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我说不准，或许半年……也可能一年、两年……”
余秋里一听就火了，拳头猛地砸在桌子上：“扯淡！等你资料收集齐了，人家钢铁大王都已经把英国美国赶超了。我们还干个鸟！你这叫动摇军心知道吗？油都喷到天上了，这是最好的资料，亏你还是个总地质师呢！”
李德生大汗淋淋。
康世恩在一旁对生产一线的干部们挥挥手：“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战场已经摆开，不能有任何动摇！”
两位军人出身的指挥官深知决定了的事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就实现不了战役意图。
余秋里见川中战局已布置就绪，便对康世恩说：“老康，看来我们得抽出时间专门关注一下东北那边的事了。”
康世恩频频点头：“我也这么想。听说地质部那边已经有了不小的进展。”
余秋里一听又来劲了：“是吗？既然这样，咱们也得赶紧动作！小平总书记不是指示我们千万要注意做好战略、战术和战役三者之间的关系嘛！川中会战可以说是我们今年争取拿出产量赶指标的战役，而玉门、克拉玛依和柴达木三个主力油田生产基地是我们只要采取有效的战术就能抓稳产的地方，东北松辽则是我们今后有可能搞到大油田的战略方向。与战术和战役相比，战略对我们石油工业发展更具有关键性意义。走，立即回北京研究松辽的问题！”
早期的找油，有点像瞎子捉迷藏的味道。浩浩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千把台钻机、几万地质队伍就像天上撒下几粒芝麻粒儿，真可谓微不足道。但不管是瞎子捉迷藏，还是天女散花，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要在自己脚下开出“哗哗”直冒的大油田，既是做梦也在想的愿望，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还有便是国家安全的紧迫需要。那会儿美帝国主义刚在朝鲜战场丢了面子，仍不甘心，便不断借台湾小岛上的蒋介石残余势力，在我东南沿海进行捣乱和挑衅。毛泽东决意要给美国人和“老蒋”一点颜色看看，金门一带变得战局十分紧张。现代战争，特别是海战，舰船和大炮离不开用油。余秋里虽说已离开军队，但老帅和国防部的统帅们时不时地询问他：油找得怎么样了呀？这无疑给将军部长增添了很大压力。这种压力是石油部门的一般干部和普通职工体会不到的。
余秋里承受的压力还在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大跃进”的政治压力。
“干脆，今年的钢铁产量比去年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嘛！”余秋里在川中刚刚安排好战局，欲求本年度力争完成好国家交付的年度石油计划，而毛泽东此时又在北京下达了这一新指标。
石油部长叫苦不迭：本来李人俊代表石油部党组在中南海向毛泽东和全国人民喊出的“一吨钢一吨油”还可能有点儿戏，这回毛泽东又把钢铁指标“翻一番”了，不等于要他余秋里命嘛！更严重的问题是，那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全民炼钢铁”狂潮，已经刮到连搞石油的人也不得不放下手中的钻机与地质锤的地步了。
余秋里回到北京，见自己的石油部大院内烟雾弥漫，人声鼎沸。一边是一群机关干部架着几口大铁锅说是在“炼钢”了，“原料”来自各家各户包括机关后勤处那儿搜集上来的一些破铜烂铁，甚至是做饭的锅、烧水的壶；一边是勘探司的人在后院搭着几台像食堂灶台一样的人造炼油炉……真是好不热闹！
“炼了多少钢水出来啦？”余秋里眯着眼，走到“炼钢”同志那儿问。
炼钢者皱皱眉头，踢了踢甩在一边的几块像马蹄形的铁块，胆怯地：“部长，就这么点儿，可我们已经几天几夜没休息了……”
余秋里又皱着眉头走到“人造油”炼场，问：“搞出几滴油了？”
炼油者提出一个铁桶，不好意思地：“部长，我们可没有马虎过，这玩意儿它不怎么出油呀！”
余秋里脸色一板，站在大院内吼道：“你们听着，立即给我把这些破破烂烂的玩意儿统统扔了！有力气就给我使在找油上！以后谁再吃饱了撑着干这些玩意儿，我就把你们赶到玉门、赶到青海去！”
石油部大院顿时重新变得清净和干净了。
但有一位干部被余秋里叫住：“鲍副主任，你躲什么呀？”
办公厅副主任鲍建章被余秋里抓住了。这位老红军只好苦笑着走到余秋里面前：“余部长，你有什么吩咐？”
余秋里瞅瞅四周没有人，便悄悄问道：“我上次让你种的小麦怎么样了？”
鲍建章瞪大眼睛：“你真让我种麦啊？”
