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行李和工具总算到了。大伙儿高兴得跳起来，一大早就上萨尔图火车站搬东西。指挥部的人说，没有车给你们拉东西，你们自己想法吧。这不算什么事。老薛他们连背带抬将工具和行李运到井场，下午大伙儿就把帐篷一支，行李还来不及打开，便开始忙着采油前的准备。哪知，突然老天变脸，一阵狂风刮来，并且越刮越猛，刚支起的帐篷，被卷起跑了好几十米。十几个人手忙脚乱去逮住帐篷，可就是敌不过狂风。
老薛火了：“我们到大庆是来干啥的？参加大会战的呀！可连顶帐篷都支不住，还拿什么大油田？”
队员们不言声了，憋足劲，说啥也要把“家”安住！十几人也不知哪儿添来的猛虎下山之劲。
“一二三！拉！一二三！拉！”
“一二三！拉！一二三！拉！”
狂风中，帐篷终于立住脚。这个时候东方已露晨曦……五天五夜，这是老薛他们上松辽的初历会战的日子。薛国邦是后来大庆“五面红旗”之一，南战北征的他，为中国石油事业鞠躬尽瘁，屡屡负伤积疾，现今他仍在大庆安度晚年。那天我说要采访他，大庆的同志说老人家肯定现在说不了多少话，限我采访他半小时。哪知我到他家后一谈起当年的会战，几个小时里老人家就没有停过话。
比薛国邦晚来几天的玉门石油大军中还有一个人更了不得。他一下火车，拔起双腿就奔到一片大草原上，“扑通”跪下双膝，用力抠起一把土，然后仰天大喊：“这下咱们可是掉进大油海里啦！甩开膀子干吧！”
这个中年男子，个头不高，说起话来，震地动天。他瞅着车站上人山人海的都挤在那儿不是找队伍，就是向接待处的人问这问那，便火冲冲地大步流星地跑到那个牛棚改的指挥部，也不问谁是领导谁是管事的人，劈头盖脸吼道：“我们的井位在哪儿呀！钻机到了没有？这里打井的最高记录是多少？”
顿时乱哄哄的指挥部里被这吼声震得静静的，人们回头一看：嘿，这不是玉门的老先进王进喜吗？
王进喜来啦？王劳模好！
大伙儿有人见过他，有人听说过他，这王进喜原来果真厉害啊！指挥部的干部和前来领东西接受任务的人都向他围过来。
“我是来问任务的，你们快告诉我吧！”王进喜瞪着三角眼，只对指挥部的干部说话。
指挥部的同志只好笑言相答：“王队长，你们1205队第一口井是萨55号，在马家窑附近。”王进喜一听，转向就出了那个牛棚。
“哎，王队长！让你们队的同志在这儿吃一顿饭，我们准备着呢！”接待处的同志在后面拼命叫喊着，王进喜像没听到似的，直奔他的队伍去了。
全队30多个人在马家窑井场住下后，钻机却没到，怎么办呢？第二天一早，王进喜冲大伙儿一挥手：“走，上火车站去！”
上火车站干啥去？
“帮着卸货呗！没看到车站上忙成这个样？”王进喜将鸭舌帽往额边一拉，跳上货车就干了起来。队员们没辙，谁让自己在全国劳模的井队呢！
王进喜和井队的30多名同志就这样，一到松辽便先当了7天义务装卸工。第九天，他的1205队钻机到了，全队人欣喜若狂，七手八脚便搬运起来。当时整个车站上只有4台吊车，成千上万的货物都在等待排队，轮到1205队还不知何年何月。
王进喜急得直拉帽子，问打过仗的指导员孙永臣怎么办？
孙指导员说：有一次他和战友们守高地时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跟敌人拼。
王进喜大喜：“对，我们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人拉肩扛也得把钻机运到井场！”说着，他就让大家去找棕绳和撬杠，自己又在车站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的，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解放”牌汽车。
这回齐了，王进喜让汽车倒到火车皮的旁边，架好跳板，于是全队37个人，你吼一声，我吼一声，硬是用了近一整天把几百吨井台的设备靠人拉肩扛从火车上搬了下来，然后又像蚂蚁啃骨头似的一点点往井位挪动。似乎现在读者们看我的笔下很简单，其实王进喜他们干这活费老劲了！你猜猜，光两台泥浆泵，每台就有7吨半重，4吨载量的“解放”被压得轮胎“吱吱”乱叫，那会儿超载不是什么事，而且应该说越超越有本事。王进喜他们就是靠这本事硬将自己队上的所有装备弄到了井位。这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经典作风。后来余秋里听到王进喜这句“经典语”觉得很好，就在大会上到处讲：咱们为国家找油田，就这么个条件，国家穷呗！等行吗？不行！那怎么办？就要学王进喜的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
