他们终将成为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的星星，他们在月夜和严寒的帐篷里手捧“两论”的情景也绝不比身家亿万资产的慈善家捐出百万千万那一刻所闪动的光芒低微什么、黯淡什么。

“两论”对几万石油会战大军而言，每一个人都可以写下一部感人至深的史书。这是因为，“两论”让困守在冰天雪地荒原的共和国建设将士们获得了一种信念和实现信念的指路明灯。

今天的大庆人曾不止一次如此自豪地告诉我：40多年来，大庆油田共相继有27个油（气）田总计1885平方公里的含油面积投入开发，建成年产原油5600万吨的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累计生产的原油占全国陆上石油总产量的近一半。特别是自1976年起至2001年，连续实现25年产石油在5000万吨的水平，创造了世界陆相非均质、多油层砂岩油田注水开发的最高水平。如此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靠的是什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油田历届领导带领广大职工，以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导，针对非均质、多油层砂岩油田的地质特征和开发特点，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科技创新，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符合油田实际的科学对策。”大庆人如此说。

文行此处，笔者想起了余秋里老秘书给我讲过的一则故事：1963年底，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大庆会战情况时说道，大庆石油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毛泽东听后有些惊异地问：“是哪‘两论’啊？”余答：“就是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笑了：“我那两本小书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作用大着呢！”余秋里说。

将军部长的感慨绝不是为了讨好毛泽东，他是从那场史无前例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伟大建设战役中涅槃后的有感而发。

难道不是？

有一个会议对那么多参加过大庆会战的人记忆特别深刻。这就是余秋里亲自主持的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技术开发座谈会。所谓五级三结合是参加的人员由小队、中队、大队、指挥部和会战指挥部这五级的干部、技术员和工人参加的会议。这是余秋里抓油田开发或者说抓经济工作的一大发明——他总喜欢发动群众——这个群众是多层面的、多层次的各类人员参加的“诸葛亮会”。“五级三结合会”后来在大庆油田建设乃至全国的石油开发工作中成为一种制度而被固定下来，直至今天仍被教科书般地沿用下来。

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油田开发技术座谈会三天时间，于4月9日至11日在安达火车站附近的那栋俄罗斯建筑的铁路俱乐部里举行。开始180多人，后来扩大到500来人。

那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诸葛亮会”。按照余秋里的要求，会场不设主席台，中间只放几张桌子，桌子不是为了领导而摆，而是为了摆放图纸所用和发言者能以图说事。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围着桌子而坐，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能说废话，但寻寻开心、活跃活跃气氛可以。这是余秋里的作风。

会场很不规范，这与参加的人员有关，大到部长，小到以前连局长都没见过的普通工人代表。但进了会场，人们发现所有的人都一样：会抽烟的可以随便抽，想喝水的随便倒。可以跟部长握握手，聊上几句闲话也没关系。胆大的偷偷从余秋里那儿要支“大中华”叼在自己嘴上。胆小的开三天会却没敢让部长们在自己的小本本上签个名。

“好了，现在开会。”主持人余秋里宣布。

既然是技术座谈会，专家们讲得自然更多一些。

先是摆问题。问题多啊！可最后大家认识达到了统一：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社会主义建设等油用是最大的矛盾。

接下去是由专家讲述如何开发油田问题。那专家就是有水平，一讲话又是图又是表的，在那儿比比划划，他们不少人戴着眼镜，上去一讲就像课堂的老师，这“构造”那地层，这浅层那深波，“学生们”竖着耳朵听着，耳朵不够眼睛凑上……可是，“学生们”听着听着，似乎越听越有糊涂。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不行！”突然，会场中央有人大喝一声。“学生们”定神一看：是部长余秋里。

余秋里低着头，板着脸，大步流星在会场空隙的过道里走着。当走到那张标着“红点点”、“黄点点”、“蓝点点”的地质图前，他停下脚步，强压怒气地责问一位专家：“你们凭什么说这口井是日产10吨油的高产井，那儿是很少出油的低产井或是没有油只有水的枯井啊？”

“这个……”专家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

“不行！”余秋里再一次大声喝道，“这样没有充分根据的仅凭主观意识来说事太粗了！老康你说呢？”

康世恩有些坐不住了，皱着眉头捏着下巴，连连摇头叹息着：“是太粗了！太粗了！”