余秋里一听就火了：“你以为还是假的啊？”
鲍建章喃喃道：“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
余秋里的空袖子一甩，扇出一阵风来：“谁跟你有闲心开玩笑！告诉你鲍建章：你不仅要给我种上几亩地，而且还要严格按照人家的先进经验，该怎么施肥，怎么中耕，怎么深翻，你一样都不能少！尤其是那个密植。别给我搞稀里马虎的。”
鲍建章一脸苦相地：“余部长，你到底想干啥呀？我弄不懂嘛！”
余秋里两眼盯着眼前的这位满身枪伤、走过雪山草地的老红军战友，对天长叹一声：“我要是弄懂了还叫你种狗屁麦田嘛！愣什么？没听懂？那我就再告诉你：人家不是报纸上天天在说，人有多大胆，地就能产多少粮吗？我倒要看看到底一亩地能产多少斤粮食。我们不亲自实践一下，怎么可能知道到底能产多少粮嘛！”
原来如此。鲍建章恍然大悟。
“好，我立即组织人员去农场播种。然后再把收割的产量告诉你。”鲍建章终于认真起来了。
这就是余秋里的作风，什么事不实践他不相信。实践了是熊是狗，你再要他指鹿为马就是砍他的头也做不到。
这事还真让余秋里碰上了。不久，有一次余秋里参加中央会议时，在休息室的走廊里，冷不防有人在他身后叫住他：“余秋里！”他转过头一看：哟，是毛泽东和几位领导人正边聊边向他走过来。
“主席。”余秋里习惯地举起右手敬礼后上前与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和蔼可亲中带着几分威严地说：“刚才我们几个在议论一件事。你说说，这个粮食高产，到底一亩能不能打一万斤呀？”
余秋里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在当时要回答好这样的问题可得有“艺术”，何况是在毛泽东面前。人民日报把河南、山东等地粮食亩产“万斤”、“十万斤”的“卫星”上了头条新闻，有的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哩！你说怎么回答？但余秋里就是余秋里，他的心里“咯噔”一下之后，立即恢复了正常心律，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主席，我是庄稼地里长大的，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亩地能产一万斤的。”
毛泽东的眼角往上挑了一下，没有说话。倒是旁边的一位领导人对余秋里说：“你没见过，不等于产不出来。没一万斤，6000斤会有吧？”
“瞎扯！”余秋里心里骂了一句这位放“卫星”出名的领导。什么6000斤一万斤的。余秋里是打仗出身的将军部长，在战斗上的每一次激战或者迂回战，都是与敌人你死我活的较量，因此他养成了干什么事不能掺半点假的作风。此刻他心想：一亩地能产多少粮，我余秋里知道，前面提到的他为啥让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鲍建章那么认真去种麦子？余秋里要的就是看看到底能不能产“万斤粮”。老红军鲍建章后来理解了部长的心思，于是在东郊和北郊两个农场分别种了两块麦地。北郊的那块麦地完全按照当时被一些地区吹得神乎其神的所有“革命技术”，又是深翻土地，又是狠施基肥，更是拼命地密植……可最后长出的麦穗像狗尾巴草似的可怜样儿，让人又气又好笑，不仅没有出现“万斤粮”的奇迹，而且几乎是种子粮都没有收回。东边的那块麦地是按照余秋里的指示，请了一位老农当顾问，按照农民通常的种植习惯，小麦长势硬是不错。收割时，余秋里亲自到场，命令颗粒归仓，最后过磅一称，991斤。“努把力，1000斤，甚至再多一点是有可能的。”那位老农事后对余秋里说。
余秋里干事就这么认真，蒙他或者让他对不了解的事胡说一通，杀他的头都难做到。
换了平时，按余秋里的脾气，真要和那个信口雌黄的爱放“卫星”的领导争执起来了，但毛泽东在场，余秋里强压脾气，他像当年打仗回来向首长报告一样，极其认真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我家祖祖辈辈种地，我知道一亩地能打几百斤粮，就已经不得了啦，要是一亩地收割一万斤，那农民的屋里哪放得下那么多粮嘛！”
毛泽东笑笑，不说话，低头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回过头像下达命令似的对几位身边的领导同志说：“一万斤也罢，6000斤也罢，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田用铁丝网包围起来，再派上解放军站岗放哨，收割时也让解放军收割，然后过秤，一秤一秤地过磅，是一千斤就一千斤，是一万斤就一万斤！”