话从部长嘴里一出，就是行动的命令了，就成战斗口号了。说多了，有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在嘀咕：这有条件要上没说的，没有条件也要上是不是有点违背科学规律啊？于是有人悄悄把这话反映到余秋里那儿。
余秋里一皱眉头，猛地一甩右手：这样吧，我们就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
OK！这就完整和科学了！其实在那个年代，即使说没有条件也要上也没错到哪个地方去。就像王进喜队上的指导员说的那样，跟敌人打仗子弹打完了，不也是属于“没有条件”了嘛！可人家战士用石头跟敌人拼去！那也是既可称没有条件也要上，也可称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里包含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发挥人的能动性的精神，一种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其本身就是在科学地争取条件过程，因此笔者不认为余秋里和王进喜他们最初的原话有什么缺陷，相反更真实、形象和生动。
王进喜是了不得！别人到萨尔图后看到人山人海乱哄哄的一片，也不知打哪儿干起，或者等着上面分配任务、安排工作时，他早把队伍和设备拉到了井位。第一口井5天零5个小时完成了钻井任务，而他本人5天零5个小时没离过机台。还记得他下火车后跑到指挥部吼着问领导那几句话吗？其中最后一句就是：“这里打井的最高记录是多少？”他王进喜奔的是要在大庆会战中争挑头战绩。1959年——也就是他来大庆时的前几个月，他的井队在玉门创造了年钻井71000米的全国最高记录。这个数字相当于旧中国有钻井史以来42年的总和。
你说王进喜了得吗？他在松辽出现仅短短十几天时间，就把几万人的钢铁大军震得全都对他又敬佩又羡慕。你看他整天一身泥一身油地没日没夜摸爬滚打在机台，受了伤、拐了腿，一跛一拐地照常在风雪飞舞的井台上冲锋陷阵。钻机刚转起来那会儿，附近没有水。王进喜一吼，端起脸盆就往水泡那儿去，一边端着水，一边拐着腿说：“余部长说了，我们来这儿是拿下大油田的，早一天拿下大油田，就早一天向毛主席报喜！没水就难住我们啦？呸！老子就是尿尿也要把井打了！”
房东赵大娘第一次见王进喜这样没命干活的人，感动得直对1205队的同志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一个铁人啊！”
“铁人？！这个名字叫得好！对，王进喜就是王铁人！我们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搞大会战，就得有千千万万个王进喜那样的铁人！向王铁人学习！”余秋里在一次干部会议时听说这事后，很受触动，于是经他这么一振臂高呼，“王铁人”的名字就传遍了整个松辽大地，后来又传遍了祖国大地。
没看出来？余秋里和王进喜都是天生的语言大师！他们的话生动——生动得每个字都似乎在你面前蹦蹦跳跳的；他们的话形象——形象得你不用作任何比拟就会听后哈哈大笑；他们的话有力——有力得能调动你全身的热血去沸腾、去燃烧！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是王进喜的话。
余秋里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把贫油的帽子扔进太平洋去！”
我在采访那些曾经与王进喜一起战斗过的同志时，他们给我讲的许多故事，让我认识了生活中真实的王进喜：他绝对是个“大老粗”，可又绝对不是个“大老粗”。他的语言和行为生动得不用导演。我们后来看到的许多关于王进喜跳泥浆池、振臂高呼“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那样的镜头，都是后补的——是周总理批准让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人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们与王进喜交流后，用不着多说几句，王进喜立马“进入情况”，且保证能令导演们满意。
王进喜的个人魅力、个人形象、个人语言，是在松辽的石油大会战中得到磨炼和开始完美的。能使这位中国工人阶级形象达到完美程度的“艺术大师”，既有会战生活的本身，还有便是余秋里等人的推崇。