余秋里猛地扯下一张地质图，又在会议代表的空隙间边走边大声说着：“不把地下情况搞清楚，光在地面上戳窟窿，我们吃这样的亏还少吗？同志哥啊，你们得知道，我们千辛万苦找到的这个大油田，一旦搞坏了，比川中不知还要难收拾多少倍呀！到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

方才还有人叽叽喳喳的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

那些技术人员个个后背直发凉。干部和工人们这回也领略了将军部长的厉害：“你们搞钻井的、采油的，都是指挥员派出去的侦察员，是去侦察主攻的对象，是地下的油层，因此必须把油层的孔隙度、渗透率、压力等各方面的情况侦察得清清楚楚，有半点马虎也不行！”

是啊，这部长可不比两年前刚来那会儿了。现今你想再糊弄他，那就等着他“不打肥皂刮胡子”吧！

“大庆油田，一个世界级大油田。这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了。可怎么开发这样的一个大油田呢？”余秋里收住话，用目光问在场的每一个人，没有人敢回答他的问题。

还是他来回答：“我看至少要先弄清楚这么些地下情况吧……”余秋里伸出那只右手，习惯地扳起指头：“你得弄清楚测井资料吧？得弄清楚岩石资料、储油层岩性资料、储油层厚度资料、孔隙率资料、透渗率资料，还有油层温度资料、油层压力资料、井口压力资料、产量资料、储量资料和生油层资料吧？这已经是十几种了？13种了嘛！”独臂将军如熟诵军事术语一样如此娴熟地数列石油地质专业，令在场的专家和勘探队干部职工代表感叹不已：乖乖，余部长什么时候也成石油专家了？！

“还有饱和压力资料、流动压力资料、油气比资料、原油性质资料、天然气资料和地层水性资料等等。”康世恩补充道。

“对啊，而每个大项下面是不是还应该有几个小项？”

“有。像原油资料下面就应该还要掌握它的比重、粒度、原始油气比、压缩系数和体积系数等好几项资料。”康世恩又补充。

“是嘛！我们每一个参加会战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都要把这些情况时时刻刻、千方百计地去想好掌握好。这是我们搞石油的人的责任！我们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就是在地下，我们的斗争对象是油层。这一点务必要牢记！”余秋里铿锵有力的话在那栋俄罗斯建筑里阵阵回**……

“岗位在地下，对象是油层。”余秋里又说了一句中国石油人的经典语。

“老康，你让李德生他们立即动手把需要掌握的地质资料和数据整理出来，越快越好，并且形成文件，发到每一个机台上。要大家照着它一项一项资料、一个一个数据给我落实，谁要马虎，谁就是对党和对人民犯罪！”余秋里的最后一句话说得特别重、特别严厉。

康世恩不等余秋里坐下，便站起来接上话：“余部长刚才的话非常正确。大家知道，油田的油层是在地下，看不见，也摸不着，它是一个巨大的、极为复杂的非均质体。因此发现油田之后，储油层的岩性和物性变化往往是评价油田的重要条件之一。这就更加要求参加会战的各探区对油层的每一个油砂体都要研究清楚，对比清楚……”

近500名参加“五级三结合会”的代表们一眼不眨地看着他们的部长，每一双耳朵都竖得直直的，生怕漏听了一个细节。后来有人把安达铁路俱乐部会议说成是引领新中国石油开发正确方向的“石油遵义会议”，这是因为在此次会议上根据余秋里的力主意见，后由专家组李德生起草、康世恩定稿的被日后的石油界奉为“石油开发法则”的“20项资料72种数据”的油田开发调查纲要。这一“石油开发法则”，用中科院院士、石油专家李德生的话说，它使大庆石油会战实现了“树立地质工作的科学态度”，“一切科学分析要建立在大量数据资料、大量事实的基础上”，“要做一个自觉的乐观主义，不做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从而掀起了一个取全取准各项地质资料的群众性活动。李德生说：“过去我们在工作中仅仅依靠很少数地质人员收集资料，资料与生产常有矛盾，工作中困难很多。有了这个会战技术规程以后，加强了党对地质工作的领导，掀起了以‘四全’、‘四准’为目标的群众性搞地质资料活动。‘四全’是：1.录井资料要全；2.测井资料要全；3.取芯资料要全；4.分析化验资料要全。‘四准’是：1.测量压力要准；2.油气水计量要准；3.各种仪表要准；4.各种资料样样准。”因而这一“石油开发法则”的确定和实施，使大庆乃至后来整个中国石油开发事业有了科学规范的技术依据和行动准则。