余秋里当时觉得毛泽东的做法对，要不谁都在那儿胡说八道地乱放“卫星”。但毛泽东这么严厉的措施没有人落实下去，而他本人是不是真想这么做也不得而知。有一点是知道的，他毛泽东此刻最想要的是把人民群众搞社会主义的热情充分地调动起来。这热情后来确实几乎是百分之百地调动了起来，甚至差点把整个中国都烤糊了。
别人的事没法管。这时的余秋里想：自己部门尽快多搞点油出来比什么都强。
5月27日，在他主持下，石油部党组作出几项重大决策：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银川石油勘探局和贵州石油勘探局。这样，就全国的石油布局而言，基本实现了邓小平年初确定的战略转移目标。这其中后来对中国石油工业产生决定性作用的要算松辽石油勘探局的成立。这是后话，现在我们跟着余秋里的目光一起关注四川的战场吧。
大将军余秋里给我们玩了一个战略家的游戏，他这回没上“天府之国”，而是搭上飞机去了西北那个人烟荒芜的玉门。将帅毕竟是将帅，在考虑战略时的高明之处终有其高屋建瓴的思维方式。四川方面刚刚布置完毕，千军万马调向“天府之国”时，余秋里的目光已经转到了西北正在担负国家石油生产主要任务的玉门和克拉玛依油田。
此时此刻，北京城里的毛泽东已经连续不停地向政治局的同志讲“破除迷信”的问题，同时又提出了著名一时的“插红旗拔白旗”的“反右倾”号召。
余秋里出北京前暂时让秘书把毛泽东的这些讲话精神材料放进了皮包，他现在的全部心思是尽快地早一眼看到被朱德元帅称为“中国石油摇篮”的玉门油田。
玉门油田在50年代中期太出名了。几乎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国家对玉门油田关爱有加。毛泽东、周恩来对玉门油田有过数次专门的运筹与谋划。1952年2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签署了一道特殊命令——
……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第五十七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业第一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
在毛泽东的这份充满**和期望的命令下，五十七师8000名官兵在师长张复振和政委张文彬的带领下，随即成建制地奔赴石油战线。“石油师”的光荣名字和光荣传统，几乎占据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主要光荣和历史。如今依然在北京健康生活着的原“石油师”政委张文彬老人，经常拿出一张几十年前他和战友们接受毛泽东主席改编命令时的老照片，十分自豪地扳指头数着从“石油师”成长起来的部长级领导干部的名字：除他本人外，还有宋振明、陈烈民、李敬、秦文彩……而当时“石油师”的官兵基本上都分配到了玉门油田。那时的玉门就是新中国的“工业圣地”，吸引了大批优秀社会青年和支边人员前来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首批进口的汽车、拖拉机、无缝钢管等大批设备器材，更是源源不断地运抵玉门……沉寂几万万年的祁连山下，成为全中国人民向往和瞩目的地方。像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开国元勋先后到过玉门视察。1958年7月，余秋里上任不到5个月，在安定四川战局后，与康世恩等人来到当时占全国产油51%的玉门油田。
将军部长第一眼看到玉门油田时就非常激动。行程的一路上问遍了康世恩无数问题。作为新中国接管玉门油田的“钦差大臣”，康世恩更是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地向将军介绍了玉门的全部历史和现状——