余秋里22岁时失去了一条胳膊，但在他一生的工作和战斗中从来没有少过与他并肩奋斗、争取胜利的左右手。石油战线几十年，他得到了康世恩这样的左右手，还有就是他树立起的王铁人这样的标兵与标兵队。有过军旅生涯的人应该都知道，部队中还有一面旗帜，叫“硬骨头六连”。这面旗帜就是余秋里在军队工作时借以鼓舞指战员们学习奋勇杀敌、所向披靡、夺取胜利的一面旗帜。六连出名是在1940年余秋里担任八路军某支队政委时，那一次他领导的部队所属七团三营官兵们跟日本鬼子打得极其惨烈。为了保证大部队安全转移，六连在指导员张会田和连长的指挥下，几度击退敌人进攻，把日本鬼子杀得尸横遍野。小鬼子也急红了眼，靠着比六连多几倍的兵力，在山炮、机枪和掷弹筒的支援下，连续5次向六连阵地发起进攻。紧要关头，指导员张会田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跃出工事，一声“同志们，跟我上！杀啊——”战士们跟着指导员冲出工事，如飓风般地扑向敌人，杀得敌人溃不成军，而指导员张会田和许多六连官兵也壮烈牺牲了……余秋里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喊出了威震山河的“向六连学习！消灭小鬼子！”口号。“硬骨头六连”的名字从此在人民解放军队伍中传遍，直至今日。2004年5月，我专门到驻守在杭州的“硬骨头六连”拜访，在那个光荣的连队荣誉室里，我知道了他们是全军所有连队中荣获最多荣誉的“全军第一连”。毛泽东和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硬骨头六连”的珍爱就像对铁人王进喜一样珍爱。
独臂将军在他灵魂和精神世界里从不曾缺过胳膊。他余秋里一生树起的这两面旗帜就够我们亿万中华民族儿女好好学习和继承几百年几千年的。“硬骨头六连”所铸造的军魂和王进喜身上体现的民族魂，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余秋里对此功不可没。
罗斯福有句名言：政治家的作用，就是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个正确而明了的方向，并为之自觉奋斗。对此，有人总喜欢把余秋里归为那种善于发现典型、善于宣传鼓动的政治家。其实看看余秋里一生走过的战斗经历，我们会很难断定他到底是个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建设事业领导者）。因为他在这两种不同角色里都有非凡的业绩和贡献。
毛泽东欣赏余秋里也许正是他既能武，又能文。文武全才者，在高级领导者中不是很多，余秋里理当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二次来松辽时，余秋里是以会战工委书记的身份而来。既然是前线大会战的一员，他就不喜欢别人再用部长的规格来迎接他。这回他下车的地址不是上回的大同镇，而是“挥师北上”之前就定下的会战指挥部所在地——安达县城。100年前的1903年这儿虽是中国的领土，但俄罗斯人却远远多于中国居民。到1909年有记载的史料上说，当时安达的中国居民是7户，俄罗斯人则有75户。
不过余秋里带着他的石油大军来这儿时，安达已经与俄罗斯人的时代完全变了样，但这儿的建筑最像样的仍然是俄罗斯人建的。特别是那个并不大却很讲究的火车站及火车站旁边的那栋两层楼的铁路俱乐部，十分别致和突出。这些建筑在今天我去安达采访时，仍然感觉它的风采照人。
上世纪60年代的安达，俄罗斯人留的这些建筑几乎可以盖过安达小城里的全部风光。余秋里他们的指挥部没有设在俄罗斯人留下的那栋豪华建筑里，而是在距火车站一两百米的那个县政府财务局小楼里。安达县城再找不到第二处这样的中国建筑了。其实这小楼也是可怜得很，最多也就像北京城里我们以前经常看得见的那种烧锅炉用的临时建筑罢了。但当时的安达只有这个条件。会战机关的干部和科研人员一律住在民房。至于一线的队伍不用说了，能有间牛棚、马厩、帐篷住就算是天堂了。即便如此，对当地政府和百姓来说，这已经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一次，个别机关工作人员嫌自己住在牛厩里气味不好、虫子咬人，便嘴上带出了几句牢骚。余秋里听后勃然大怒，桌子一拍：“若在北京你发这么个牢骚，我会向你检讨，因为是我这个部长没当好。可是在这儿，你要再说一句这样的牢骚话，我就把你开出石油部！你看看四周：荒无人烟，有几个当地百姓？你想住什么？有牛厩住算是天堂了！”