“那时候民主气氛真好。别看余部长脾气大，说话嗓门特大，但他对油田开发技术方面的问题又细到针尖尖的事都一点也不放过，就连康世恩、翁文波这样的大专家也被他追问得一愣一愣的。他对我们一线的技术人员意见又特别重视，他觉得在像大庆油田这样谁也没有经历过的大油田开发，来自实践和第一线的意见和经验是最宝贵和重要的，因此他格外尊重和注意倾听我们下面人说的话。如果我们说的十句话中有一句话他认为是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会盯着你不断追问，直到问得你水落石出方肯罢休。我们看部长这么亲切和民主，也就放开了胆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你一言我一语的，三个臭皮匠就凑出了个诸葛亮。”一位当年参加安达技术座谈会的当事者这番感慨万千的话，让我想起亲历了那个载入史册的“石油遵义会议”——

“会战的战幕已经拉开，每一项工作都不能马虎……”余秋里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以其炽烈的光和热，感染和影响着所有与他并肩战斗的将士们跟他一样腾起团团火焰。“总之，我们每个队、每个单位、每个人，都要有革命战争时期那种敢于冲锋陷阵、英勇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压倒的气概！”

瞧，那只空袖又开始“飕飕”生风，随之飓风雷闪，惊天动地。这是那些跟随余秋里南征北战的将士们最受感染、最受鼓舞、也最容易**澎湃的时刻！那一刻，独臂将军的一声令下，他们便会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安达会议的最后时刻，余秋里挥动着有力的右臂，一边走一边高声鼓动着。突然，他收住脚步，一转口吻，目光炯炯地向会场的四周扫射——“王进喜来了没有？”

蹲在边角一张凳子上的一位瘦弱黝黑、嘴唇干裂、胡子老长的中年男子瓮声瓮气地移动着身子，一副憨傻的样儿站了起来：“来了，余部长。”

“哎，真是王进喜哪！”会场上那些认识王进喜的人叫了起来。

余秋里笑眯眯地绕过脚跟前的几排人，走到王进喜的跟前，然后转向会场：“这就是王进喜，大会战中的第一个英雄，我们的王铁人！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叫王铁人吗？他来到这里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记录是多少。钻机没到时他带领队友上火车站干义务工。等钻机一到，没有吊车拖拉机，他领着队友人拉肩扛，硬是把钻机抬了上去，立了起来。为了工作，他连续五天五夜没离开井场，把自己买的摩托车用来跑配件，这是工人阶级的高度觉悟！房东大娘因此叫他铁人！这是一个非常光荣的称号。会战指挥部号召参战的全体职工都要向铁人王进喜学习！”

“向王铁人学习！”突然，余秋里挥起那只握紧的右拳，振臂高呼。

“向王铁人学习！”会场顿时一片口号声。

余秋里哈哈大笑，他所期望的目的达到了：被激动和感染的几个领导上前抬起王进喜，嘴里吆喝着口号，绕会场整整走了一周。本是严肃而紧张的技术座谈会最后结束时，竟然是众志成城、气氛活跃、斗志昂扬的热烈景象。

这就是余秋里。他是将军，他的指挥艺术里有个显著的特色是：每一场决定性的大战之中，他总是要培养一个甚至一批“跟我上”的冲锋陷阵的先锋。他一生坚持认为，一个民族要有民气，一支队伍要有士气，一个人要有志气。而要树立这三气，一要靠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往前冲的精神，二要靠有个好典型来带动大家。大庆会战中，余秋里一方面自己身先士卒，与会战干部职工们同在一线战斗；另一方面他抓住了王进喜等这样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了国家扔掉贫油帽子的先进分子和先进团队的榜样，从而使整个会战的千军万马，始终处在高昂的战斗情绪之中。