玉门位于祁连山北麓的山腰地带和山脚的戈壁滩上，西距玉门县100公里，东距酒泉市80多公里，海拔2500米。与万里长城西端终点的嘉峪关城楼遥相呼应。早在1600多年前的西晋时，祖先就发现这里有石油。古文献《水经·河水注》记载：“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水肥如肉汁，取着器中，始黄后黑，为不可凝，燃之极明，与膏无异，但不可食……谓之石漆。”以后各朝代也都有石油的记载。清末名将左宗棠坐镇酒泉时，曾派人去玉门取油样送往法国化验，证明油质十分理想。但当时条件不具备，无法开采利用。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石油事业的开山鼻祖翁文灏及他的弟子、“中国陆相生油论”创立者之一的谢家荣到甘肃玉门考察后，才真正开始了玉门石油的开采工作。20世纪30年代，在翁文灏安排下，中央地质调查所地质师的孙健初3次来到玉门考察石油。1937年10月，孙健初在西北试探队队长史悠明的引领下，从酒泉向西行进，相继在玉门县几个地方考察，结果在一条名曰“石油河”的老君庙一带见有几个农民在河里捞油。这让孙健初他们大喜，“玉门有油”，很快报到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这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是一位与邓小平同龄同乡的四川人、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专业（北大首届地质专业毕业生总共才有4名学生）、从瑞士伯尔尼大学留学回国不久、年仅34岁的著名大地地质构造学家黄汲清（黄后来是大庆油田的最主要发现者之一，名列李四光之后）。瘦小的黄汲清一听“大胖子”孙健初的报告，欣喜若狂。因为他接手中央地质调查所后，所里捷报频传，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挖掘工作刚刚完成，玉门又发现大油田，能不让这位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科学技术专业部门的年轻领导者高兴吗？黄汲清迅速将玉门的消息报告了时任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翁氏听后大喜，连忙向“蒋总裁”报告。哪知此刻的“蒋总裁”根本没有工夫管这类事。“九一八”事变，弄得他焦头烂额。说蒋介石在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一心就想投降，似乎不太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开始确实也想“娘稀匹”地跟日本人干一场，他甚至命令“外交部长”顾维钧想法争取内外力量与日本人“抗争一番”。顾外长接受任务后，在国际上到处找“朋友”联络，但“朋友”不够意思的占多数。顾维钧只好把目光转向国内。那时东北三省吃紧后，关内的中国整个局面都出现了能源的严重紧缺。顾维钧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面以“顾少川”的名义，串联财界巨头周作民，组织了一个“中国煤油勘探公司”，以求一线希望。而顾的公司虽不乏财力，但却缺少技术，于是找到黄汲清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国家存亡大事。黄汲清便与政府实业部国煤救济委员会委员、勘探队长史悠明商议。
“既然玉门见油花了，那就干吧！”史队长倒是个痛快人，说，“过去你先生想和我干也干不成，现在财神爷给拨钱了，时不再来呀！”
于是黄、史二人商定，组织一个以“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共同携手的混合普查勘探队再往玉门一带进行普查工作。
就这样，1937年10月，孙健初带领队伍再次赴老君庙，并在冰天雪地里苦战6个月，全面彻底查清了这一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出油了！当“孙胖子”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他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啊！
这事也难住了远在南京主持调查所工作的黄汲清。他急步跑到翁文灏那儿求助，翁对他说：“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一点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呀，有一个地方有钻机呀！黄汲清突然脑袋一拍，兴奋地跳起来：“我听严爽（另一位地质学家——笔者注）说过，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灏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另一回事！”
急脾气的黄汲清嗓门大了：“试试再说呗！”
“那就试试吧。”翁文灏说。