余秋里后来没过一个月跟着队伍也从安达搬到了萨尔图。他跟康世恩等会战领导也住在马厩里。雨季里，大部长住的房间里竟然到处漏雨，秘书给余秋里挪床铺一夜挪动了六七次，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算了算了，我站着吧！看这雨滴还能把我淋成落汤鸡不？”余秋里在会战时有过这么精彩的一幕。
这一天，余秋里跨进会战指挥部的自己办公兼卧室时，一眼就盯上里面摆着的那张三人沙发。他的眼睛瞪圆了，一声高吼，便把行政处负责人叫过去狠狠训斥一番：“对你说了：会战的同志们住什么我就住什么！你把房间里的沙发马上拿走！立即拿走！”
行政处的同志吓得只好把沙发给了正在筹建的会战医院。
当下，余秋里向会战全线干部和机关发出一道“圣旨”：所有会战一线的干部和机关人员，一律“约法三章”：一、不准买卧车；二、指挥机关不准有沙发、地毯之类的高档商品；三、不准为领导干部建单独的宿舍。这三条“政策”实在太具体了，具体得令下面有些人想“灵活”也不知从何下手。于是大庆从1960年会战开始，一直到十几年后的1978年前，这个后来已经有几十万人的石油城，竟然没有一栋楼房！有人说都是余秋里“约法三章”给“约”的，赞成地说这种作风就该代代传下去，反对者说这样城市还有啥可发展的！但谁也不能否定一点的是：余秋里在会战时作出的“约法三章”实质上就是后来毛泽东号召全国学习的大庆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大庆会战和大庆油田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和上马的呢？现今40多岁的人都应该还记得，那正是我们共和国处在最困难的年代。三年严重的自然灾难，就是从1960年开始的。中央当时给大庆会战追加的经费是两个亿。两个亿能干啥事？现在造一栋并不怎么气派的建筑就得花两三个亿，可那时国家拿出两个亿去搞石油会战，这已是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的事了。余秋里不靠提倡这种“约法三章”的做法，四五万人每人多吃一口饭，多加一碗菜，也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把两个亿吃得精光，到那光景还谈什么大会战、找大油田？
“约法三章”其实是孕育大庆精神的第一把土壤。
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向会战大军吧：
翌日，余秋里乘坐那辆嘎斯吉普车，再度“检阅”起他的“挥师北上”队伍。这会儿从安达到萨尔图的沿铁路50多公里线上，余秋里所看到的情形让他吃惊万分：这是什么战场呀！到处是乱堆乱放的物资，绵延几十里人都无法插足！再看看会战的队伍：那些找到落脚点的支锅搭棚开始起火露宿，再仔细瞧瞧他们的生活：做饭用的是脸盆，吃饭用的是脸盆，洗脸洗脚用的还是脸盆——他们多数人全部的个人生活用品就是一只脸盆。有人讲究一点的，做饭用的是脸盆，盛饭则用头上戴的铝盔帽。那些不讲究的人干脆不洗脸不洗脚；那些没找到地方的钻机队，几十人几十人地排躺在露天雪地里做“冻肉卷”——用被子或毯子裹着身子露宿；再就是一些还在等待分配单位的部队转业官兵，则坐在铁道两边扯着嗓门，一遍又一遍地在那儿唱着有气无力的歌……
“我得到的总印象是，队伍上得很猛，地面、地下各种矛盾突出。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和复杂得多！”几十年后，余秋里在写自己的回忆录时，仍然对会战初期所见的一幕刻骨铭心：“铁路线上，每个站台都下人、卸货，铁道两边堆满了各种设备、器材、行李、货物。由于缺少起重运输设备，这些物资怎么也疏散不开。有些火车皮几天卸不下货，有些卸下的设备材料几天运不到施工现场。不到现场，很难想象会如此地混乱……职工们一无房屋，二无床铺。吃的也很困难，少粮缺菜，连锅灶、炊具都很不够，不少职工用铝盔盛饭，脸盆煮汤。施工现场没有工业水源，靠农村的土井连生活用水都保证不了，生产用水只能到水泡子里破冰取水。公路不通，电话不灵，组织指挥生产常常要步行。在这种情况下，职工队伍思想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干部对组织会战心存疑虑，有的担心靠石油部有限的人力、物力，能不能把这场会战打赢；有的到了现场之后，面对着艰苦的环境、困难的条件和种种非常规的措施、办法，感到这里的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埋怨会战不正规，不像个搞工业的样子。有不少同志怕艰苦，怕受累，挑工种，讲待遇。个别干部一下车，不管队伍，不问设备，不关心工作任务，先打听食堂在哪里。还有人干脆开小差，当了逃兵……”