1960年4月29日这一天，会战大军的战斗情绪达到了**。由各路人马参加的“万人誓师大会”在萨尔图的那片荒芜而宽阔的草原上隆重召开。

原定是“五一”召开的誓师大会，康世恩在三探区检查工作时，见探区指挥宋振明他们已经提前把会场准备好了，于是请示余秋里是等“五一”开还是提前开。

“别等呀！开会本来就不是为了形式，同志们既然想早一天投入会战，那就开吧！”余秋里说。

通知下去，相距几百里的会战队伍的代表们，举着红旗、擂着战鼓，从四面八方向萨尔图中心会场处集结。那一幕，大庆人始终念念不忘：什么叫人如潮、什么叫歌震天、什么叫威风凛凛、什么叫盛况空前，这一天他们都看到了——

看，穿红棉袄包着羊肚毛巾的陕北秧歌队来了！

看，两三百人组成的东北“二人转”队伍来了！

瞧，骑毛驴、划旱船、踩高跷的也都上了……最引人注目的是由16个小伙子抬着的两米直径的一具大鼓，4个壮汉子使劲地擂动，伴随6个东北大汉擎着三尺直径的大钹而打出的成套鼓乐，声震天地，那非凡的气势，似乎一瞬间把荒原的千年沉寂一扫而光！

嚯，简直是一出万人的狂欢！万人的歌舞！

主席台上站的独臂将军看着台下红旗招展、拉歌声此起彼伏的场面，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站在他身边的戴着眼镜的一向文绉绉的康世恩显得异常激动，不停地用右手的食指抬抬眼镜，看得出，他敬佩余秋里这位“石油事业大导演”，更庆幸自己手下有这么一支斗志高昂、气贯长虹的战斗队伍。

上午十时许，在齐鸣的锣鼓和礼炮声后，余秋里健步走向麦克风：

“同志们，今天的大会是来自全国石油战线的各路英雄的会师大会，又是检阅我们力量的誓师大会！”将军的声音通过麦克风的扩音，以十倍高的声响在草原上回**。

“我们集中石油战线各个方面的精兵强将，进行大会战，就是为了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这标志着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因此我们要猛上！快上！坚决地上！”

“猛上！”

“快上！”

“坚决地上！”

整个上午，余秋里在台上不时挥动拳头，台下便掀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应。

总指挥部康世恩被深深地感动了，轮到他走向麦克风布置任务时，这位石油儒将竟然也像余秋里那样不断挥动起拳头，**无比地说：“同志们，英雄手下无难事，现在就看我们志气大不大、气魄高不高了！我们的队伍，是转战祁连山、昆仑山、天山和峨眉山的英雄好汉，打遍了长江和黄河之间，现在我们在这里会师。同志们，大好的时光，大好的油田，正是英雄好汉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干吧！”

“干！”

全场的各路英雄奋然起立，振臂誓师。

“会战检阅开始！”独臂将军并不因此想收住这激动人心的誓师场面，他又以独特的军事指挥家的高超艺术，将与会的每一个人推向表演的主角——而他则以一个老军人的风度，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注目着一支支钢铁队伍从身边走过……

身边，他的助手、会战指挥部的其他领导学着他的样，精神抖擞地站成一排，以同样严肃和神圣的注目礼，检阅着自己的英雄队伍——

啊，这个队伍看上去有些滑稽可笑，穿着也各不相同，比起整齐划一的解放军检阅队伍要差得多，但他们的精神斗志则一点也不逊色。瞧，最引人注目的队伍来了。哇，是五匹高头大马啊！那大马上面分别坐着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骑坐的马都由一个探区的领导牵着，他们是三探区的党委书记李云——他为王进喜牵马；副书记张云清为段兴枝牵马；副指挥孙文燕为薛国邦牵马……这就是闻名大庆、闻名石油战线、闻名全国的“五面红旗”。

“五面红旗”披红戴花，在五位领导人的引领下，骑在五匹大马上接受余秋里等领导的检阅，又在万众欢呼和簇拥下绕场而行……这一幕永远留在北大荒的记忆里，也永远留在那个时代的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当然也永远留在共和国建设的史册上。

誓师大会的最后一刻，余秋里又一次带领万人高呼：“向王铁人学习！”、“人人争做铁人！”

“轰隆隆——”一道闪电和霹雳，划破千里荒原。

1960年——人民共和国最困难的时刻，松辽大地上却响起了一声震撼世界的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