几天后，翁文灏专门前往汉口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会晤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当即表示：同心为国，决无异议，同意拆迁。并指派汉口八路军办事处主任钱之光具体办理，后由中共驻陕代表林伯渠亲自安排，陕甘宁边区的延长油矿派出钻井工程师等15名技术骨干，两台“顿钻”钻机，还包括两套锅炉和汽轮机、12根套管，还有钻头、钢丝绳等物资共30余吨，由武装的八路军一路护送，辗转运到千里之外的玉门老君庙地区。钻机一到，工人们就开始日夜奋战起来，并于1939年8月26日打出了第一口冒油的井。苦于为资源走投无路的国民政府上下大喜，连蒋介石都当众说：毛泽东也是做过一些有益于民族的好事嘛！高兴之余，蒋介石还批准了经翁文灏提名的玉门油田领导成员，任命著名实业家孙越琦为总经理，严爽为玉门油矿矿长，金开英为玉门炼油厂厂长。这三人中，金开英后来到了台湾，成了“中国炼油第一人”。严爽成为中国石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而孙越琦则成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值得人们尊敬的重要功臣。
“这么说，在我们石油工业史上，也有很精彩的一段国共合作历史啊！”余秋里听到这儿，不由舒心一笑。随后又问康世恩：“哎，说说当年你接管玉门油田时是啥情形嘛。”
康世恩深情地回忆道：经过解放前11年的建设，我们奉彭总司令之命，于1949年9月28日正式接收玉门油田。当时玉门的原油年产能力8万吨，炼油厂年加工能力10万吨的规模，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产量最多、工艺技术最为领先的现代石油矿厂。有职工4000多人，大部分人对石油勘探和开采及炼油技术颇为熟练。国民党政府对这块“肥肉”是不会轻易送给我们新中国的。在我们接管前夕，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的马步芳对时任油矿经理的邹明不断施加压力和威胁，要求他做好破坏油矿的计划。邹明一想，这怎么行？玉门油田为国家和抗战作了多少贡献不说，这真要把油田炸了，几千名职工咋个活法？他不干，于是决定团结广大员工进行护矿守矿。这个时候，我军在彭德怀大将军的直接指挥下，加快前进。余部长你的老战友、第三军军长黄新廷率领的机械化装甲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9月25日上午到达矿区，才使玉门油矿免遭破坏。黄军长他们解放玉门油田的第三天，即9月28日，王震司令员就向朱德总司令建议并获得批准，我就奉彭德怀司令员的命令做了玉门油矿军事总代表。
“那时你34岁对不对？”余秋里以欣赏的口吻问康世恩，“你算是我们新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领导干部之一了！”
康世恩推推眼镜，谦逊地：“不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嘛！”
余秋里有问不完的话题：“听说当时玉门有个‘四五事件’，是怎么回事？”
康世恩说，是，这是我接收玉门后碰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四五事件”说的是玉门油矿过去按照惯例，都是每月的第一天发工资。可是1949年4月这个月到了5日，工人们还没拿到工资，大伙儿一打听是油矿当局扣下了不发。工人们就火了，一批炼油工人闯进油矿办公室，怒打了当局一位代理经理，当时总经理邹明出差在上海。事后，有19名工人遭酒泉警备司令部逮捕，其中3人开除公职，4人判有期徒刑。“四五事件”就这么出来了。玉门一解放，我们接收油矿后，工人们就强烈要求重新处理这件事。我和军管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通过在全矿开展“谈身世，吐苦水”的阶级教育活动，并彻底为“四五事件”平了反，工人们的积极性异常高涨。油矿迅速恢复了生产，而且越干越好。有一次矿上一时现金出现了周转困难，该到给工人发工资时，矿上的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这事被彭总知道了，他立即找来后勤部长黎化南问道：“你手里还有多少银元？”黎部长说：“总共只有5万元银元。”彭总说：“全部给玉门先送去！他们那儿着急要给工人发工资呢！”第二天，这些钱就送到了玉门。