更让余秋里预想不到的是：“对于油田地下情况，当时我们还了解得不多。长垣南部已经打了20多口井，经过初步分析，掌握了一些情况，但有些情况一下子还说不清楚……”
以最早出油的松基三井为中心点的南部战区，会战的队伍已经到位，可真要甩开膀子大干时，技术人员拿出的那些标着红点点、黄点点、蓝点点的图纸时，竟然连自己也解释不清到底哪儿该打生产井，哪儿该打勘探井！
“队伍开到了前线，敌人也就在眼前，却不知道仗怎么打！这是什么事嘛！”余秋里面对如此混乱而毫无章法的战役，真的感到有些束手无策。
这可怎么办？他把康世恩叫来。
康世恩也抓着头皮直嚷：“怎么弄怎么弄嘛！”
余秋里气得无可奈何，“嘭”地关上门，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在外面瞅着，谁也不敢上前去敲一声门，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个小窗口里冒出一股股浓浓的烟雾……
许久，门突然开了。余秋里右手叉在腰际，冲工委副书记吴星峰喊：“通知所有会战指挥部领导上我这儿来学习！”
学习？学什么？
“学‘两论’！”
“两论”？“两论”是什么？
“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你都不知道？”
噢，这样啊！
吴星峰猛然省悟，拍着脑袋转身去通知各位领导上将军这儿来。
那些处在一片混乱中的会战领导干部们被“请”到余秋里面前，他们不敢正视自己的部长，因为谁都知道他的脾气——“不打肥皂刮胡子”，这也是碰到一般问题时，眼下是大大的问题了！队伍乱七八糟到有点失控的地步……干部们只敢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将军那只空袖子——空袖子一甩，麻烦和噩运怕就轮到头上了。
奇怪，这回空袖子没甩呀，而是听到一个非常温和的口吻在说：“同志们，你们先放一下手中的活，关起门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用他一个星期时间……”
干部们抬起头，面面相觑，有些不敢相信。有人轻声问道：“那外面的事管不管了？”意思是说队伍乱成一片，就不去管了？
“不去管，让下面的人盯着。”余秋里一字一顿地说，“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把主席的这两篇文章学好、学透！”
这是前线指挥员们所没有想到的。居然在大战和恶战出现难以收拾的时候，他余秋里居然一改往日雷霆万钧的暴脾气，让高级指挥官们跟着他天天关上门静静地坐在小桌子和炕头上看起书来。
你瞧，他比谁都认真：每天必有半天什么人都不许去打扰，坐在那儿除了抽烟就是翻书，再便是站在窗口前久久沉思……另有半天，他便上技术人员那儿，盘着腿，听他们没了没完地讲，讲地质、讲钻井、讲取岩芯的意义。
干部们见这景况，也只好硬着头皮坐下来翻“两论”。开始时，大家脑子里依然是外面乱哄哄的情形，慢慢地，慢慢地乱哄哄的情形消失了，变成了一条条清晰的思路：是啊，这么大的会战，谁也没有经验。没有经验怎么办？不跟没吃过梨子一样嘛！咬上一口尝一下，不就知道梨子的滋味了吗？实践的意义原来就是这个理哟！这不，过去一直说松辽、说中国不会有油嘛！可我们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现了大油田？不就是用革命的精神和非常的手段嘛！在地质理论方面也是这样，靠的是从实际出发，重视大量实践、大胆探索才产生和证明了陆相生油的理论。在勘探方面，我们既学习外国经验，又不受外国经验之束缚，从松辽的具体地质情况入手，以最短的时间，打出了油，控制了油田面积。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战争中已经证明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和用最短时间、用有限兵力最大可能地达到战略目标的战术思想。中国的石油工业落后，条件和设备差，人少力薄，进行必要的大协作、大会战，不正是为了创造条件实现早日扔掉中国贫油帽子的伟大目标吗？是的，我们谁也没有搞过世界级大油田的开发，地上的和地下的矛盾错综复杂，而这么多矛盾应该怎么抓，抓什么？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解决好了这些矛盾，我们才有可能胜利实现会战的目的。
哈哈，毛泽东的“两论”原来都把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通过辩证法和唯物论，都给解释得一清二楚了啊！领导干部们合上书本，纷纷来找余秋里：“部长，我们现在明白了应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干的过程中出现了新问题又该怎么处理了！”
余秋里笑了：“你们说我们现在的会战怎么个干法？地上的问题和地下的问题怎么处理？”
干部们说：“得抓主要的。眼下主要的问题是要任务清楚，岗位到位。地上的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地下的情况掌握好了，地面上的问题才会不乱。”
余秋里笑得更爽了：“对头嘞！哎，学了‘两论’是不是觉得心里亮堂了许多？”
干部们说：“可不！前几天看着队伍这个样子心里着急，越着急心里就更乱了，这我们当干部的一乱，队伍就更乱了。哎，部长，你当年指挥打仗是不是也经常碰上这样意想不到的事？”
余秋里说：“那是。打仗的时候，瞬息万变，意想不到的事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指挥员就得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战略战术思想，才能做到无往而不胜。”
干部们开心地讨教：“那个时候你也学毛主席的‘两论’？”
余秋里乐了：“学毛主席的‘两论’是周总理在前些日子对我说的。他说大庆会战会遇到极大困难的，你们应该用毛主席的‘两论’，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解决好各种矛盾，才能夺取会战的全面胜利。”
原来如此！
好了，现在我们集中起来，开会！余秋里的空袖子又甩动起来。
开会的结果，会战面临的矛盾一个个被解开：
不是队伍混乱吗？那就先抓明确战区、明确任务、明确指挥者。于是，余秋里的麾下迅速呈现一个司令部、三个战区的战役布局。它们分别是：司令部，即会战总指挥部。总指挥康世恩，副手唐克、吴星峰。康不在时唐、吴代理。张文彬，负责总部常务工作，并兼管总调度室、工程技术室、规划室、钻井指挥部、运输指挥部、水电指挥部等部门；焦力人，负责地质室、采油指挥部、运销处、研究站等；陈李中、王新坡、只金耀、刘少男四人以陈李中为主，分别负责基建处、油建公司、工程指挥部、建筑指挥部、设计院；党务和行政机关方面，李荆和在吴星峰回部开会时负责党委全面工作，并管人事处、石油学院等部门；宋世鉴负责供应指挥部；杨继清负责保卫处、技术安全处等；宋世宽负责计划处、财务处、卫生处、行政处、办公室等；李镇靖负责党务日常工作和群众运动……
“司令部”——会战总指挥部，统一服从石油部党组。部长兼党组书记余秋里拍板一切重大决策。
三个战区：第一战区，以葡萄花、太平屯、高台子、升平杏96号井以南一线的南部地区，其工作由最先在此作战的松辽勘探局负责，李荆和局长和副局长宋世宽领兵；第二战区以杏树岗、龙虎泡杏96井以南一线北杏16井以北一线之南地区。由四川、青海局负责，李镇靖和李敬、杜志福、郭庆春等领兵；第三战区以萨尔图、喇嘛甸、林甸杏13井以北一线的北部地区，由新疆、玉门局负责，宋振明和李云等领兵——第三战区后来是会战的主要战场，惨烈的战斗和最辉煌的战果几乎都是在这儿产生，今天的大庆市就建在这个战区之内。
好了，指挥系统已建立起来。可仗怎么打呢？
去动员？去一个个钻井队挥着鞭子督促？这自然要的，但队伍分散在几百公里长的战线上，每个战区也有几十公里的范围，干部下去，到一线指挥当然必不可少。但所有井队、所有部门，都面临着吃没吃的、住没住的，如此情况下怎么个干法？
“部长，1205队跟其他的队不一样，他们一到这儿不是在等，而是自己想办法，钻机没到的那几天，他们主动上火车站当义务装卸工。钻机一到，他们立即自卸自运，把几百吨的家伙，硬是靠人拉肩扛弄到了井场！”身材颇为高大的三战区指挥宋振明向余秋里举手反映一个情况。
“这个好嘛！他们的队长是谁？”余秋里最爱这样的有自己脑筋、敢于在困难面前不畏惧并冲锋陷阵的队伍。
“王进喜。”
“王进喜？”
“就是在克拉玛依跟1202队队长抢话筒打擂的那个！”张文彬说。
余秋里拍拍脑袋，哈哈大笑起来：“噢——是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